女仆及其主人

三月 30th, 2014

列维纳斯

1

艺术活动让艺术家意识到他不是其作品的作者。在日常的活动中,有效的因果性把工匠和他的产品模糊地联系起来——同时可以让人评价他所使用的材料的各自的作用,他所追求的目的,以及他所从事之事业的形式的、合理的必要性。但在艺术家的情形里,有效的因果性服务于一种彻底贯穿了它的召唤。它服从神秘的声音,声音是神秘的,因为它不能和正常合作中听到的声音相比。它被一阵阵弯曲其推进之直线的召唤所消耗。

这种对人类因果性当中的一个来外干涉的意识,这种由来已久的灵感经验(或许,《等待·遗忘》[L’attente L‘oubli][1]就在它上面敞开),这种让艺术家欢乐地臣服并被当今的这么多乐观的艺术哲学宣称为自我之超越(虽然瓦莱里为之感到羞耻)的经验,在如下问题的光芒中获得了一种例外的重量。热情或镇定潜藏在一切活动的深处,包括意识和语言的原初活动吗?思想不是忍受着一种比它自身更加深刻的谵妄吗?语言——它宣称是行动和本源,是决定的词语,是结束和打断的可能性,如果有这样的可能性——不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被动性,不是一个既没有开端也没有终结的古老故事的重复,不是一种无人称的深深的躁动,只能被感觉激起一层表面的涟漪吗?

超自然在西方的思想和习俗中落得的坏名声并不影响灵感的神秘。不久之前,一个人还可以在诗歌作品中区分两个部分:理智的部分,其意图的主人,它属于控制其想法的思想者,或许没什么意思,但无论如何不可剥夺;以及最好的部分,天才,精灵,缪斯和无意识的部分。超现实主义,不论多么大胆,它所提出的不得不从有意识的思想中释放的自动书写的理论,仍属于那一阶段。但它因此承认,灵感拥有一个强大的,不得不被提前催眠的敌手。在布朗肖的《阿米拿达》(Aminadab)中,托马被拴在了一个同伴身上,他是那个同伴的囚徒,或者那个同伴是他的囚徒。所以,在《等待·遗忘》里:“他开始在她所说的东西的一边,并且,可以说,是在背景里,听见……和她所说的东西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其他词语。”(25)[2]仿佛人,因为同一,而变得双重——仿佛意识,不管它的自由,实现了一种它从未采取的功能。

“但一切仍未改变。”(29)他者只是同者的一个重复,并且,他者的言语应和着最初的言语,而不管它的差异。荒谬中心的荒谬:意识的疏离不将它从自身中解放。没有什么非凡的事情发生。语言被迫在它所开始的原初条件下继续。它朝向外部的运动,因最初的那些词语所暗含的,每一个新的词语所静静地带回的监禁,而永远地瘫痪着。上帝已从世界中撤离,或上帝已经死了的想法,会是那种在无限的变异中增生并扩散的单调的表达,是一个无法在其同一性内部静静地待着的“我”的表达。“它是无尽的不安。”(40)布朗肖的作品试图解开无意义的双重纽结,那种之前未曾表达过的同一者的怪异,它像一个癌细胞一样开始增殖,除了重复和同义反复就不生产任何东西。“仍有相同的光吗,哪怕已是黑夜 ?”(35)

在这部作品里,我们的已然失去了言说能力的世界之命运,处于危急的状态。“让我有可能对你言说”:这是统领《等待·遗忘》的第一部分的符咒。一个人再也不能言说,不仅是因为那外来的混合物,而且是因为贯穿对话本身的同义反复的节奏——因为低沉的翁鸣立即封闭了交流的敞开。仿佛一切,从无法追忆的时候起,就结束了。言说,书写,是试着砸开永恒的确定性;但话语拥有最后之词吗?那不是属于这个话语所完成的,并且已经监禁了这个话语的存在论行为吗?词语变成了存在,存在不以其离散的意向来指称。“她真正地言说,只是不在她所说的东西里。”(36)“他们总会在那里交谈”,另一段重要的文本写道,“那个他们再也不在那里的瞬间。即便他们知道他们总会在那里谈论这样一个瞬间,他们也认为没有什么比永恒地召唤永恒的终结更值得的了。”(35)一个人如何能够摆脱这样的循环,除了通过表达摆脱的不可能性——除了说出不可表达者?诗歌,自行地,不是出路吗?布朗肖因此会反对黑格尔的教条,即艺术自古代终结以来就已经死亡,它在中世纪服从宗教,在我们的时代服从哲学。这当然不是对技术时代之乏味散文的某种崇高的反叛。它是一种大胆的思想。布朗肖挑战看似不可置疑的论断,即某一种语言是意义的特殊传送者——它是意义的开头,中间和结尾。意义,为了建构一个符合逻辑的话语,依赖于某种建立在一定语法之上的命题秩序吗?或者,意义让语言爆炸,并让它在这些破碎的片段(语法,在布朗肖那里,安然无恙地出现!)中有意义,但已然在精神和事实上不等待任何随后的阐释了吗?《等待·遗忘》否认(布朗肖作为文学批评家所遵循的)“不断言说”的哲学的阐释语言,否认其作为一种终极语言的尊严。在散漫地表达对话语的不可能之逃避的诗歌话语之外,寻求聚集的逻各斯,就是阻断连贯的话语藉以宣告(同样也谴责并因此超越)自身的敞开。那么,一个人不是能够更进一步,并认为连贯话语的假定再也不能反驳言语想要说出的东西了吗?或许,我们把艺术和诗歌的名称错误地用于那个例外的事件,那种至尊的遗忘,它把语言从一种奴役状态中解放了出来,而这种奴役状态是语言相对于被说出者自身维持的结构而言的。或许,黑格尔在艺术上是正确的。关键的东西——不论它叫诗歌还是别的什么——在于,一种意义能够在黑格尔的封闭话语之外给出自身;而遗忘了那一话语假定的意义就成为了“故事”。

2

布朗肖的本然的文学作品首先给我们带来一种新的感觉:一种新的“经验”,更确切地说,皮肤擦到物体的时候一种新的刺痛感。它在这个切实可触的层面上开始——旅店房间,厨房,门厅,窗户,墙——其中的空间因它的透明而沉重,“在不施加压力的时候施加同样持续的压力”(31);回音透过那个空间渐渐消失,并且在一种沉默的边缘不断地渐渐消失,它从那样的沉默中产生,就像一阵起初和沉默融为一体的遥远的低鸣:“在一种最初的空无开始的地方,一种让故事开始的强有力的拒绝”(22);遥远而陌生的事物充满了它们的无意义:一杯水,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扶椅——被驱逐的,抽象的;两个被还原为言词记号的初到者之间展开了一场透明的对话,一种未被言说的理解——对谈话者而言没有神秘,只因它的空洞而显得隐晦——在他们之间悄悄滑过。总是那种侵蚀的颠倒的谈话——侵蚀在事实上什么也没有的地方发生。“空无的不计其数的寓居”(54),如同一种迟钝的痛苦的增长,虚无的秘密的、缓慢的肿胀。虚无的努力,以及,可以说,其劳作的方式,绷紧了,“发生”了,避开了其空洞的同一,“声音在无边的空无中回响,声音的空洞和这些空洞位置的空无”(18-19)。盛行的沉默不停止翁鸣的声响。它已从墙的另一边到了这里,任何的否定也不能让这喧闹沉默:另一个噪音不是和这边刚被还原为沉默的噪音一模一样吗?他们是为了听见它才试着保持安静的吗?他们试着说话是为了听见“向着自身返回的同一个词语”(38-39)吗?“古老的词语想要再次在那里而不言说……一个没有踪迹的传言……不在任何地方游荡,在所有的地方栖居”(13)。“再一次,再一次行走并且总在相同的地方——另一个国度,其他的城镇,相同的国度”(14)。语言被关闭了,如同那个房间。“他们在那个封闭的地方如何地窒息,他们对彼此说出的词语除了那样的封闭就再也不意味着什么。她不是一直这样说:‘我们被锁住了,我们绝不会从这里出去’?”(28-29)词语一个接着一个,打断着之前的一个。他们从不停止离开:“贫乏的房间……我在你里面生活了那么少。我不是正待在里面以抹除我待过的所有痕迹吗?”(13-14)一种永恒的在场;同义反复或重复的永恒。

3

“有一扇他没注意到的门吗?在那里的两个窗口旁有一面光秃秃的墙吗?”(35)有可能出去吗,或者相反,有光看似照亮了这虚假的旅居吗,一个人对情境的意识在语言所玩弄的同一场无尽的游戏里迷失,而不抵达任何的我思吗?诗歌的语言将在墙上打开一个缺口,保护自身不受那一突围的碎石伤害,碎石威胁着通过把它分解成谋划和记忆——它们在意义上是共时的并且永远同时代的——而埋葬并固定向前的运动。待在一个地方以抹除一个人待过之痕迹的游戏不能重新开始。布朗肖说,她反抗“某些可以说已被存放在她身上的词语,她努力把这些词语同未来联系起来,或同某种虽已经到场,虽已经过去,但还没有发生的东西联系起来”(17)。或许正是这样的运动——它瓦解词语,把词语还原为当下——布朗肖称之为“等待,遗忘”(L’attente L’oubli)。

一种和记忆相对的遗忘,一种不等待什么的等待。“等待,等待是对等待什么的拒绝,一片被逐渐地揭示出来的平静的广袤”(20)。等待,遗忘,并置着,但没有任何的连接词在一个结构中把它们联系起来。它们不规定灵魂的状态,灵魂的意向性,带着其无数的丝线,将进一步巩固存在的解不开的织物,让自身返回自身,在自身之上封闭自身。主体性将世界的织布打结并强化:某人在存在的织布里为自己制作了一个壁龛,“用羽毛装饰他的巢穴”。等待,遗忘,松开了那一存在论的领域,释放了一根线,解开,侵蚀,松懈,消抹。“一种最初的涣散!”(20)瞬间,“载着它全部的过去,怀着它的未来”,当下的瞬间,其紧绷的动态让一切变成同时的和永恒的,回到了等待的平静。既不是深思远虑,也不是焦躁不安,“等待什么也不等待”(51)。遗忘离开了过去的瞬间,但当“它留在词语里的时候”(69),它同它从中离去的东西保持着一种关系。在这里,异时性被恢复为时间。一个夜晚的时间:“在其中无所等待的黑夜再现了这一等待的运动”(50)。但首要的遗忘是对一个人自身的遗忘。自身性,作为绝对的本源,同时不也是对自身的不可满足的返回,不也是自身对自身的监禁吗,而这样的监禁也是语言了?反思让古老的基石浮现并把它们和当下的事物混合起来。限定者和被限定者的共时性就是人们所知的连贯的话语。但回过头来审查它们的状况,词语被固定了,成为了盐柱。在这里,遗忘再一次把异时性恢复为时间。既不是同期待的异时,也不是同记忆的异时。无所等待并遗忘一切——主体性的反面——“一切当下的缺席”(45)。“我”,自身之上的紧绷,那个“为它的存在而存在着的存在者”,[3]松懈了。“带着怎样的忧郁,带着怎样镇静的确然,他感到自己再也无法说出‘我’。”(34)“她让他从他自身中脱离。”(44)对话者,在书的第二部分里,如此镇静,通常是轻松的,欣喜的,而不是自身紧绷的,宣布放弃他们的身份而不失去它,他们放开他们自己如同蝴蝶放开它们的蝶蛹,仿佛将他们自己从一件衣服从释放出来又立刻恢复了他们的镇静;向着他者走去,抛弃他们自身,重新融入被剥夺了自身并向自身呈现的自身(在自身和自身之间有多少新的关系!),找到一扇门,就在这个放松了的自身中,在存在之外,在一个把平等、正义、爱抚、共通和超越结合起来的表达中:一个因其精确和优美而值得赞叹的表达:“在一起,但尚未”(76)。

4

那个诗歌的词语,对布朗肖而言,成为了一个自身矛盾的词语。众所周知,在他的作品里,尤其是在《等待·遗忘》里,言词交换的矛盾的更替形成了一种美(一种几乎可触的美)。在同一个命题里,否定紧随它的肯定。言说松开了它所紧握的东西。被给予的物——存在者——并不胜任等待及其在存在之外的夸张意向,而主体性只要求自身在“有意识的意向性”能够持守的对象中被吸收。言说是因可欲之物的临近而加剧、加深了的欲望,因此,在欲望中,可欲之物的临近也变得更加遥远。这就是超越的闪闪发光的形态——那真正实现了的东西的形态。[4]

一种闪耀的持续而矛盾的语言。一种在诸多意义之外,能对我们做出一个标记的语言。标记是远远地做出的,从外部做出,并且就在外部。诗歌的语言向我们标示,通过放弃意义,它无需标记对意义的承载。但它是绝对“清晰的”(未加密的),就在这一边并且超出了语言的不可避免的惯例。虽然它在语言的编码体系之外,但它通向这个体系,并且是用逻辑学家[5]提到的“开启”书写象征的元语言的方式。

5

诗歌动词无论如何可以背叛自身——它可以被秩序所吞没,作为一个文化产品,一份文档或证词而出现,它可以被鼓励,被赞赏,被高度评价,被售卖,被购买,被消费——它可以令人宽慰,可以只在一个民族的语言中言说——这样的事实在它所涌现的地方(除此无他)得以解释:在包容大全的知识和它所融入的文化之间,双颚威胁着要把它关闭。布朗肖恰恰在看见和说出之间,寻求双颚没有紧闭的时刻。

在看见和说出之间。被永远地呈献给视觉的秩序已被遗弃。但仍有标记,“无所唤起的词语”(19),仍在文化和历史秩序的这一边。后者已经动摇了其完成了的世界之视觉的共时性并把它拉入历史。然而,它会被固定于一个故事的形式,被封闭于言词的整体,那个整体只把一种意义赋予被说出的东西——即便每一个话语将以其自身的方式生产那个明确的整体,并有其自身的方式将之推到尽头。“在这里,没有人想和一个故事相连。”(22)“让我不可能对你言说”,这是一个祈求,正如“让我有可能对你言说”。它保留了那个处于看见和说出之间的运动,那种没有关联的纯粹超越的语言——就像无所等待但又在摧毁的等待——无对象的意识——纯粹的胡言乱语,一种从一个独一性走向另一个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独一性的语言(“对话者之间仍有太多共同之处”,第64页说),一种在意指着什么前召唤着什么的没有词语的语言,一种纯粹共谋的语言,但那是一种无目的的共谋:“当她说话的时候,她给人一个印象,即她不知道如何把词语和先天语言的财富联系起来。他们没有历史,没有任何同集体之过去的关联;甚至没有任何同她自己的生命,同其他任何人的生命的关联。”(24)这就是莱蒙托夫在这里(用乱糟糟的散文)翻译的神秘诗歌中回应的比祈祷和战斗更强大的语言吗?

有些话——它的含义/隐晦或不值一文!——/但你一听就心跳,/不可能无动于心。//它的声音充满了/如痴似狂的渴念、/离别的低声哭泣、/幽会时心的震颤。//这些从火焰和光/脱胎而来的话语,/在尘世的喧嚷声里/得不到回音就消失;//但我在庙堂或沙场,/无论在什么地方,/当我听到它一响,/到处能辨这声浪。//我不等做完祈祷,/便去应和这声音,/立刻从沙场脱身,/迎着这声音飞奔。[6]

但召唤着而不在意指观念的永恒中占得位置的语言——不连续的语言——被跟随其踪迹并且不断言说的从属的词语所包围。存在者(甚至“存在者之存在”)在其中伸展开来的清晰的词语是全部的记忆,全部的预见,全部的永恒。不可穷尽,它得到最后之词。它用逻辑玷污被遗忘的话语中铭刻着的模棱两可者,并且从不沉溺于谜题。我们如何要求一个言说真相的人沉默?就像一个女仆把一张貌似有理的面孔放在了其享有爱智慧之名声的主人的放纵行为上。她从她所侍奉并监视的主人的失败、缺席和妄为的叙述中获得胜利和在场。她完全清楚她无法打开的秘柜里藏着什么,她保留着已被摧毁的大门的钥匙。一个无可指摘的管家,她始终小心翼翼地检查她所管辖的房子,并抵制隐秘之锁的存在。

管家或女主人?了不起的伪善者!因为她爱她一直守护着的疯狂。



[1] 或许。我们面对的不是寓意的形象。这些形象,不论多么光秃,并且,可以说,不论多么抽象,其可感的丰富是完好的。我们发现我们自己被卷入了在各个维度上扩散的厚度和块体,它们根据一个属于其自身的命令,提出了问题,如同在一场谵妄中,一旦高烧已经退去,白日已经破晓,它们就几乎不可交流。这就是布朗肖的文学空间的独一无二的构造。其世界的意义关注我们自己的意义。但阐释是这样一部作品所排斥的东西;这样一部作品或许整个地就是对非矛盾的言说试着用来包围一切运动的那一封闭的突围。我们应努力固定它的些许闪烁的灯光,而不害怕在这个过程中熄灭它们吗?在这里,一切必须以“或许”的模式说出,那是他试着在其作品中解释已经说出的东西本身的时候,他自己所用的方式。

[2] 括号中的数字为《等待·遗忘》(L’attente L’oubli, Paris: Gallimard, 1962)的原文页码。

[3] Martin Heidegger, Sein und Zeit, Tübingen: Max Niemeyer, 1986, 42. 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53页。

[4] 在布朗肖那里,为了建构这种形态,没有什么道德的元素介入进来。对于从视野中消失的特权——超越视野的特权——或从其缺席的深处仅仅回应至善者的特权,它不把这样的特权归于它的贫乏,或归于烦扰或鄙弃。但有时,布朗肖作品中的超越是由在场本身的不确定性构成的,仿佛它只能用在场“来阻止言说。然后是这样的时刻,他们的关系之线断了,她恢复了她平静的现实。在那些时刻,他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她处于这样一种非凡的虚弱状态,从中,她获得了偶尔促使她说话的权力”(26)。我之前已经说过,在我看来,诗歌一词意味着语言注定所是的一种自身监禁的内在性的断裂。我不认为这样的断裂是一个纯粹美学的事件。但诗歌一词毕竟不是指艺术的一个种类。它和动词密不可分,随预言的意义而流溢。(列维纳斯所说的“动词”很可能是“诗歌”一词的词源,希腊语动词poiein,制作,创造。[英译注])

[5] 马丁(Martin),《当代逻辑与形式主义》(Logique contemporaine et formalism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n.d.),第22页以下。

[6] 选自《莱蒙托夫全集·第2卷》,顾蕴璞编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31-232页。(中译注)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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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的视觉

三月 29th, 2014

列维纳斯

1、无神论与非人主义

莫里斯·布朗肖对艺术和文学的反思具有至高的野心。他在其最近的作品[1]中给予我们的有关荷尔德林、马拉美、里尔克、卡夫卡和热内·夏尔的阐释比绝大多数强有力的批评钻研得还要深。事实上,那本书被定位在所有的批评和所有的解释之外。

但它不倾向于哲学。并非它的意图低于这样一个东西——但布朗肖没有在哲学中看到终极的可能性;事实上,他也没有在哲学本身——在“我能够”——当中看到人的界限。似乎所有人都认为这个世纪是哲学的终结![2]这既包括那些想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想进行改造而不只是理解的人,也包括那些在光谱的另一端,随同海德格尔返回“存在的真理”,迎接清晨光线(它会把智慧之爱及其细分部分变成在其光芒中黯然失色的规训)[3]的人。当代思想为我们保留了一种非人本主义的无神论的惊奇。诸神死了或从世界中撤离;具体的,甚至理性的人并不包纳宇宙。在所有那些超越形而上学的书中,我们见证了一种不服从或忠于任何人的服从和忠诚正被人称颂。诸神的缺席变成了一种不确定的在场。一种奇怪的虚无,它不保持静止而是“虚无化”着;[4]一种被赋予了言语的沉默,甚至是本质的言语。一个无脸的中性者,用布朗肖的话说,“没有脸”(sans figure),[5]哪怕一道黑暗的光从它们(缺席的诸神)的无名的、持续不断的运动中射出。对新黑格尔主义者而言,正如对黑格尔而言,人的个体——在直接者中意识到自身的活生生的主体性——无法反思绝对者。历史现实诚然是理性,但这样的理性并不在它克制了意志和激情的那个瞬间照射出来。它在事实之后照耀。被推迟了的自明:这或许就是辩证法的定义。密涅瓦的猫头鹰直到黄昏才展开它的翅膀。在海德格尔那里,存在,在他赋予这个词语的动词意义上,不同于存在者(但在法国,每个人都知道这样的区分),是一切事物和人的尺度。人应答或不应答它的召唤。但召唤不来自任何一个人。它来自不是一个存在者的存在——来自虚无的磷光,更确切地说,来自存在和虚无的衰退和涌动在其中继续着的一种亮度。主体性的意义并不来自自身,而是来自磷火,来自存在的真理。根据海德格尔的说法,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西方形而上学就已经遗忘了存在的真理,形成了“世界的图像”并走向科学的统治。但这一切——主体,存在之真理的遗忘,形而上学,世界图像,科学——不是人的过错或妄想,而毋宁反思着存在的真理及其急迫,即便人就是守护这个真理的天命;也就是,警觉和专注。历史,当它要求着人的时候,也取决于存在的闪光。

2、日与夜

我已经唤起了布朗肖的思在其中运行的主题。有一个“不轻易言说”的黑格尔,他宣告了一个处于劳作和政治的理性调控之下的现实:被布朗肖归于白日范畴的行为。白日是世界,权力和行动,它包含了人的全部。但不包括艺术,艺术属于一个不同的空间:黑夜。但首先有一个海德格尔——晚期海德格尔。

这可以说得更为自由一些,因为布朗肖最早论艺术和文学之本质的文章(以《文学空间》[L’espace littéraire]为顶峰)出现的时候,晚期海德格尔还完全不为法国的海德格尔主义者所知。[6]同德国哲学家的亲近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被感受到;包括布朗肖选择里尔克和荷尔德林的文本作为题材来书写,以及他运用分析程序的(往往高超的)方式具有现象学的特点(虽然这些或许回到了黑格尔),其中观念的不可还原的地貌反思着通向它们的路线之本源。存在者和存在被区分开来,虽然布朗肖在思考马拉美——他在小小的“这是”[c’est]一词中看到了一种神秘和一种有待完成的使命——但“是”(存在)一词被提出的语气是海德格尔的。

布朗肖把艺术作品,诗歌,置于白日的领域之外。在他看来,“介入的艺术”(l’art engagé)的观念因为一个简单的原因是不成立的,即艺术在历史上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而海报、报纸文章和科学论文比诗歌更好地服务于历史。但艺术——在这方面不同于世界,主宰,历史——既不是唯美主义者的无动于衷的仪式,不是盲目的理智世界无法认识到的世界背后的一个世界的视觉,也不是感念的感性揭示,在概念已经通过作品得到了实现的年代,这样的揭示会是过去的,过时的。但把艺术作品置于有用性之外还没有说出什么,因为问题依旧是:这种把真实变成一件艺术作品的“升华”体现在何处?文学,布朗肖认为,陌异于世界和世界背后的世界;它假定了诗人的视觉,那是一种原初的经验,并且是在原初一词的两个意义上:一种根本的经验,以及一种对本源的经验。艺术对事物的一切“无动于衷”已经是那样的经验了。我们既没有简单地通过一种对真实的中性化而从事物走向诗歌意象,也没有通过缩减从日常语言走向构成诗歌的语言意象。根据布朗肖的说法,为了让事物能够被察觉为意象,让语言被察觉为诗歌,先天的超越(虽然他没有使用这个概念)是必要的。在这个意义上,意象先于知觉。这种超验的视觉是什么?

大受赞扬的“沉思”并没有让物的世界从梦幻中醒来。任何陌异而古怪的事物,因为它的出显,已在其自身服从我的时候,为权力提供了一个立足点。思想所孕育,想象所投射,直觉所感悟的无数世界,仅仅构成了一个世界——不管心灵感应还是形而上学是对获得它们的感觉或知识的超越。真理,不论怎样地醒目和鲜活,把我们的自我之主权和世界之视野留给了我们。

真理终结于历史,终结于一切人的困难在人的层面上的解决。如同大众的宗教,它把一切世俗的形式留到了它的彼岸。它从生命逃向生命,就像在伊本·加布里奥尔(Ibn Gabriol)的著名文本中,人从上帝之中的上帝那里获得庇护。如何逃出世界?他者(冉克雷维[Jankélévitch]所谓的绝对他者和布朗肖所谓的“外部的永恒泉流”)如何出显,也就是,为某人存在,但不通过让自身被人目睹的那种方式而已然失掉它的他异性和外在性?如何才有无权力的出显?

3、无人称的言语和缺席的在场

对不顾其揭示而保持为他者的东西的揭示之模式,不是思想,而语言,诗歌的语言。根据布朗肖的分析,它的特权不在于比知识更远地引领着我们。它不是心灵感应:外部不是远方。它是一切真实被否认了的时候,出现的东西——虽然是以一种独一的方式出现:那种非现实的实现。它的存在方式,它的本质,就体现为呈现而不被给予,体现为不把自身交给权力,因为否定已是人的终极权力,体现为在权力抓不住任何东西的不可能之领域中存在,体现为一种对揭示者的永恒的摒弃。由此,对一个凝视着不可能之物的人而言,就有一种本质的孤独,一种无法用世界之中的任何孤立和离弃的感受——不管是傲慢的还是绝望的——来衡量的孤独。一种在无法将自身建构为世界的不可能性的荒芜领域里的孤独。

文学,布朗肖说,通向这个孤独。它总已经把声音给予了那不是世界的东西——诸神和英雄,那时,剥削和战斗还不是行动和政治,而是英雄主义和冒险。今天,既然诸神已经离去,文学就让那最根本地非世界的东西来言说并被完成:存在者之存在,其消逝的在场。为了表明这点,布朗肖恢复了他早期对马拉美和卡夫卡的沉思。书写就是回归本质的语言,本质的语言体现为在词语中把事物移到一边,并应和存在。事物的存在不在艺术作品中得到命名,而是在那里自身言说,和词语之所是的事物之缺席相一致。存在就是言说,只是这样的言说处于一切对话者的缺席之中。一种无人称的言语,没有“你”,没有称呼,没有呼格,但又不同于显露了一种属于白日秩序的普遍理性的“连贯的话语”。所有的艺术作品,就它们的作者并不重要,仿佛他们服务于一种无名的秩序而言,是更加完美的艺术作品。当卡夫卡用“他”取代了“我”的时候,他才真正地开始书写,因为“作家属于一种无人言说的语言”。并非一种普遍的和永恒的理想统治着书写。布朗肖表明,作品的无人称性如何就是紧随诸神离去的沉默的无人称性,沉默无法熄灭,如同一个喃呢。它是历史时间(我们,作为历史的孩子,可以把它否定)潜入其中的时间的无人称性;或者,它是白日的否定(我们,再一次,作为白日的孩子,可以把白日否定)从中涌现的黑夜的无人称性。创造者,他或她的名字已被涂抹,他或她的记忆已然消逝。“创造者对他的作品没有权力。”书写就是打破把词语和我自己相连的纽带——颠覆让我对一个“你”述说的关系——“响应那无法停止言说的东西”。如果视觉和知识体现为能够在其对象之上存在,体现为远远地统治它们,那么,书写所实现的例外的颠倒归根结底是被一个人看到的东西所触摸——从远处被触摸。凝视被作品,被看着作家的词语,所捕获。(这是布朗肖对幻想的定义。)把世界移到一边的诗歌语言让那场疏远发出的持续不断的喃呢重新出现,如同黑夜在黑夜中自身显现。它不是永恒的无人称者,而是持续不断者,是无穷无尽者,在对它采取的一切可能的否定下一再地开始。

一个被布朗肖和死亡相联系的情境。书写就是死亡。对布朗肖来说,死亡不是对人的终极可能性,即对不可能性的可能性的一种悲情,而是对无法把捉者的不断的重复,在无法把捉者面前,我失去了我的自身性。可能性的不可能性。文学作品让我们靠近死亡,因为死亡是作品所引发的存在的无尽之窸窣。在死亡中,正如在艺术作品中,正常的秩序被颠倒了,因为在那里,权力通向了无法经受的东西。因此,生命与死亡之间的距离是无限的。同样无限的是诗人在不可穷尽的语言面前的作品,语言是存在的展开(déroulement),更确切地说,是存在的翻卷(roulis),甚至是存在是骚动。死亡不是终结,它是从不终结的正在终结。就像在爱伦·坡(Edgar Allan Poe)的某些故事里,危险越来越近,而无助的目光度量着那仍然遥远的临近。

就这样,布朗肖把书写规定为存在的一般经济当中的一个准疯狂的结构,由此,存在不再是一种经济,因为当它通过书写被人临近的时候,它不再拥有任何的居所——不再有任何的内部性。它是文学空间,也就是,绝对的外部性:绝对之流亡的外部性。这就是布朗肖所谓的“第二个黑夜”(他夜):在作为白昼之正常结束和消失的第一个黑夜里,它成为了消失的在场并因此不断地返回存在;布朗肖用这些词语描述那种在场,例如啪啪作响(clapotement),喃呢,沉闷的重复(ressassement):表达第二个黑夜之存在的(可以说)非本质特点的全部词汇。缺席的在场,空无的盈满:

那种隐藏着并且始终封闭的东西的充分展露:即在黑暗上面闪烁的光亮,这光亮由于这种成为表露在外的黑暗而闪闪发光,它在充分展示的最初的光明中劫走了黑暗,也就是这样的东西,它的本质是困住欲将它披露出的东西,欲在自身中吸引住它并吞没它的东西。[7]

书写会是一种不太可能的权力程序,在一个所谓的灵感的时刻,它“偏转”成了非权力。它会是存在的节奏,因此,文学除了自身就别无对象。(终有一天,布朗肖的小说作品的潜在意义将不得不被明确地表达出来。)现代艺术言说的只是艺术自身的历险;它竭力成为纯粹的绘画,纯粹的音乐。无疑,和那样的历险相关的批评和哲学的作品远在艺术之下,那是进入黑夜自身之终结的旅程,而不只是旅行的叙事。但布朗肖的探索把一种我愿意清澄的,独立于艺术哲学本身的“范畴”和新的“认知方式”引入了哲学。

4、存在的迷误

艺术的本质,从这个角度看,是从语言到不可言说者的转变,不可言说者自身言说,通过作品让根本的晦暗变得可见。用这种充满矛盾的方式描述作品不是辩证法,因为交替在其中被克服,矛盾在其中被调解的思想层面并没有出现。如果思想的确抵达了这个层面,上升到了综合,那么,我们就仍停留在世界之中,处在人类可能性和主动性的领域里,处在行动和意义当中。文学就这样把我们抛到了一个任何思想都无法着陆的海岸——它把我们流放到了不可思者。只有在这里,存在-感知(esse-percipi)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才开始终结。文学是一场超越的独一无二的冒险,它超出了就连最大胆的背离也无法让我们从中逃脱的世界的所有视域。只有艺术能让我们“离去”——但这是因为一个事实,即在那场对外部性的征服中,我们必须保持被排斥的状态;因为如果外部性向诗人提供了庇护,那么,它就会丧失它的陌异性。诗歌(即作品)所通往而不通到那里的不可思者——布朗肖称之为存在。在海德格尔那里,艺术,已经超出了所有审美的意义,让“存在的真理”照射出来,但它和生存的其他形式共享这样的能力。布朗肖把艺术的这一天命视为它所专有的。但首先,书写并不通向存在的真理。一个人会说,它通向存在的迷误——通向作为一个迷途之位置的存在,通向不可栖居者。因此,一个人同样有理由认为,文学不通向那里,因为它不可能抵达一个目的地。存在的迷误——比真理更加永恒。在海德格尔那里,虚无和存在的更替也在存在的真理中出现;但布朗肖,和海德格尔相反,不把它称为真理,而是称为非真理。他坚持这层“非”的面纱,坚持作品之终极本质的这种非本质性。这个“非”不像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否定性:改造自然的劳动,改变社会的政治活动。作品所揭示的——被作品带向自身表达的——存在超出了一切的可能性,如同死亡,不论一个人为自杀做怎样的雄辩,他都无法经受死亡,因为“我”从不死去,“一个人”总是死去;虽然,就像海德格尔认为的那样,由于在一个人自身之死亡的责任面前的逃避,这样的情形并不存在。但本真性恰恰在于文学所通往的这种非真理,而不是“存在的真理”。一种不是真理的本真性:这或许就是布朗肖的批判性反思让我们得出的终极命题。我认为它发出了一个离开海德格尔世界的邀请。

5、召唤迷误

非真理作为本真性的本质形式。这个结论以一个问题的形式被表达出来。第260页的一个脚注,“在一个更接近历史现实性的层面上”,解释了它。

世界越体现为真实的前景和光辉灿烂——在那里一切都将有价值,一切都会有意义,一切都在人的控制下并在为人所用之中得以完成——,似乎艺术就越应当趋向于这方向——在那里任何东西尚无意义——,艺术就更必须保持那种摆脱一切控制和一切目的的东西的运动、不安全和不幸。艺术家和诗人似获得了使命,将我们顽固地唤回到谬误,使我们转向这个空间,在这空间里我们向自己提议一切东西,我们所获得的一切东西,我们所是什么,一切在地上(在天上)敞开的东西,这一切返回到无意义,在无意义中,正在接近的东西,正是非严肃和非真理,好像一切本真性的源泉也许就在那里迸发。[8]

将我们唤回到谬误:这不能意味着虚假对真理的一种虚无主义的或恶魔一般的替换。这些话也无论如何没有暗示一种激励着我们去运动和生活的幸运之谬误的浪漫主义。在这里,思想更加幻灭,更加成熟。它甚至从绝望地逃离存在之荒谬的永恒幻觉中被进一步地移除:那种幻觉就是《人的命运》中被马尔罗提升至范畴行列的鸦片,它和革命的艰难使命对立且并置起来。白日,意义,世界,人的控制——这一切必须到来。但作品和历史所生产的这个白日,这个位置,这个世界所采取的终极的意义必须得到决断。在这里,在这么多完美的符合之后,布朗肖和海德格尔有可能处于一种根本的对立。

海德格尔的晚期哲学主要体现为把人类活动的本质形式——艺术,技术,科学,经济——阐释为真理的模式(或真理的遗忘)。事实上,对海德格尔而言,对那个真理的接近,对那个召唤的回应,是由游离的小道构成的,并且那样的谬误和真理同时代——事实上,对存在的揭示也是对存在的掩盖:这一切表明,海德格尔的存在观念,和布朗肖认为的艺术作品,诗歌,允许我们去表达的那种非现实的实现,那种缺席的在场,那种虚无的存在,有着一种很高程度的亲密性。但在海德格尔看来,真理——作为一种主要的去蔽——限定了一切的游离,这就是为什么,一切人的东西,归根结底,都可以用真理的观念说出——都可以被描述为“存在的去蔽”。在布朗肖那里,作品,在一种不是真理的去蔽中,揭示了一种黑暗。在一种不是真理的去蔽中!这是一种揭示并看到其形式结构所规定之“内容”的古怪的方式:一种绝对外部的黑暗,其中,任何的持守都不可能。如同在一片荒漠里,一个人发觉自己无处存身。一种游牧的记忆从定栖生存的深处升起。游牧不是接近定栖的状态。它是同大地的一种不可还原的关系:一次失去了位置的旅居。在艺术作品让我们回想起来的黑暗面前,正如在死亡面前,“我”,我们权力的支柱,消解为一块漫游的土地上无名的“一个”。那是永恒游荡者的“我”,沿着非真理,也就是一个比真理延伸得更远的领域的边界,被步法而非定位,所确定。迷误所限定的真理,真理所限定的迷误:一个无差异的区分?我想不是。

6、流亡的本真性

正统的海德格尔主义者只承认两种思想之间的包含了支配它们的存在之真理的区别性特征。但那种做法假定了这里仍成问题的存在之真理的首要性。对伦理确定性的任何提及都会招来他们的蔑视,因为那暗示了一种低级的思索,一种不充分的思考——观点。对伦理学的诉求和海德格尔正统的根本教条背道而驰,那根本的教条就是:存在(être)之于存在者(l’étant)的优先性。但伦理学并没有用虚假取代真理,它不把人的第一口气放在存在之光中,而是在那个存在的主体化之前,把它放在了同一个存在者的关系里。这样一种不让存在者成为我之对象的关系,恰恰是正义。

布朗肖(他同样戒绝了伦理的关注,至少是以一种明确的形式)把我们引入其中的文学空间和海德格尔的因艺术而变得可以栖居的世界没有任何共通之处。艺术,根据布朗肖的说法,根本没有阐明世界,而是暴露了它底下荒芜的、没有光的根基,并把它陌异的本质归于我们的旅居——归于我们建筑的奇迹,其作为荒漠的临时庇护所的功能。布朗肖和海德格尔都同意艺术(和古典美学相反)不通往一个世界背后的世界,真实世界背后的一个理想的世界。艺术是光。在海德格尔那里是从高度到来的创造世界,建立位置的光。在布朗肖那里则是一道黑光,一个从底部到来的黑夜——瓦解世界的光,它把世界带回到它的本源,带回到反反复复的喃呢,波浪的持续拍打,一个“深深的过去,从不足够久远”。[9]诗歌对非真实的要求乃是对那个真实的至深之幽穴的要求。

荒漠的临时庇护所。我们在这里关注的不是历史中的返回。但对布朗肖而言,文学唤回了人的游牧本质。游牧不是一个在一道光中出现的意义的源泉吗,那道光不是由任何的大理石,而是由人的面孔,投下的?如果布朗肖谈论的本真性绝不是对一种严肃教诲之缺失的意识,绝不是嘲弄——那么,艺术的本真性必定预示着一个从海德格尔的城邦中缺席的正义的秩序,奴隶的德性。人作为一个存在者,当他站在我的面前,当他被暴露给饥饿、干渴和寒冷的时候,他真地在他的需要中完成了存在的去蔽吗?他因此已经是光的警觉的守护者了吗?海德格尔的世界是一个主人的世界,主人已经超越了需要的限制,超越了悲惨的人类,或一个只关心这些主人的奴仆的世界。在这里,行动,就是英雄主义;居所,君王的宫殿和诸神的庙宇,在它们被视为庇护的位置前,是风景的一部分。有死之人的生活因诸神的拜访及其意义而得慰藉。在一块任何突变都无法夺走的祖传的土地上辛勤劳作的生活。正是这种平静的自制,这种异教的扎根,描绘了海德格尔提及的所有的物——不论那是一座桥,一个罐,还是一双鞋。让我们回想一下他在其最后出版的著作中对栖居和物的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分析。[10]对天空和大地,对终有一死者和诸神的提及——对它们无法在位置和对象中消解的四重性的提及,确保了一种知觉的绝对性,也就是世界和几何空间本身,以及作为空间之纯粹决定因素的天空和大地,所处的位置的绝对性。那种首要性,那种无法把同人的关系和其他三种关系分开的风景的决定性,自然迎合了我们作为特权者和欧洲人的品味。但它暗中宣称人类悲惨的不可能性。傲慢的理想主义!我们能肯定,知觉只被数学抽象所超越吗——并因此错误地认为,既然抽象源于一个位置,那么,任何的位置都不能被一个几何空间所包含?[11]知觉不是——早在诸神,风景,以及希腊或德国的数学家之前——在“任何天空都无法容纳”的不可见之神的揭示中,作为一个参照系而遭到了抛弃吗?正义,荒漠和人类的(唯一)神。这里的关键是——在宗教对妇孺讲述的故事之前——关于高度和理想的一个新的维度。海德格尔肯定知道这个。但当希腊的“存在之真理”值得做一番精妙的解释的时候,唯一神论的启示总已在少数并不微妙的神学信条中被提出。在栖居丧失了其建筑奇迹的被诅咒的城市里,不仅诸神,就连天空本身,也缺席了。但在咕咕作响的饥饿,在凄惨的贫困中,当被恢复为物质功能和享乐的房屋和对象在各方面关闭了的时候,人的面孔照射出来。布朗肖不是把从海德格尔的世界中离家出走的功能归于艺术了吗?诗人,在“外部的永恒泉流”面前,不是听到了召唤人们离开海德格尔世界的声音吗?一个因其虚无主义而不可怕的世界。它不是虚无主义的。但其中,正义不限定真理——它始终靠近某些文本,一道存在了多个世纪的涂痕,亚玛力的生存[12]在那里妨碍着“神圣之名”的整全——这恰恰是“存在的真理”。



[1] 莫里斯·布朗肖,《文学空间》(L’espace littéraire, Paris: Gallimard, 1955. The Space of Literature, trans. Ann Smock,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2)。

[2] 布朗肖在二十多年后评论了这句话:“但(他)用一个感叹号结束了他的话,这改变了它的意思,很可能颠倒了它。”(见《我们的秘密伙伴》[Notre compagne clandestine],选自弗朗索瓦·拉吕尔[F. Laruelle]主编的《纪念列维纳斯文集》[Texts pour Emmanuel Levinas, Paris: Jean-Michel Place, 1980])。除了布朗肖注意到的这个讽刺的微妙之处,列维纳斯的后两句话似乎把“所有人”限定为“马克思主义者”和“海德格尔主义者”。(英译注)

[3] 参见海德格尔的《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的结尾:“未来的思想也不可能像黑格尔所要求的那样,放弃‘爱智慧’这个名称而自身却变成了绝对知识之形态中的智慧。这种思想正在下降而进入它的暂时的本质之赤贫中去。”选自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429页。

[4] “虚无化”(néanit)是让-保罗·萨特创造的一个词,见《存在与虚无》第一卷第一章。(英译注)

[5] “Sans figure”可以被解释为“没有脸”或“没有形象”;在前者的意义上,布朗肖使用的是一个脸的近义词,但没有马克斯·皮卡德(Max Picard)和列维纳斯使用的“面孔”(visage)那么庄重。

[6] 这段令人困惑的话似乎表明,列维纳斯把布朗肖在美学上同海德格尔的亲密关系归于一种直觉共性或“预感”。(英译注)

[7] L’espace littéraire, 235-236. The Space of Literature, 226. 布朗肖,《文学空间》,顾嘉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30页。

[8] The Space of Literature, 247. 布朗肖,《文学空间》,第256页,有改动。文中的括号是列维纳斯在引用时所加。

[9] “深深的过去,从不足够久远”(profond jadis,/Jadis jamais assez),见保罗·瓦莱里的《圆柱之歌》(Cantique des colonnes),选自《全集》(Oeuvres)第一卷(Paris: Gallimard, 1957),第118页。

[10] 指的是海德格尔的《演讲与论文集》(Vorträge und Aufsätze, Pfullingen: Neske, 1954),其中包括1951年的演讲《筑·居·思》(Bauen Wohnen Denken)和1950年的演讲《物》(Das Ding),两篇文章的英译见《诗·言·思》(Poetry, Language, Thought,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1]1975),中译见《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

[11] 列维纳斯在这里援引了海德格尔对抽象空间和被他视为抽象空间之来源的物-位置(例如,桥)之间的区分。见《演讲与论文集》,第165页以下。

[12] 《旧约·申命记》25:17-19:“你要记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力人在路上怎样待你……并不畏神……你要将亚玛力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不可忘记。”(中译注)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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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安德烈·达尔马的一次谈话

三月 27th, 2014

列维纳斯

安德烈·达尔马:我们从一开始就在弗朗索瓦·柯林(Françoise Collin)的研究[1]中注意到的不只是其对莫里斯·布朗肖作品的哲学理解,这种你也同意的理解,是完全有道理的。这本书让你听到了一个从深处传来的真诚动人的回音,它揭示了读者的冒险——那种等待,充满了某种并不出现的东西。不是对说得太多的恐惧;而是对说得不够的恐惧——即便一切都不能被说出。我们不是在面对一个更加一般的难题吗——哲学语言的危机?

埃马纽埃尔·列维纳斯:我们谈话的计划可以追溯到弗朗索瓦·柯林的书出版之前很久。我事先并不知道自己在作品的开头被传达了敬意。但你知道我在这个文本付梓之前对它的评价有多么高。我不打算取消我们的计划。弗朗索瓦·柯林的努力以及这本书的成功(它,如你所说,是第一本研究布朗肖的)事实上,在我看来,的确引人注目。而我对你说的一切都是基于她严格而精妙的阐释中浮现的实质。

把布朗肖的作品引入一种哲学的话语,既是用一个人就它说出的东西,也是用一个人无法说出的东西,来阐明它。这个未被说出的东西和海德格尔的“未被说出的东西”没有任何共通之处,海德格尔的“未被说出的东西”允许我们比康德或黑格尔本人更好地理解他们自己。你知道那个概念如今被怎样地滥用。布朗肖的言说所处的文学实践是一种书写的实践,它同秩序的决裂——同聚集,同词项的集合,同它们的共时性,同逻各斯的决裂——被弗朗索瓦·柯林清楚地揭示出来了。

文学并不表现那样的疏散:那是它的事件。带着一种罕见的天赋,弗朗索瓦·柯林听到了发生那种爆发(或那种离散)的文本所具有的和谐,并且她完全意识到自己正在从事一项反本质的事业,她执行布朗肖的主要教条,把文学留在了其不可整体化的空间中,仿佛它将自身与一切的哲学隔离开来。布朗肖献给文学的意义挑战哲学话语的傲慢——那种无所不包的话语能够说出一切,包括它自身的失败

过去常聚集成一个逻各斯的东西离散了!言说在这里被还原为不说本身,当它宣称文学是这是那的时候,它在后撤,回溯。文学的非凡一面——既不是存在也不是非存在——将自身无所暴露地暴露了出来:中性,野蛮,生人,秩序的否定。用布朗肖自己的话说,“一种对数字和存在者的偏离”,[2]但也是一场持续不断的骚动,一种没有任何可能之打断,超出了一切响度的共振着的沉默。书写意味着同那一切决裂,并且在敞开一个不可整体化的文学空间的时候,它正被完成而绝不被完成。

它也是对哲学的一种不是挑战的挑战。因为这个情形里的挑战并不得出任何整体化的声称:整体化的倾向是哲学的,并且会把“文学空间”重新并入世界的空间。要获得这个被排除的中项是不可能的,而文学就是对这个中项的不可思议的调整。它被绝对地分开。弗朗索瓦·柯林向我们表明,布朗肖没有给我们带来一种源于文学沉思的“独一观念”。因为那一秩序(或那种“非—凡”)的“非本质”包围着文学所“辩解”的存在。这种撼动一切可思之物的“混沌”被塞进了秩序所拥有的文化产品的特洛伊木马。

安德烈·达尔马:对莫里斯·布朗肖而言,作家的冒险是自身之褫夺的难受经验。我们今天知道这点。弗朗索瓦·柯林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黑暗托马》[3]里的一句话,“我思考,因而我不存在”,它可以被阐释为“我言说,因而我不存在。”传统文学会是这样一种妥协,凭借它,从自身中被抽取的作家拯救了他同世界和他自身之关系中可以被拯救的东西,一种防止他自己这样返回无名的方式,而那样的无名也就是莫里斯·布朗肖所说的中性。这个中性是在场的还是缺席的?它在书写中是由纯粹的肯定,还是由否定,显现的?

埃马纽埃尔·列维纳斯:这样的中性,或这个被排除的中项,既不是对存在的肯定,也不是对存在的纯粹的否定。因为肯定和否定都在秩序当中,都是秩序的一部分。但这个中性的坚持承担着一种唯独否定的性质。一个人并不同它“混合”(fraye)——它是完美的“可怖者”(l’effrayant)。布朗肖作品的所有小说的部分都沐浴在一种不真实的现实的氛围中——一种沉重的缺席之在场,就像布朗肖从《黑暗托马》(第一版)起就把我们带入其中的那一死后的氛围。或许这个中性的模糊不清在无法穿过一个房间或门厅的人物的僵硬运动所恢复的活泼的生气和自如中得以显露。

缺席的在场不是纯粹的否定。书写不是成为了诗歌吗?无名的持续不断的翁鸣——它不是被充满文学空间的某一首歌克服了吗?所以,正是在《等待,遗忘》里,[4]在一种无尽的犹豫中,语言既是肯定的,也是否定——但叙事在欢乐的,几乎狂喜的页面中结束。

安德烈·达尔马:那种死后的氛围常被弗朗索瓦·柯林提及。它是这种如此可怖、如此新颖的中性之领域吗?我说“如此新颖”,因为在我看来,这个中性根本地有别于海德格尔的中性,海德格尔的中性是关于人的,它要求思想并让思想变得可以理解。

埃马纽埃尔·列维纳斯:布朗肖的中性,一种并不由简单的否定所实现的“相对于存在”的死后的距离,陌异于世界——具有一种超出一切陌异性的陌异性:可以说,它是指数式增长的陌异。比任何的上帝还要远。完全不是海德格尔的存在(Sein)——虽然这个存在也是无名的,它(正如你正确地指出的,有别于存在者)是世界本身的光亮——场域,乡村,安宁。为了表明一种同世界的绝对的远离(或一种退场),一种存在论范畴的反转——在此,它已经通过精神的一种急促呼吸得到了实现——我们需要布朗肖的全部小说作品,及其理论作品中自身言说的全部艺术。这个作品,他异性的一种加剧,指责传统的超越,因为可以复原的传统超越确保了一个对自身比对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更加肯定的世界。

当弗朗索瓦·柯林谈论“文学的经验”时,人们甚至感到惊讶,仿佛它可以是一个关于一种发现或一种经验的问题,而在那种发现或经验里,对布朗肖而言,的确没有什么东西留下。除非是缺席的空无本身及其深渊的漫长开裂。

思想,以源于被给予者并将自身与直观相连的知识为基础,能够思考它无法看到者的意义(康德),或者,它把所有知识置于依旧可以规定并且被规定了的不可见者的思想当中(黑格尔)。超出这些界限,根据布朗肖的说法,就有某种在一个虚位中无法被思考,并且也不敲打思想大门的东西——某种不是东西的东西,但书写想把它淹没——一场纯粹言语的冒险,如果有这样一场冒险的话……整个的文学,从这个角度看,在尽其所能地删除其意义,通过删除删除,还有删除的删除。等等……无穷无尽。这是反本质的作家的立场,是一个抹去踪迹者的无尽的追溯,他抹除他的踪迹,也抹除踪迹之抹除的踪迹。这样一幅图像(但也是其反面):一团火烧着一簇荆棘,但没有完全烧毁它,[5]仿佛从它自身的热中获取能量。

安德烈·达尔马:弗朗索瓦·柯林从她对布朗肖的阅读中得到的一个教诲(并且不是最小的一个)是书写对话语的不可还原性。她写道,“在书写中出现的东西只在书写中出现,并且它没有一种会在其外部持存的真理的权力。”如果我理解的没错的话,书写并不摧毁:它瓦解、动摇并驱散被说出者,让某种无法保持沉默的东西出现(或被听见)?

埃马纽埃尔·列维纳斯:我想莫里斯·布朗肖的作品和思想可以同时在两个方向上得到阐释。

一方面,它是对意义之丧失,话语之碎裂的宣告,仿佛一个人处在了虚无主义的极点上——仿佛虚无本身再也不能被平静地思考,并且对那只倾听它的耳朵来说变得模糊不清。意义,受制于语言,在生成文学的时候(它应该在文学中得到完满和提升),把我们带回到无意义的重复——更多的是意义的丧失,而不是构成意义的游荡的结构或零碎的元素。我们被交给了非人,被交给中性的恐怖。这是一个方向。

但另一方面,这里是布朗肖的文学空间从中被排斥出去的世界:一个任何人性的苦难都不阻止它在秩序当中存在的世界;一个犹豫不决地继续着的世界(什么重要呢?它不阻碍知识——它让一种从一切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的知识得以可能);一个在其对价值的冷漠(善恶等价)中构成了一个整体的世界;一个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切都被允许”中构成了一个总体的世界——这不是因为他的无神论,而是因为他的灵修学。事实上,没有什么比这个世界更好地被编排进其共时的,甚至同一的整体——它内在化了一切使之失去差异的法则和一切变得同义的词语,正如让·波朗(Jean Paulhan)所害怕的。没有什么是更加自身充足的了。

布朗肖提醒这个世界,它的整体性是不整全的——其夸耀的连贯的话语赶不上另一种因它陷入沉默的话语。另一种话语是一种受噪音不断烦扰的话语。差异没有让世界睡去,而是烦扰着那个用一种辩证法来命令存在和非存在的秩序。这样的中性不是某个人,甚至也不是某个东西。它只是一个被排除了的中项,并且,准确地说,甚至是不存在的。但它里头拥有的超越多于一切世界背后(arrieère-mondes)[6]的世界让人瞥见的。



[1] 弗朗索瓦·柯林,《莫里斯·布朗肖与书写的问题》(Maurice Blanchot et la question de l’écriture, Pris: Gallimard, 1971)。

[2] “啊!绝不偏离数字和存在者!”(“Ah! Ne jamais sortir des Nombres et des Etres!”)见波德莱尔的《深渊》(Le Gouffre)一诗的最后一行,见《全集》(Oeuvres complètes, Paris: Gallimard, 1961)第172页。

[3] Thomas the Obscure, trans. R, Lamberton, Barrytown: Station Hill Press, 1988. 译自新版的《黑暗托马》(Thomas l’obscur, Paris: Gallimard, 1950)。(英译注)

[4] L’attentel’oubli, Paris: Gallimard, 1962.

[5] 《旧约·出埃及记》3:2:“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

[6] 参见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一部“背后世界论者”(Von den Hinterweltern)。(英译注)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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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曲

三月 26th, 2014

何塞·苏克雷

我愿在空无的黑暗中生存,因为世界残忍地伤害我的感觉,生命将我折磨,无礼的情人低声诉说苦涩的故事。

到那时,我的记忆将离我而去:它们如今逃逸,又带着接连不断之浪涛的韵律归来,它们是狼,在覆盖着荒漠之雪的黑夜里嚎叫。

现实的错乱象征,运动尊重我幻想的避难所;进而,我将在我的臂上用死亡把它称量。她是白色的贝雅特丽丝,站在新月之上,她将拜访我的苦海。在她的魔咒下,我将永远沉睡,我再也不会哀叹被冒犯的美或不可能的爱。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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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日的疯狂

三月 25th, 2014

布朗肖

我不博学;我不无知。我知道欢乐。这说得太少:我活着,而这样的生命给了我最大的快乐。死亡呢?当我死去的时候(或许在此时的任意一刻),我将感到无边的快乐。我说的不是对死亡的预尝,那是陈腐的,通常让人厌恶的。受苦让感觉迟钝。但这是引人注目的真理,我对此肯定:我在存活中体验到无尽的快乐,我将在死去里得到无尽的满足。

我游荡过;我从一个地方到过另一个地方。我曾呆在一个地方,住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我曾贫穷,然后比许多人更加富裕,然后比他们更加贫穷。当我是孩子的时候,我拥有巨大的激情,我想要的一切都被给予了我。我的童年已经消失,我的青春在我身后。这不重要。我对曾经存在的感到幸福,我对如今存在的感到满足,即将到来的也很合我意。

我的生命比其他人的生命更好吗?或许吧。我有地方住,而许多人没有。我没有麻风病,我没有失明,我看见世界——怎样非凡的幸福!我看见这个白日,在它之外,一无所有。谁能把它从我这儿夺走?当这个白日消逝的时候,我将随它一起消逝:一个思想,一种确然,让我迷狂。

我爱过别人,我失去了他们。当我遭受那样的打击时,我疯了,因为那是地狱。但我的疯狂无人见证,我的精神错乱并不显然;只有我内心最深处的存在疯了。有时,我变得暴怒。人们会对我说:“你为何如此镇静?”但我从头到脚被烧焦了;夜间,我会咆哮着跑过街道;白天,我会平静地工作。

不久之后,世界的疯狂爆发了。我被迫像其他许多人一样靠墙站立。为什么?不为什么。枪口没有开火。我对我自己说,上帝,你在做什么?那一刻,我停止了疯狂。世界踟躇着,然后恢复了它的平衡。

随着理性回到我的身上,记忆随之而来,而我看到,甚至是在最坏的日子里,当我认为我是绝对并且彻底悲惨的时候,我也无论如何,几乎一直,是极度幸福的。这给了我些许思考的东西。这一发现并不让人快乐。对我而言,我正失去许多东西。我问我自己,我不悲伤吗,我不是感到我的生命破裂了吗?是的,那是真的;但每一刻,当我待着,不在房间的一隅移动的时候,黑夜的凉意和大地的坚实就让我呼吸并倚靠喜悦。

人想要逃离死亡,多么奇怪的存在者。一些人高喊“死,死”因为他们想要逃离生命。“怎样一个生命。我会杀死我自己。我会屈服。”这是可悲的,怪异的;这是一个错误。

但我遇到过一些人,他们从不对生命说“安静!”,从不对死亡说“走开!”几乎总是女人,美丽的造物。人被恐惧所袭击,黑夜冲垮了他们,他们看见自己的计划被消灭,他们看见自己的作品化为尘土。他们曾如此重要,他们曾想创造世界,此时说不出话来;一切崩碎了。

我能描述我的足迹吗?我不能行走,或呼吸,或进食。我的气息由石头构成,我的身体由水构成,而我正因干渴而死去。一天,他们把我塞到地里;医生用污泥覆盖了我。在那土地底下,进行着怎样的工作?谁说它是冷的?它是一张火床,一片荆棘丛。当我起来的时候,我什么也感觉不到。我的触觉在我身旁六尺远的地方飘着;如果有人进了我的房间,我会大喊出来,但刀子正把我静静地切断。是的,我成为了一具骷髅。夜晚,我纤瘦的身体会在我面前升起,让我恐惧。它到来又离去,它损害我,它累坏我;哦,我当然很累。

我是一个自我主义者吗?我感到自己只被少数人吸引,不同情任何人,几乎不希望取悦别人,几乎不希望被人取悦,我,在我自己被关心的地方几乎没有感觉,我只在他们中受难,这样,他们的最轻微的忧虑也成为了一种对我而言无限大的不幸,但即便如此,如果必须,我会慎重地牺牲他们,我会剥夺他们的一切幸福感(有时,我杀了他们)。

我带着成熟的力量从泥坑中到来。我之前是什么?我是一袋子水,一个无生命的延展,一道一动不动的深渊。(但我知道我是谁;我继续活着,没有坠入虚无。)人们从遥远的地方过来看我。孩子在我身旁嬉戏。女人躺在地上,把她们的手伸给了我。我也年轻过。但空无当然让我失落。

我不羞怯。我到处游荡。有人(一个智穷计尽的人)抓住我的手,把他的刀子刺了进去。到处是血。之后,他颤抖着。他把他的手伸给了我,这样,我就可以把它钉在桌子或门上。因为他已经把我那样划开,这个人,一个疯子,虽然他现在是我的朋友;他把他的刀子推进我的手臂;他跟着我穿过大街小巷,喊着“我该死,我是一种不朽的精神错乱的玩物,我忏悔,我忏悔。”一个奇怪的疯子。同时,鲜血在我唯一的套装上滴淌。

我绝大多数时候生活在城市里。有一会儿,我过着一种公开的生活。我被法律吸引,我喜欢人群。在其他人中间,我不为人知。我谁也不是,我是至尊。但一天,我厌倦了做一块把孤独者砸死的石头。为了诱惑法律,我温柔地呼唤她,“来这里吧;让我面对面地看着你。”(有一片刻,我想把她带到一旁。)一个鲁莽的恳求。我会做出什么,如果她应答了呢?

我必须承认我读过许多书。当我消失的时候,所有那些书卷会发生难以察觉的改变;边缘会变得更宽,思想会变得更加懦弱。是的,我跟太多的人说过话,到那时为止,我已被打动;对我,每个人都是一整个民族。那庞大的他人,比我自己更多地,打造了我。如今,我的生命是令人惊讶地牢固的;就连致死的疾病也发现我太过坚强。请原谅,但我必须在埋葬我自己之前埋掉几个别的人。

我开始陷入贫困。慢慢地,它在我周围画圈;第一道圈似乎给我留下了一切,最后一道圈只给我留下自己。一天,我发现自己被困在了城里;旅行不过是一个幻想。我无法打通电话。我的衣服正在破损。我忍受着寒冷;春天,快点吧。我到图书馆去。我成为了某个在那里工作的人的朋友,他把我带到一个过热的地窖里。为了帮助他,我满心欢喜地沿着狭小的走道飞奔,把书带来,而他随后就把这些书发给阅读的忧郁灵魂。但那个灵魂向我投来并不十分友好的话;我在它眼前退缩;它看到了我是什么,一只虫子,一个从贫困的黑暗王国里钻出的长着双颚的生物。我是谁?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把我抛进了巨大的困惑。

户外,我得到了一个短暂的景象:离我几步远的地方,就在我准备离开的街道的拐角上,一个女人推着一辆婴儿车停下,我不能清楚地看见她,她正操纵着婴儿车好让它通过外门。在那一刻,一个我没有看到的正在接近的男人走过了那扇门。他已经迈过了门槛,但他后退又再次出来。当他站在门边上的时候,从他跟前经过的婴儿车,被稍稍抬了起来,通过了门槛,而年轻的女人,抬头看着他,然后也消失在里面。

这短暂的场景让我兴奋得发狂。我无疑不能向自己完全地解释它,但我可以肯定,我抓住了白日撞上一个真实的事件,开始匆忙结束的时刻。它在这里到来,我对我自己说,终结正在到来;某件事情正在发生,结束就是开始。我陷入了喜悦。

我走向房子但没有进去。通过裂口,我看见了一个庭院的黑色边缘。我斜倚着外墙;我真地很冷。随着寒意从头到脚包裹了我,我慢慢感到我巨大的身高获得了这无尽之寒冷的维度;它,依照其真正本质的规律,平静地增长,而我在这幸福的喜悦和完美中徘徊,有一刻,我的头和天空的石头一样地高,而我的双脚还在路面上。

这一切是真实的;留意。

我没有敌人。没有人打扰我。有时,一种巨大的孤独在我脑中敞开,整个世界在里头消失,但又再次完整地出现,没有一丝的擦伤,没有缺少什么。我几乎失去了我的视觉,因为有人把玻璃塞进我的眼睛。那一次打击让我焦躁不安,我必须承认。我感觉我要回到墙里,或流浪到一片燧石丛中。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白日的突如其来的、令人震惊的残酷。我不能看,但我忍不住要看。看令人恐惧,而停止去看把我从前额到喉咙撕开。甚至,我听到了把我暴露给一头野兽之威胁的鬣狗的嚎叫(我想这些嚎叫是我自己发出的)。

玻璃一被取出,他们就在我的眼睑下塞入一块薄膜,又把一层层棉绒铺到眼睑上。我不应当说话,因为说话会扯动绷带的固定结。“你睡着了”,医生后来告诉我。我睡着了!我不得不坚持住,迎战七天的光:一场美妙的大火!是的,一共七天,七天致死的光,成为了一个唯一时刻的火花,责问着我。谁想象过这个?有时,我对自己说,“这就是死亡。不管怎样,它真地值得,它令人难忘。”但通常,我奄奄一息地躺着,并不说话。最终,我开始确信,我直面着白日的疯狂。这就是真相:光发疯了,光明失去了全部的理性:它疯狂地攻击我,失去了控制,没有目的。这一发现径直咬穿了我的生命。

我睡着了!当我醒来的时候,我不得不听一个人问我,“你要提出控告吗?”对某个刚直接面对着白日的人来说,一个奇怪的问题。

甚至在我痊愈之后,我还怀疑自己是否好了。我不能阅读或写作。我被包围在一片雾气朦胧的北方。但这是奇怪之处:虽然我没有忘记同白日的痛苦接触,但我正因戴着墨镜在幕帘后面生活而日益消瘦。我想要在完全的日光下看到什么;我受够了暗光的快乐和舒适;我对日光有着一种对水和空气一样的欲望。如果看是火,那么,我要求火的丰盈;如果看会让我感染疯狂,那么,我疯狂地想要那样的疯狂。

他们给了我体制内的一个不太大的职位。我接电话。医生经营着一个病理实验室(他对血液感兴趣),人们会过来喝某种药。在小床铺上伸开四肢躺着,他们入睡。其中一个人使用了一个非凡的计谋:在喝下规定的药后,他服毒并陷入昏迷。医生称之为一个烂计。他把那人弄醒并因这次诈睡“起诉”他。真的!在我看来,这个病人应得更好的待遇。

虽然我的视觉几乎完全没有弱化,但我还是像一只螃蟹一样走过街道,紧扶着墙,一旦我松手,眩晕就包围了我的脚步。我常在这些墙上看到同一张海报;它是一张印着大字体的简单的海报:“你也想要这个。”我当然想要,每次我遇到这些显目的词语,我都想要。

但我身上的某种东西很快停止了这个念头。阅读对我而言是一种巨大的疲倦。阅读和说话一样让我精疲力竭,哪怕是我发出的最轻微的真正的言语都要求某种我并不拥有的精力。我得知,“你十分满足地接受了你的困难。”这让我惊讶。二十岁的时候,处于相同的情境,没有人会注意我。到了四十岁,就有点可怜了,我正变得贫困。这令人悲痛的表象来自何处?我想我在街上无意间发现了它。街道并不让我富有,虽然它们无论如何应该那样。恰恰相反。当我沿着人行道行走,陷入地铁的明亮灯光,拒绝城市宏伟地辐射出去的美丽的大道的时候,我变得极度地迟钝,谦卑,疲倦。我吸收着无名废墟的一种无节制的分享,接着,我吸引了更多的注意,因为这片废墟并不针对我,它把我打造成了某种相当模糊而没有形式的东西;为此,它看似做作,恬不知耻。贫困的恼人之处在于,它是可见的,任何看见它的人都在想:你瞧,我被指控了;谁在攻击我?但我压根不想把正义随时带在我的衣服上。

他们对我说(有时是医生,有时是护士),“你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你有天赋;如果在十个缺乏能力的人中间分配能力,他们就能活下去,但你不用能力,你就剥夺了他们所没有的东西,而你的贫困,如果它可以被避免,会是一种对其需要的侮辱。”我问,“为什么要做这些训斥?我在偷我自己的位置吗?把它拿回去吧。”我觉得我被不公的想法和恶意的揣测包围了。他们让我和谁对立?一门不可见的学问,没有人能够证明,我自己则徒然地寻觅。我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但或许不一直是。有天赋?这些像坐在审判席上,穿着长袍,准备夜以继日地谴责我的法官一样说话的天赋在哪里呢?

我很喜欢医生,我并不觉得自己被他们的怀疑所贬低。烦人的事情在于,他们的权威会按钟点赫然显现。一个人没有意识到这个,但这些人是国王。他们会突然打开我的房间,并说,“这里的一切归我们了。”他们会攻击我零碎的思想:“这是我们的。”他们会挑战我的故事:“说吧”,而我的故事会服务于他们。匆忙之中,我让自己摆脱了自己。我在他们中间分配我的血液,我的最深处的存在,我把宇宙借给了他们,我把白日给予了他们。就在他们的眼前,虽然他们丝毫没受惊吓,我成为了一滴水,一点墨。我把自己还原为他们。整个的我在他们面前,在众目睽睽之下,消逝;当最终呈现的只有我的完美的虚无,当什么也看不见的时候,他们也不再看到我。他们气急败坏地站起来,大声喊道,“好了,你在哪里?你藏在哪里?躲藏是不允许的,那是一种冒犯”,等等。

在他们身后,我看见了法律的轮廓。不是人人知道的法律,那是严厉的,几乎不讨人喜欢的;这个法律则不同。我根本没有沦为其威吓的牺牲品,我是一个似乎让她恐惧的人。根据她的说法,我的瞥视是一道闪电,我的双手是毁灭的动机。甚至,法律带着全部的力量荒谬地信任我;她宣称自己永远跪在我的面前。但她没让我问任何事情,当她认识到我有权在所有地方的时候,那意味着我在任何地方都没有位置了。当她把我置于权威之上的时候,那意味着“你没有资格做任何事”。如果她低声下气,那意味着,“你不尊重我”。

我知道她的一个目的是让我“看到正义得以伸张”。她会对我说,“现在,你是一个特例;没有人可以对你做任何事情。你言而无罪;诅咒不再束缚着你;你可以无所顾忌地行动。你完全迈过了我,我在这里,你永远的奴仆。”奴仆?我无论如何不要一个奴仆。

她会对我说:“你爱正义。”“是的,我想是的。”“你为什么让正义在你的如此非凡的个体身上被冒犯?”“但我的个体对我并不非凡。”“如果正义在你身上变弱,她也会在其他人身上变弱,他们会因此受难。”“但这不关她的事。”“一切都关她的事。”“但如你所说,我是一个特例。”“只有你行动了,你才是特例——如果你让别人行动,你就绝对不是。”

她最终说着无用的东西:“真相就是,我们绝不能再次分开。我会四处跟随你。我会在你的屋檐下生活;我们会共眠。”

我允许自己被关起来。暂时的,他们告诉我。好的,暂时的。在户外活动期间,另一个住客,一个长着白胡子的老头,跳到我的肩膀上,在我头上比划着。我对他说,“你是谁,托尔斯泰?”为此,医生认为我真地疯了。最终,我背着每个人到处走动,一群紧紧交缠着的人,一伙中年人,在那上面被一种统治的徒劳的欲望,一种不幸的童真,怂恿着,当我垮掉的时候(因为我毕竟不是一匹马),我的绝大都数同伴也摔了下来,把我揍得鼻青脸肿。真是快乐的时光。

法律严厉地批评我的行为:“在我认识你之前,你可不是这样。”“那是怎样?”“人们不会拿你取乐而不受惩罚。看见你值得一个人付出生命。爱上你意味着死亡。人们挖坑,并把自己埋在里头,为的是摆脱你的视线。他们会对彼此说,‘他走过去了没?愿大地隐藏我们。’”“他们这么怕我吗?”“畏惧对你来说还不够,发自心底的赞美,一种正直的生活,尘土中的谦卑,都还不够。首先,不让任何人质问我。谁胆敢想到我?”

她变得奇怪地激动起来。她赞扬我,但只是为了反过来抬高她自己。“你是饥荒,是不和,是谋杀,是毁灭。”“为什么是这一切?”“因为我是不和、谋杀与终结的天使。”“那么”,我对她说,“把我俩关起来都还不够。”真相是我喜欢她。在这些男人过剩的环境里,她是唯一的女性元素。一旦她让我触摸她的膝盖:一种奇妙的感觉。我对她说了同样多:“我不是那种满足于一只膝盖的人!”她回答:“讨厌!”

这是她的游戏之一。她会向我展示一部分空间,就在窗户和天花板之间。“你在那里”,她说。我努力看着那个点。“你在那里吗?”我用尽全力看着它。“嗯?”我感觉伤疤飞离我的双眼,我的视线是一道伤口,我的头是一个洞,一头被挖出内脏的公牛。突然,她大喊道,“哦,我看见了白日,哦,上帝”,等等。我抗议这场游戏让我极其疲惫,但她不知满足地决心实现我的荣耀。

谁把玻璃扔到你脸上?这个问题在其他所有问题中一再出现。它没有被人更加直接地提出,但它是汇聚所有道路的十字路口。他们向我指出,我的回答不会揭示什么,因为一切早已被揭示。“最好不要说。”“看,你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你知道沉默引起注意。你的缄口以最愚蠢的方式背叛着你。”我会回应他们,“但我的沉默是真实的。如果我对你隐藏了它,你会稍进一步再次发现它。如果它背叛了我,对你反而更好,因为它帮助你,对我也更好,因为你说你正在帮助我。”所以,他们不得不移开天空和大地,以抵达它的底部。

我开始加入他们的搜索。我们都像蒙面的猎手。谁被质问?谁在回答?一个人成为了另一个人。词语自言自语。沉默进入了它们,一个完美的避难所,因为我是惟一一个注意到它的人。

我被问到:告诉我们“就在刚才”发生了什么。一个故事?我开始:我不博学;我不无知。我知道欢乐。这说得太少。我告诉他们整个故事,他们听着,在我看来,还有兴趣,至少是在开始。但结尾出乎我们所有人的意料。“那是开始”,他们说。“现在专心述说事实。”怎么要这样?故事结束了!

我不得不承认,我不能从这些事件中形成一个故事。我失去了故事的感觉;那在许多的疾病中发生。但这个解释只是让他们更为坚持。接着,我第一次注意到,他们有两个人,并且,传统方法的这一扭曲——即便他们中的一个是眼科医生,另一个是精神病专家的事实解释了这点——把一种受严格法则监督和控制的权威审问的性质,不断地赋予我们的谈话。当然,他们俩没有一个是警察局长。但因为他们有两个人,那么就有三个人,并且这第三个人始终坚信,我肯定,一个作家,一个在说话和推断上表现出色的人,总能够详细叙述他所记得的事实。

一个故事?不。没有故事,绝不再有。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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