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异的生命

九月 6th, 2014

让-吕克·南希

1、差异之转化

不论是否有意,对德里达的“延异”(différance)的误解已经聚积起来;就像他说的,“既不是一个词语,也不是一个概念”,它是一个与我们所谓的先验状态相一致的观念。有时,一个人看到了简单差异的一种令人愉快的变异,有时——因为动词“延宕”(différer)——则看到了一种简单而荒谬的向后的悬置。

即便一个人要假定,延异在其内部保持了动词“延宕”的性质——并且某种程度上(在“后来”仍陷于时间之内,并且延异敞开了时间的程度上)它的确如此——但一个人仍不得不问自己,被悬置或被延宕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这总是以一种模糊而任意的方式进行,致使一个人相信它就是发觉自身被向后悬置了的意义、主体或存在。那么,它被同时悬置和承诺了。虽然它随后得到了确保,但这还是一种虚妄的确保和一种空洞的承诺。

不得不指出的是,德里达并没有承诺——也没有悬置——任何类似的东西。他没有在任何地方说过意义、主体或存在是为后来而存在的东西(他的确谈论过“未来”[à venir:尚未到来],并且我们将要审视这点)。它绝不是一种有关/为了明天的哲学。

在生命中把握延异或把延异把握为生命,我想,是可能的。[1]

但我们不得不在此做一个迂回。

人们已经很少注意一个简单的事实了,一个在其文本中无论如何不那么显明的事实。延异是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差异”的一种转化。这首先意味着,它在存在论的层面上承受,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存在论被废除了(这正是解构的意思)的层面上承受。它以这样一种方式被废除了,以至于它根本不再是一个问及“存在”的问题,而是问及差异:存在—存在者(这进而应该是一个其本身被视为及物的动词和真实者之间的差异:正是这个动词的及物性“使”真实者“存在”)。这一切——不管是显明的还是隐匿的——都得自海德格尔,而德里达知道如何用最大限度的精确性来处理。

但这种对细节的关注为他敞开了意义最为深远的结果。其中首要的结果无疑就是差异(存在—存在者)。德里达比任何人都更好地理解了存在首先不能是一个实词;它或许甚至不能被缀合为一个动词,因为它并不给出必然的及物性。但它不给出这种及物性的事实同样意味着,没有什么要等待的及物性。存在的东西,不是任何行动、生产、创造或起源的产物。存在的东西并不从某个先前的被给予者中到来或出现。

没有最初的被给予者(donné premier):只有被给予者的礼物(le don du donné),而礼物不是被给予者本身。它不再向一般的存在者领域敞开或给予,而是向一个“主体”的领域敞开——正是在这个领域里,事物被本质地穷尽了。正如德里达指明的,“这种延异运动并不是突然在先验主体面前出现。前者产生后者。”[2]

2、运动,到来

它是一个运动:它不是概念之间的一种简单的关系,就像同一种差异的简单的关系。存在着一种原初的可动性——原则(principle)上的原初(principial),作为一种承诺的原初。(同时回想一下,德勒兹也在思考一种双重的运动:differenciation/differentiation。)延异再一次穷尽了存在与生成之间的斗争:一种从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起就开始了的争执。无疑,它重新玩弄了黑格尔已经穷尽的版本,即存在在生成中遭到扬弃。

如今发现自身——在存在之后——被悬置的东西乃是生成。那么,这是一种无存在或无生成的哲学。在这方面,它无疑是尼采之后的第一个(因为随着海德格尔,某一个历史,“存在”的历史,以及他把这一历史变成一个命运的方式,依旧是一个开放的问题)。既不是存在,也不是生成,这意味着:没有实存或实体,没有过程或转变,过程或转变不过是实体之在场的变型。

剩下的是什么?不是在场,而是到来(venue);一个对德里达而言至关重要的词。这意味着它前来或在场——它来到在场之中。延异意谓如下:它(ça)不像某种要由一个发展来确定或维持的东西一样在那里(它[ça],不论一个人想要以何种方式称呼:物,主体,世界)。但它到来,它总处于正在到来的状态,难解难分地向着世界到来——向着自身,向着他者。延宕着的东西并没有被向后推延——没有“后来”。它从存在或生成的纯粹在场中被减除了。它正在兴起,它是降临。延异是一种指示全部到来之事件的尝试。

抵达,或到来,不是起源;它是“之后”到来的东西。起源源起(l’origine origine),如果我们能够回想这个罕见的动词的话。它引发。它是原初的,甚或是固定的原则。延异把到来划分成一个被撤回的被给予者,和一种对被撤回或收回之物的回忆。起源在出生中分异并延宕。

那么,它唤起出生。这个词不完全是一个伴随德里达的主题。(在他之前的现象学家已经采用了“表象”。)但随着出生,一个人可以说,至关重要的分离恰恰在于一种对现象学逻辑的偏移(对存在/表象的偏移——以及对主体之表象的偏移,主体并不真正显现,而毋宁是其自身的纯粹在场)。它是一种出生,在这种出生中,到来并不产生于一个固定的始基,而是从它所回归的死亡中到来。同我自己的关系必定包含了一种同我之死亡的关系。死亡的主题,自延异发明之日起,就已经和延异相联系了。[3]

德里达写道,“出生是在场的出生。”[4]而其他的文本支持自身在场的范式对出生的包含。[5]但同时,德里达不时强调这样的事实,即出生作为在场(一种瞬时的和直接的在场,连同一个自为的“自身”之整体)必然导致一种拒绝或遗忘,即遗忘出生是一个“过程”和一个不稳定的,“难以把握的界限”,甚至是这样的东西,它导致了“一种同存在的‘已然在此’相关的延宕”,而不是一种和在场者的共同在场——这样的在场本身就是非时间的。

3、死亡,生命

在这里,死亡仅仅意味着生命:生命和它固有的有限性相关,正如它也和到来相关。这样的到来在到来——在出显——中表明它从无处到来并且去往无处。但——这是最要的事情——它无论如何是一种到来和去往,因为它是无限的。

延异的运动是一种无限的传送,所有的有限性都从中迸出。确切地说,它是无限的;也就是说,它不是无止尽的,但它无法用任何的量级或明确的尺寸来度量。从存在和生成中释放的思努力让自己向着每一个生存的绝对者敞开。这就是海德格尔想要赋予“有限性”(finitude)的意义——亨利·毕洛尔(Henri Birault)已经表明,这个意义有别于法语的“有限性”(finité),他把法语的“有限性”作为被剥夺了无限性的东西,留给了古典的“有限者”概念。

同时抹除并传达了概念(“存在”,“存在者”)之间差异的东西——或许首先——也传达了这样一种差异,它类似于把“生命”和“死亡”对立起来的差异。“死亡不是放弃生命的简单办法。”[6]它毋宁是这样的东西,凭借它,生命和生命发生了关系,因此也和作为延异的生命,和延异所结构性地穿越的生命,发生了关系。[7]被决定为自身在场的生命是对自身之无限同一性的一个命名(对斯多葛派或黑格尔的伟大的活生生之存在的命名),这样的自身并不存活,却同时保持着同一和确定。延异的生命la vie différante)是正在到来的生命;也就是,正在到来(venante)——正在发生(advenante),正在抵达(naissante)的生命。正因如此,它也正在离去和死着。当然不存在任何可以从这样的生命和死亡中得出的“意义”,但它本身就是存在着的一切正在到来的意义。

“意义”同样不是德里达的词语,因为它担负着对意义之完满的要求向他到来。延异和一个客体之知识当中的这样一种完满的丰富性相对立,并且它首先和一个主体的自身知识相对立。但延异的运动释放是正是有限者的一种无限意义的可能性。[8]

然而,与丰富性相对立的东西不是一种贫乏或缺失(这些概念是一种理想的丰富性的基础)。它毋宁是一种过度,充沛,或流溢(德里达称之为“散播”或“不止一个”)。再一次是生命;不是拖延到明天,而是就在此时。并且,是在一个有限的此时;这个此刻被赋予的意义要多于任何对语言的把握、理解,甚至多于能够从语言中得出的沉思。

4、生命,活生生的存在

礼物,运动,传送,延异:通过这些概念的进程,本体论—存在论的差异最终被取代并微弱地延伸至一个点,在那个点上,第一个词项——存在(être)——在第二个词项——存在者(étant)——内消失了。(这样的区分源自海德格尔。)同样地,一切的存在者本身(étant lui-même)在一个绝非存在性(étantité)的元素内消退。没有什么更合逻辑的了:实质之存在的回撤把存在从存在者当中撤回。需要理解的是:存在者之存在不是存在者,存在不过是存在本身。

那么,它做了什么?它能够做的无非是生存。生存不是活着,或者,一个人可以用从这个角度看相当经典的海德格尔的方式说,它不只是活着。不诉诸众多包含了海德格尔生命思想的文本,也不诉诸德里达的生命思想——两者都会把我们带得太远——在此,我将仅仅试着牵出一条诚然应该在生存当中,甚或作为生存而持续的生命之线。简言之,如果生命至少拥有一个本己的特点的话,那么,这个特点必定是自发性:一个人自身的发展和关心(甚至,就像康德注意的,到了一种修正和弥补的程度)。一个人通过自身的生命来存活。通过区分,一个人可以说,自身的生存超出了自身。但这明显是另一个问题——虽然它自在地假定了“抽空考虑”一个或另一个,关心或过度的可能性。

那么,除了在关心——或“纯粹”的维持——中,生命又在哪里被给予了过度?物种的多样性如何?什么外露了生命,而生命又被外露给什么?

或许,首先,一个人必须只说,生命做的无非是让一个人外露:走到一个人自身的外部,向前移动,关心或维持一个人自己,为一个人自己而修正,繁衍,还有这种让生命朝向它自身的推动(poussée)的不定的恢复。它是一个没有终点的终结或一个完美地内在之终点的终结(这也是康德的第三批判对生命和艺术的阅读背后的目的)。既然这样的推动不能是一般生命的推动,而是具有丰富性的存活者的推动——阶级、秩序、家庭、属、类、种、个体的丰富性——那么,它便诞生了独一性,但独一性并不聚积,而是死去并返回推动本身的巨大保留。

本己的生存——如果它可以说是“本己的”,在这里,一个人需要知道它是否只为人类保留——无非指定了朝向外露的相同的推动,也就是朝向自身为了自身的外露,它把生命同自身的关系带入了游戏当中。这种关系既是生成—繁衍—死灭的关系,也是一种同多样的独一性的关系(动物和植物之间的关系,植物自身当中的关系,动物、物种、个体等等之间的关系——不只是使用、分享或斗争的关系,也是对照的、复多的关系,因此,在考虑如何规定生命之确切门槛的困难前,一个人甚至不能排除无机物的领域)。只有伴随着一个言说的活着的人,这种关系才开始被说出,被展示为一种关系和一种无限的关系,甚或意义。

那么,这不是“生命之意义”的问题,而毋宁是完全相反的:意义的生命或作为意义的生命——作为外露,作为推动的意义本身。

言说的动物因为这种以外露的形式本身呈现的生命推动而颤动——它被颤动。生命说,“我和我自己相关。”我把我自己推向这种同我自己的关系:一种无终点的关系,因为它是一种同“我”的关系,并且,我不过是这种无非向着推动本身的推动。推动(poussée),驱动(pulsion),冲动(pulsation)。

在存在的心中跳动的生命,将存在从“存在”当中破除的生命。把存在运送到它自身外部的生命。延异的生命。取代生命之意义的意义之生命。

5、生命与作品

对这种生命观念——意义之生命——的一个特别强有力的例证,就是文学和艺术研究中早已形成的著名配对:“生命与作品”。不考虑“传记主义”——它把作品从生命当中扣除——的一切形式的无用性,不考虑作品的结构和/或创造的自主性所吸引的一切分析的无可争辩的力量,有一个简单的事实在抵抗。它是一个应当取代全部问题的事实:没有生命就没有作品。总有一个活着的人拿起了钢笔或画笔;一个名为威廉(莎士比亚)或莱昂纳多(达芬奇)的人。它不是这样一个问题,即弄清他的心理构成、他的社会地位、他的品味、他的爱情或他的焦虑和恐惧是否就其独一无二的作品的成因。毋宁是要看到,在这里,一个生命欲求(a désiré)制作它的作品。

“欲求”(désirer)可以被轻易地转译为“意欲”(vouloir)或“被迫”(être poussé à)。这不重要;两者仅仅是努力发现一个成因的方式。但,把成因放在一边——因为它们总强迫一个人试着思考原则,而原则按定义是不可能发现的,不论它包含了一个隐秘的决定之“主体”或某种同样成问题的“影响”(就像许多幻想的观念)——考虑完全不同的问题仍有必要。例如,一个人仍不得不思考一个情不自禁地涂画、速写并勾勒草图的存活者的冲动;或者,另一个倾听、辨别声响、音高和音质,并在一种特定的冲动内领会它们的人。

随之而来的作品首先不过是生命的延伸的、蔓延的、展开的跳动。有时,在它下面,会是这个生命本身。通过审视其中的一个原因来发现另一个的原因是徒劳的,因为这意味着在它们彼此融入的地方把它们分开。

当然,我们不应忽视作,品本身作为一个对象或产物,符合一个特定时代所定义的许多尺度和可能。但作品曾经并且现在不过是生命内部的某种冲动或驱动的事实,即这样的事实:生命已经以这样的一种方式被交付给了意义——被交付给了它的意义,并且被绝对地交付给了意义(生命和意义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

正因如此,一个人不能简单地停留于可见的和有形的作品,仿佛它们建构了意义的生命。作品在意义的秩序中明显地外露出来的东西——它在可共通性(即便人们所共通的东西是关于某种不可共通之物的)的领域中首先说出的东西——就是,所有的生命都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开动起来。所有的生命从意义中展露,从意义的自在且自为的可能性当中展露,因为意义既不靠别的某种东西而活,也不为别的某种东西而活。有时,一个生命依其自身就是一件作品,或者,两者之间的区别至少也被抹除了。此外,那些制作作品的人并不忘却作品的超然的、荒芜的、冷酷的一面:在作品产生之后,这一面仍留在继续探索的生命的背部。另一方面,每一个生命都为生命——还有死亡——而劳作。这样的“劳作”(œuvre)不是从生产或运作的意义上来理解的,它恰恰是我们从“生命的作品”(œuvre de vie)和“死亡的作品”(œuvre de mort)这样的表述中获得的意义。

[1] 这样的冲动源自胡安-曼纽尔·加里多(Juan-Manuel Garrido),他在《作为无中生有之创造的存在之意义和生命的解构》(Le sens de l’être comme creatio ex nihilo et la déconstruction de la vie)中提出,把“‘生命’一词当作延异的一个名字”。我只想加入他对德里达作品本身的延异之提议,即便他通过一种对“生命”的问题化把这些概念聚到了一起。因此,我提供的只是对其无畏而强有力的操作的一种确证而已。参见胡安-曼纽尔·加里多,《思的可能:让-吕克·南希以来》(Chances de la pensée: A partir de Jean-Luc Nancy, Paris: Galilée),2011年。

[2] 雅克·德里达,《声音与现象》,杜小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05页。

[3] 我们会在德里达最近的文本《研讨班:野兽与主权,第二卷:2002-2003年》(Séminaire: La Bête et le souverain, Volume II, 2002-2003, Paris: Editions Galilée, 2010)中发现这点。一个例子可以在第183页找到:“存在本身的秘密,存在和存在者之间的差异,就在死亡当中。”

[4] 雅克·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堂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451页。

[5] 见,例如德里达,《论文字学》,第390页,第427页。

[6] 德里达,《论文字学》,第209页。

[7] 在此,我们不会展开一种对德里达那里的“生命”的研究。从诸多的可能性当中援引一段话已经足够:“踪迹附属于逻各斯之间的充分呈现,文字屈从于向往其丰富性的言语,这是存在-神学所要求的行为,这种存在-神学将存在的考古学或末世论意义规定为在场,规定为显现,规定为无分延的生命……”(德里达,《论文字学》,第101页。)

[8] 见《声音与现象》中德里达如何反对“意义于知识、逻辑于对象性、语言对理性的最初界限”(德里达,《声音与现象》,第126页)。这里的关键诚然是“理性”,不是为了把它变成非理性,而是为了让它向其固有的无限性重新敞开。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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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肖之死

九月 6th, 2014

德里达

我特别地知道,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从我能够记得的时候起,并且就在过去的一周,在之前的三周,莫里斯·布朗肖,以一种仍然更加凶险的方式,正死着,他因一个前所未有地迫近的死亡而正死着。我知道,他已经选择了火葬。我早就可以说,布朗肖因你们能在《最后之人》中读到那句话而死着:“我开始确信,我首先在他死了的时候知道了他,然后是在他死着的时候。”[1]

莫里斯·布朗肖的火葬刚刚举行。[2]根据他的希望,他们说。火葬在前天举行,在某些条件下,在一片风景中,在一个乡间的火葬场,在你能够想象的二十一世纪最诡异(unheimlich)的地方,但今天我没有心情在这里谈论这个。布朗肖的死亡,对我,正如对他的朋友,对他的读者,对他的仰慕者而言,是一个悲痛的损失,并且,对这场哀悼,无疑是对所有的哀悼而言,它是一场无节制的哀悼,是一场无可比较的哀悼。当然,你们都知道莫里斯·布朗肖是谁,即便你们不是法国人,并且我甚至会用痛苦的嘲讽说,唉,哪怕你们不是法国人(因为在这里,关于那个六边形国家在文化的世界、图像的世界和书的世界的世界性当中的审查和排斥的限制,有太多的要说。)

你们都知道莫里斯·布朗肖在本世纪是谁,并且知道他的在场和他的撤离给本世纪永远地留下的一切光芒四射的、深渊一般的标记。我打赌,在那些用文字和电视新闻(我想到的不仅是政治和战争)占据头版和其他页面的社会人物中间,在那些最可见的,媒体上最喧嚣地到场的,最流行的人物中间,相比于其他的许多标记,这些标记会在未来更为长久地产生影响,并且将更为谨慎地保持不可磨灭。

在这里,你们一些人,知道莫里斯·布朗肖会是并且对我而言依旧是什么和谁,布朗肖这位朋友,思想家和作者,其庞大的作品,长久以来站在我的身后,并且将永远一直站在我的面前,站立在那对我而言至关重要的东西周围,守护着它。我绝不会停止对莫里斯·布朗肖的赞颂。如果“感激”一词还有什么意义,不只是一种意义,不只是纯粹的意义,那么,这个时候就该十分严肃地,带着一种无尽的忧郁,向我心中关于莫里斯·布朗肖的记忆,表达感激。

请容许我今天不再说它。“世界已逝,我不得不背负你”(Die Welt is fort, ich muss dich tragen),策兰曾经写道。[3]

世界渐渐逝去。“世界已逝”也是一句引语。一个人可以在《那没有伴着我的一个》的开篇读到“世界已逝”这四个字。[4]关于策兰的死亡,布朗肖写过文章,一本短小、紧凑的书,题为《最后的言者》,而这个题目是也策兰的话:“你也言说,/最后的言者,/说出你的言。”(Sprich auch du, / sprich als letzter, / sag deinen Spruch.)[5]

为了让他今天言说,并拥有最后之词(《最后之词》是他的书名之一,一个按定义是末世论的书名——末世论意味着最后之词,终结的逻各斯[logos]或言词——它曾是《事后》中收录的一篇调转了“有”[il y a ]的简短记述的题目,[6]还有一篇题为《完全的最后之词》的文章,可追溯至1968年5月,并被收录于《友谊》[7])——为了让他拥有最后之词,好让他能够在这个时刻成为最后一个言说他死亡的人;死亡在此是我们的主题,请允许我引用布朗肖自己的话——不是从《我死亡的瞬间》中引用,就像一个人不禁如此正确地去做的那样,就像我不久之前做过的那样,[8]而是围绕着“陪伴”一词,或围绕着“友谊”的词汇,那并不陪伴的陪伴者。我将阅读《最后的言者》和《那没有伴着我的一个》中的几句话。

《最后的言者》,再一次是一个末世论的标题,就像《最后之词》,《完全的最后之词》和《最后之人》一样。《最后的言者》,这本伟大的小书,是布朗肖在1984年连同下面的致辞一起寄出的,我从一封更长的信中摘取了这些致辞:“这份最谦逊的礼物从有关他(保罗·策兰)的记忆中获得了全部的价值,如此可敬的记忆,我们无法从海难中拯救”;那么,《最后的言者》的开篇就预示了死亡和提前丧失的陪伴:

柏拉图:没有人拥有死亡的知识;保罗·策兰:没有人为证人作证。(这似乎暗示了,在这么多别的事物中间,关于某人的死亡,尤其是一个朋友或一个伙伴的死亡,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在死者的位置上,为死者而言说[在“为”的一切意义上,在他的位置上或赞美他]。布朗肖继续道:)然而,我们总是为自己选择一个伙伴:不是为自己,而是为某种既内在于我们,又外在于我们的东西,它需要我们对自身而言有所缺失,以便穿越我们不会抵达的界线。提前丧失的伙伴,丧失本身,自此就在我们的位置上。[9]

“……对自身而言有所缺失,以便穿越我们不会抵达的界线。”我们应立刻看到这里通过抵达和等待(atteindre et attendre),抵达或等待,没有抵达的等待,或在抵达的时刻依旧等待,在抵达了之后依旧等待,所意味的东西,看到这不可能的死亡——它是布朗肖思想的一个重要主题——所意味的东西。“……对自身而言有所缺失,以便穿越我们不会抵达的界线。”这种对自身而言的缺失,如同“世界已逝”(因此一切事物,整全之物,已经逝去,我们在某种意义上是“无世界的”[weltlos])这个语段中的逝去,这坚定的逝去,这没有背叛的逝去,这没有否定性的逝去,凿空了事物,即在终结之处铭刻并标记了它的肯定,就在《那没有伴着我的一个》的署名附近:

或许,死去的一切,甚至白日,也靠近了人,向人索求死着的秘密。这一切不会持续太久。我已经远远地感觉到我再也没有权利来呼唤我的伙伴——他还会听得见我么?他此时在哪里?或许在这附近?或许就在我的掌控下?或许他正被我的手缓慢地推开,再一次远离了?不,不要让他远离,不要把他推开,把他拉回你,把他带向你,为他清出道路,召唤他,用他的名字温柔地召唤他。用他的名字?我不能召唤他,在这一刻我不能……白日的全部力量不得不向着那个终点用尽,不得不升向它,或许他立刻就应答了,但在短短几秒的碎散之后,当终结到来之时,一切已经消失,随着白日消失。[10]

最后,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在一部有关不可能之死亡的作品中,在这么多别的位置上,《等待 遗忘》中的一段话,在这里,几乎任意地等待着你们和我们的阅读和重新阅读:

✤  他忍受着等待。等待让他永恒,如今,除了永恒地等待,他没有什么可做的了。

等待等待着。通过等待,等待着的他在等待中死去。他在死亡中维持等待,似乎把一个人死去的时候仍要等待的东西变成了死亡。

死亡,它被视为一个人所等待的事件,无法终结等待。等待把一个人正死着的事实变成了某种一个人并不仅仅为了停止等待而不得不去实现的东西。等待总让我们知道,死亡无法被人等待。

当有等待的时候,没有什么被等待。在等待的运动中,死亡不再能够被等待。在切心的平静中,等待让一切从其中心经过的事物绕行,却不让死亡作为能够被等待的东西而经过,它悬搁死亡,它消解死亡,它让死亡在每一刻都被等待的空洞的相似所超越。

等待和死亡的奇怪对立。在一种对死亡冷漠的等待的状态里,他等待着死亡。同样,死亡不让自己被人等待。

✤  死者返回了死着的生命。[11]

如何继续?如何离开布朗肖?布朗肖的身体,正如我说的,被火葬了,其实就在几个小时前。根据他所谓的愿望,它被火葬了。笛福、鲁宾逊、海德格尔则被埋葬。死后的东西正变成元素,在各个地方和我们呼吸的空气相混合。至于火葬,还有灰烬,从现在起,在人类的现代的、不可抹除的历史上,必定能够在每个人的意识或无意识当中,成为集中营之焚尸炉的转喻,我们不要忘了什么,不要忘了布朗肖不断地让我们的思想回忆这点,他引用了策兰的诗句,“无人/为证人/作证”(Niemand / zeugt für den / Zeugen),这出自《灰烬荣耀》(Aschenglorie)——“灰烬荣耀”是它的标题和开头——它始于灰烬,始于一条在这里如此地占据了我们的道路,手的道路,道路的手,che-mains,[12]Aschenglorie[灰烬荣耀](“灰烬荣耀/在你被震荡被捆绑的/手后面的三岔路上”[ASCHENGLORIE hinter / deinen erschüttert-verknotetem / Händen am Dreiweg]),[13]“荣耀”(Glorie)一词,在这里既照亮了点燃记忆的荣耀,也照亮了光,或是灰烬下阴燃的引火的或火葬的炽热,或是阴燃的灰烬本身;这是开头,而结尾恰恰是“无人/为证人/作证。”

我曾经暗示,在《鲁宾逊漂流记》和海德格尔1929-1930年的研讨班之间,存在着一种类比,关于虚构的类比;海德格尔的研讨班是讨论世界、有限和孤独,事实上是讨论动物,讨论不能死亡的动物,死亡本身不能被“在世界当中贫乏”的动物所经历。那么,对它,对动物而言,死亡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可能的——我说在某种意义上,因为海德格尔也说(在特别是《存在与时间》这样的文本里,我已在别处,尤其是在《绝境》中研究并追问过了,[14]我不想在这里回到它们),死亡,对此在(Dasein)而言,是不可能者的可能性。

那么,我们需要在这里区分不可能者(对动物而言的死着)和不可能者(对此在而言的死着)的可能性。你们可以察觉这种差异的脆弱的一致性,如果不是不一致性的话。这样的差异根本上是不可能者和不可能者之间的差异,是不可能者和不可能者本身的可能性之间的差异。[15]

那么,布朗肖继续居留于这些对思想而言不可居留的位置,不管它是这个关于不可能者和不可能者之可能性的问题,还是那个接受了死亡之生者的虚构的,甚至文学的空间。死亡的生者变成了活死人,甚至变成了一个被活埋者的幻影。

首先,不可能之可能的绝境。在一个典型的文本,《灾异的书写》里,一个人或许会发现,死着的不可能性最为明显地悬持着思想。火和光的问题,以及“大屠杀的焚烧”,不断地贯穿着这部作品并引起它的阵痛。灾异,“灾异”一词本身就被来自天空的光所规定、所定位(“如果灾异意味着与星辰分离(如果它意味着这样的陨落,当来自高处的命运之纽带被切断的时候,陨落的特征就是方向的迷失),那么,它就指示了一种在灾异的必然性之下的坠落。”[16])。或者,再一次:“夜,白色的、无眠的夜——这就是灾异:缺乏黑暗的夜,无光照亮的夜。”[17]或者,再一次:“灾异,它的黑暗应该——通过强调——得到削弱,把我们暴露给了某种被动性的观念。我们相对于灾异是被动的,但灾异本身或许就是被动性,因此,它是过去的,总是过去的,甚至是在过时了的过去。”[18]往后一点,我会说因此,以这“总是过去”的后果,他也在一个问号前命名了“死后的灾异?”[19]并且最后,在这些纸页中间,我特别地请求你们重新阅读:“平静,大屠杀的焚烧,正午的灭绝——灾异的平静。”[20]

其次,虚构和被活埋者的幻影。关于被活埋或被活活困住的恐怖,我曾引用许多文学的和幻想的文本,例如爱伦·坡的文本。无疑有许多其他的文本。但今天我应满足于向你们提及布朗肖的另一个文本,一个十分之老的文本。它可以是《黑暗托马》的两个版本中的任意一个,在那里,这样的幻想,这种被活埋的幻想,无处不在。我应回到这点。但首先,我愿回到《火部》中收集的一篇文章,它写于1945年,是一次对卡夫卡的阅读,这次阅读,就像“活死人”或“被活埋”的语段一样,忍受并超出了是和不的辩证的对立与形式的矛盾,一切对立面的矛盾。

这是题为《虚构的语言》的研究的最后的段落:

死亡的安息何在?哦,死亡,你的胜利何在?

卡夫卡深深地体验到超越和死亡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在他的作品里,有时正是死亡作为存在者无法抵达的东西对存在者显现了,有时正是超越存在者的东西在死亡的无作和凄惨中出现了。有时,死亡显现为超越,有时,超越显现为死亡。这样的反转已经表明,要以一种明确的形式,固定一个有否定在其中运行的故事的阐释,是多么地危险;它同样向自身表明,没有什么阻止绝对形式的完成,除非是度量绝对完成的虚无。从是到不,从不到是的转变,是这里的法则,而一切回避它的阐释都和使之可能的运动发生了矛盾……

这就是最后的模棱两可:当它衰落的时候,它消逝了;当它显露的时候,它毁坏了。它的处境就是被活埋,并且在活埋的时候,它的确是它自身的象征,它被它所象征的东西象征了:它是作为生命的死亡,只要它幸存着,它就是死亡。[21]

幻影的逻辑,正如我们在这里关注的(不管它是关于活着的死亡,幽灵还是亡魂,不管它是关于火葬还是死后之物),严格地说不是一种逻辑,它抵抗逻各斯,抵抗逻各斯(logos)的言说(legein),正如末世论(eschato-logical)的东西既是逻各斯的图像,也是超出并紧随逻各斯的东西,是逻各斯的逻辑,是最后者的极限,最后之词或最后之人的极限,这最后之极限的极限既位于言语之中,位于作为最后之词的逻各斯之中,也一直并且已经位于言语之外,从言语中落入已经在呼吸的死后之物。准确地说,幻影的逻辑在其全部的形象中抵抗、定义并打乱了逻各斯和逻辑,不管它所讨论的逻各斯是理性,是关于无矛盾律和排中律,关于是或不,关于是和不,关于可以决定的或此或彼的逻辑,还是说,这里的逻各斯是聚集,是聚到一起的权力。所以,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幻影的逻辑,正如弗洛伊德提醒我们的,幻影,如同驱力,要在两个对立概念之间的界限的两侧寻找,它是布朗肖在《不逾之步》中特别地命名的“中性”。所以,不存在有关幻影或有关鬼魂和幽灵的逻辑或逻各斯。除非逻各斯本身就是幻影,就是幻影本身的元素、本源和来源,就是幻影的形式和构成,甚至是亡魂的形式和构成。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面对的一切:主权、动物、活死人、活埋等等,幽灵和死后之物——还有梦、梦中之物、虚构,所谓的文学的虚构,所谓的幻想的文学,总会——如果你们愿意这样说的话——比觉醒的权力,比自我的警觉,比所谓哲学话语的意识,更加得当,更加适切。

为了见证这点,同样为了尽可能长久地和布朗肖待在一起,让我们选取一些记述,选取一些关于这种记述的片段,我相信它们还没有真正地开始被人阅读。

为了思考(但一个人所谓的思是什么?这里的问题是前所未有地尖锐和紧迫的,因为关键是要在逻各斯之外思考逻各斯,在逻各斯之外思考幻影、幻象、魅影和亡魂),为了思考幻影是一个人相信自己可与之对立,或者可严格地与之区分开来的东西,为了思考幻影是发生之事的实际之现实,因此来自事件的不可否认的实际性,有必要思考某种类似于事件之幻影的东西(在根本上,它是弗洛伊德就某种引诱场景所指出的东西,引诱的现实、实际性和事件性,归于幻影,属于幻影,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幻影本身,如同幻象或魅影,不是一个产生了不可否认之后果的真实的心灵现实),那么,有必要思考这种不像一个东西的东西,它会是事件的一个幻影,但同时,它也是幻影的一个事件,是事件的一个魅影,是魅影的一个事件,一次到来或随之发生。

事件的这个魅影就是题为《在恰当的时刻》的虚构所清楚地命名的东西。[22]我们面对的是叙述者所谓的“一件可怕的事情”,“没有人能够说它已经发生”,在这个场景里,问题也是一具“腐烂”的尸体,一具已经“腐烂”的“梦的身体”,最终,是一座“坟墓”,是“事件的一个魅影”。正如布朗肖作品中通常出现的情形,这个场景的恐怖绝不排斥它的反面,也就是对欢乐和喜悦的肯定,“对未来的喜气洋洋的庆祝”。[23]无非是忧郁:

我愿这样说:当一个人经历了某件无法忘记的事情后,他就把自己关在里头哀悼它,或者,他再次动身寻找它;他就这样成为了事件的鬼魂。但这张脸并不关心记忆,它被固定了,但它是易变的。它曾发生过吗?第一次,但又不是第一次。它和时间有着最奇怪的关系,而这也让人振奋:它不属于过去,一张脸和那张脸的承诺。它曾以某种方式看着自己并在一个单独的瞬间抓住了自己,之后,这可怕的联系出现了,这疯狂的灾变,灾变当然可被视为它向时间的坠落,但坠落也穿过了时间并凿出了一个巨大的空虚,而这个深坑看上去就是对未来的喜气洋洋的庆祝:未来绝不会再次崭新,正如过去拒绝再次地发生。[24]

关于两个活着的存在者,所谓纯粹的动物和人性的野兽之间的犹豫不决或不可决定性,文学的虚构或幻想的叙事能够展现什么?我邀请你们阅读或重新阅读《黑暗托马》的两个版本中的任意一个。第一个版本写于1941年,[25]是布朗肖的第一本书。它具有高度谜样的风格——这要求一种比较,那是我在大约三十年前的一次研讨班上试着不完全地去做的[26]——其篇幅比近十年后,也就是1950年面世的第二版要长许多,至少是后者的三倍。请你们至少重新阅读第二版(这是现在唯一可以得到的版本)的第五章(我自己则会阅读第一版的第八章)。它一开始就如一个巨大的幻影,呈现了一个天启的,因此也是政治的和变形的场景,关于野兽和野兽,关于“我死了”,关于德勒兹所谓的生成动物。在这里,是叙述者的生成动物,是叙述者的生成自传的动物。我只读片段,在片段中,一如既往地有必要阅读并重新阅读一切。托马看上去就像一个鲁宾逊,因为他一开始就独自一人,处在了“一种重压着他的孤独”当中,我们在第一页读到,他独自在海滩上,位于陆地和海洋之间。但如果它是一座岛,那么,岛上会居住着异乡人,而托马没有生活在他自己的房子里,而是住在一个旅馆里。布朗肖的作品中有那么多的旅馆。在布朗肖那里,人们往往生活在一个旅馆里。我,作为叙述者的我,往往在家外的家中,是一个旅馆或医院的住客,住客或人质,无拘无束地在别人的家中,在别人的家中无拘无束。两个版本的叙事都从“托马坐下来看海”开始。接着,托马游泳,“即便”,第一页说,“当他游向边界未知的区域时,他感到了一种不安。”然后,“虽然他到目前为止一直在同一种重压着他的孤独做斗争,但离他不远处,他注意到一个游泳的人……”那不是星期五,但请往下读。这是我在许多页之后想要选择的片段:

第二晚差不多半夜的时候,托马起身,无声地下楼。没人看见他,除了一只几乎瞎了的猫……它从它所变身成的偶像中提取出那向夜晚倾诉、无法理解的声音,并且开始说话。“……现在,我是一个没有目光的存在。我听见一个畸怪的声音说着我正说着的话,而我一个字都听不懂……唯有恐怖进入我内心。我翻身再翻身,让一头骇人恶兽的哀嚎可以被听见。我感觉到可怕的伤口,自己像是一张脸,和精灵一般大,还有一根滑溜黯淡、盲人般的舌头……我已比黑暗更暗。我是夜晚的夜晚……我死了,死了。这颗头,我的头,甚至看不见我了,因为我已经被消灭……首先我将不再是个人。我重新变回一只冰冷的、无法被附体的小猫,平躺在地……”弓背跪着,托马翻挖地面……他慢慢挖开一个合他尺寸的大洞……洞挖好后,托马将一颗大石头挂到脖子上,往洞里一跳,却撞到一具比地面坚硬千倍的身躯,那是已先进到墓穴里挖掘的掘墓人的身体……就像他自己的尸体……在那他借之以死却不许人相信他已死的消亡里,有着另外一个超前他的死者,而这个完全等同于他的死者,更将他生与死的暧昧性推至极限。在这个他和猫以及猫之梦共同降临的地下之夜,一个缠满绷带、感官被七个封印封住,而精神亦缺无的分身占据了他的位置……在自知死亡的那一刻,他缺席了,彻彻底底地从他的死亡中缺席了……他真实地死了,同时又被死亡的现实所拒斥。在死亡本身当中,他被剥夺了死亡。[27]

最后,通过向海德格尔,向那依旧等待我们的“支配”(Walten)的主题的一次过渡,我应当想起,中性,布朗肖所谓的中性,既被定位于(如果一个人可以在这里谈论位置和拓扑学的话)存在和存在者的差异之前,也被定位于这样的差异之外。存在和存在者的差异敞开或被发现敞开,它被发现敞开或被显现的可能性所敞开,也就是被本身之敞开状态(Offenbarkeit)的可能性所敞开,正是敞开状态把人之此在和动物区分了开来。支配(Walten)生产、孕育、引发、敞开(所有这些词语不是严格地相关的,并且对支配[Walten]而言都是不充分的)了本体论-存在论的差异,因此不属于存在或存在者。“尚未”不是一个关于时间的时序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关于次序的逻辑的问题,而是指定了一种前差异,甚至是一种对存在论差异而言的非差异,一种前非差异,它无论如何对差异感兴趣,并且预备或先于、外在于时间的次序和逻辑的因果关系,它先于、外在于它尚未成为的差异——或者它成为了但还不是差异。如果它是一种力量或一种暴力,那么,它会是无,但这样的无不是什么也不是,这样的无不是一个东西,也不是一个存在者或存在,而是驱迫或强制了存在和存在者之间的差异。“支配”(Walten)就类似于中性,中性既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既不是肯定的,也不是否定的,更不是辩证的,它既不是存在,也不是一个存在者,而是存在和存在者的彼岸或此处。

当本身的尺度让我们关注并且不断地让我们关注时,你们可以想象它的后果。对此,布朗肖在《不逾之步》的许多段落中精准而明确地加以表达了:

♦   如果存在在中性中阅读自身,书写自身,那么,这无论如何不是说,中性在存在之前到来,或者只是说,中性会在存在和存在者之间的差异之掩盖下给出自身,那既不是存在,也不是存在者的自身(它毋宁是两者的彼岸或两者之间的此处),而是说,当中性温柔地劝阻自身成为任何的在场,哪怕是一个否定的在场时,当中性将自身中性化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它阻止自身被人称为中性之存在时,甚至当中性将自身引向否定性重复的无限侵蚀时,中性都避开了自身。

中性标记了存在,它是一切标记的效果:在中性中得到标记的存在并没有被重新标记,并且它总在存在的光辉中忘了这个标记,但就连光辉也只是这个标记的一个效果而已。

♦   中性,针对死着的温柔的禁令,在那里,从门槛到门槛,眼睛没有目光,沉默将我们带入遥远者的临近。词语仍在生者和死者之外被说出,证实着证词的缺席。[28]

[1] 布朗肖,《最后之人》(Le dernier homme, Paris: Gallimard),1957年,第12页。

[2] 布朗肖的火葬在2003年2月24日,星期一举行。德里达和让-吕克·南希,以及作家所亲近的那些人,一起出席了葬礼。作为唯一一位在葬礼上发言的人,德里达朗读了题为“致莫里斯·布朗肖”的文章,这篇文章收录于德里达的文集《世界的终结,每一次都独一无二》(Chaque fois unique la fin du monde, Paris: Galilée),2003年,第323-332页。(译注)

[3] 出自保罗·策兰的《换气》(Atemwende)中的《火红的,大天穹》(Große, glühende Wölbung)一诗。参见《保罗·策兰诗选》,孟明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96页,有改动。(译注)

[4] 布朗肖,《那没有伴着我的一个》(Celui qui ne m’accompagnait pas, Paris: Gallimard),1953年,第25页。

[5] 布朗肖,《最后的言者》(Le dernier à parler, Montpellier: Fata Morgana),1984年,第46-47页。策兰的诗句出自《从门槛到门槛》(Von Schwelle zu Schwelle)中的《你也说》(Sprich auch du),参见《保罗·策兰诗选》,第120页,有改动。

[6] 布朗肖,《事后》(Après-coup),见《永恒轮回》(Le Ressassement éternel, Paris: Éditions de Minuit),1983年。

[7] 布朗肖,《完全的最后之词》(Le tout dernier mot),见《友谊》(L’amitié, Paris: Gallimard),1971年。

[8] 德里达,《Demeure——莫里斯·布朗肖》(Demeure——Maurice Blanchot, Paris: Galilée),1996年。

[9] 布朗肖,《最后的言者》,第9页。

[10] 布朗肖,《那没有伴着我的一个》,第173-174页。

[11] 布朗肖,《等待 遗忘》(L’attente l’oubli, Paris: Gallimard),1962年,第55-56页。

[12] 德里达把法语的“道路”(chemin)和“手”(main)合在了一起。(译注)

[13] 保罗·策兰,《换气》(Atemwende, Frankfurt-am-Main: Suhrkamp),1967年,第68页。译文参见《保罗·策兰诗选》,第281页,有改动。

[14] 德里达,《绝境》(Apories, Paris: Galilée),1996年,特别是第123-135页。

[15] 它是一种十分脆弱的差异,几乎不可思的,几乎不可规定的:它是动物的死亡和对此在而言的死亡之间的差异。死亡对动物而言是不可能的,但对人,对此在而言,死亡也是不可能的;它是不可能者的可能性。此在能够把它自身的死亡当作不可能者来经历。脆弱的差异。(原注)

[16] 布朗肖,《灾异的书写》(L’écriture du désastre, Paris: Gallimard),1980年,第9页。

[17] 同上,第8页。

[18] 同上,第9页。

[19] 同上,第13页。

[20] 同上,第15页。

[21] 布朗肖,《火部》(La part du feu, Paris: Gallimard),1949年,第89-91页。

[22] 布朗肖,《在恰当的时刻》(Au moment voulu, Paris: Gallimard),1951年。

[23] 同上,第135页。

[24] 同上,第135页。

[25] 它于2005年再版(Paris: Gallimard),并加上了皮埃尔·马多尔(Pierre Madaule)的导言《残骸的回归》(Retour d’épave)。(译注)

[26] 这里是指德里达1976-1977年在耶鲁和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举办的一个名为“布朗肖——《黑暗托马》”的未公开的研讨班。(译注)

[27] 布朗肖,《黑暗托马》第一版(Thomas l’obscur, Paris: Gillmard),1941年,第44-48页;新版(Paris: Gallimard),2005年,第72-78页。译文见布朗肖,《黑暗托马》,林长杰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7-42页。

[28] 布朗肖,《不逾之步》(Le pas au-delà, Paris: Gallimard),1973年,第106-107页。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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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日的疯狂

九月 6th, 2014

布朗肖

我不博学;我不无知。我知道欢乐。这说得太少:我活着,而这样的生命给了我最大的快乐。死亡呢?当我死去的时候(或许在此时的任意一刻),我将感到无边的快乐。我说的不是对死亡的预尝,那是陈腐的,通常让人厌恶。受苦让感觉迟钝。但这是引人注目的真理,我对此肯定:我在存活中体验到无尽的快乐,我将在死去里得到无尽的满足。

我游荡过;我从一个地方到过另一个地方。我曾呆在一个地方,住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我曾贫穷,然后比许多人更加富裕,然后比他们更加贫穷。当我是孩子的时候,我拥有巨大的激情,我想要的一切都被给予了我。我的童年已经消失,我的青春在我身后。这不重要。我对曾经存在的感到幸福,我对如今存在的感到满足,即将到来的也很合我意。

我的生命比其他人的生命更好吗?或许吧。我有地方住,而许多人没有。我没有麻风病,我没有失明,我看见世界——怎样非凡的幸福!我看见这个白日,在它之外,一无所有。谁能把它从我这儿夺走?当这个白日消逝的时候,我将随它一起消逝:一个思想,一种确然,让我迷狂。

我爱过别人,我失去了他们。当我遭受那样的打击时,我疯了,因为那是地狱。但我的疯狂无人见证,我的精神错乱并不显然;只有我内心最深处的存在疯了。有时,我变得暴怒。人们会对我说:“你为何如此镇静?”但我从头到脚被烧焦了;夜间,我会咆哮着跑过街道;白天,我会平静地工作。

不久之后,世界的疯狂爆发了。我被迫像其他许多人一样靠墙站立。为什么?不为什么。枪口没有开火。我对我自己说,上帝,你在做什么?那一刻,我停止了疯狂。世界踟躇着,然后恢复了它的平衡。

随着理性回到我的身上,记忆随之而来,而我看到,甚至是在最坏的日子里,当我认为我是绝对并且彻底悲惨的时候,我也无论如何,几乎一直,是极度幸福的。这给了我些许思考的东西。这一发现并不让人快乐。对我而言,我正失去许多东西。我问我自己,我不悲伤吗,我不是感到我的生命破裂了吗?是的,那是真的;但每一刻,当我待着,不在房间的一隅移动的时候,黑夜的凉意和大地的坚实就让我呼吸并倚靠喜悦。

人想要逃离死亡,多么奇怪的存在者。一些人高喊“死,死”因为他们想要逃离生命。“怎样一个生命。我会杀死我自己。我会屈服。”这是可悲的,怪异的;这是一个错误。

但我遇到过一些人,他们从不对生命说“安静!”,从不对死亡说“走开!”几乎总是女人,美丽的造物。人被恐惧所袭击,黑夜冲垮了他们,他们看见自己的计划被消灭,他们看见自己的作品化为尘土。他们曾如此重要,他们曾想创造世界,此时说不出话来;一切崩碎了。

我能描述我的足迹吗?我不能行走,或呼吸,或进食。我的气息由石头构成,我的身体由水构成,而我正因干渴而死去。一天,他们把我塞到地里;医生用污泥覆盖了我。在那土地底下,进行着怎样的工作?谁说它是冷的?它是一张火床,一片荆棘丛。当我起来的时候,我什么也感觉不到。我的触觉在我身旁六尺远的地方飘着;如果有人进了我的房间,我会大喊出来,但刀子正把我静静地切断。是的,我成为了一具骷髅。夜晚,我纤瘦的身体会在我面前升起,让我恐惧。它到来又离去,它损害我,它累坏我;哦,我当然很累。

我是一个自我主义者吗?我感到自己只被少数人吸引,不同情任何人,几乎不希望取悦别人,几乎不希望被人取悦,我,在我自己被关心的地方几乎没有感觉,我只在他们中受难,这样,他们的最轻微的忧虑也成为了一种对我而言无限大的不幸,但即便如此,如果必须,我会慎重地牺牲他们,我会剥夺他们的一切幸福感(有时,我杀了他们)。

我带着成熟的力量从泥坑中到来。我之前是什么?我是一袋子水,一个无生命的延展,一道一动不动的深渊。(但我知道我是谁;我继续活着,没有坠入虚无。)人们从遥远的地方过来看我。孩子在我身旁嬉戏。女人躺在地上,把她们的手伸给了我。我也年轻过。但空无当然让我失落。

我不羞怯。我到处游荡。有人(一个智穷计尽的人)抓住我的手,把他的刀子刺了进去。到处是血。之后,他颤抖着。他把他的手伸给了我,这样,我就可以把它钉在桌子或门上。因为他已经把我那样划开,这个人,一个疯子,虽然他现在是我的朋友;他把他的刀子推进我的手臂;他跟着我穿过大街小巷,喊着“我该死,我是一种不朽的精神错乱的玩物,我忏悔,我忏悔。”一个奇怪的疯子。同时,鲜血在我唯一的套装上滴淌。

我绝大多数时候生活在城市里。有一会儿,我过着一种公开的生活。我被法律吸引,我喜欢人群。在其他人中间,我不为人知。我谁也不是,我是至尊。但一天,我厌倦了做一块把孤独者砸死的石头。为了诱惑法律,我温柔地呼唤她,“来这里吧;让我面对面地看着你。”(有一片刻,我想把她带到一旁。)一个鲁莽的恳求。我会做出什么,如果她应答了呢?

我必须承认我读过许多书。当我消失的时候,所有那些书卷会发生难以察觉的改变;边缘会变得更宽,思想会变得更加懦弱。是的,我跟太多的人说过话,到那时为止,我已被打动;对我,每个人都是一整个民族。那庞大的他人,比我自己更多地,打造了我。如今,我的生命是令人惊讶地牢固的;就连致死的疾病也发现我太过坚强。请原谅,但我必须在埋葬我自己之前埋掉几个别的人。

我开始陷入贫困。慢慢地,它在我周围画圈;第一道圈似乎给我留下了一切,最后一道圈只给我留下自己。一天,我发现自己被困在了城里;旅行不过是一个幻想。我无法打通电话。我的衣服正在破损。我忍受着寒冷;春天,快点吧。我到图书馆去。我成为了某个在那里工作的人的朋友,他把我带到一个过热的地窖里。为了帮助他,我满心欢喜地沿着狭小的走道飞奔,把书带来,而他随后就把这些书发给阅读的忧郁灵魂。但那个灵魂向我投来并不十分友好的话;我在它眼前退缩;它看到了我是什么,一只虫子,一个从贫困的黑暗王国里钻出的长着双颚的生物。我是谁?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把我抛进了巨大的困惑。

户外,我得到了一个短暂的景象:离我几步远的地方,就在我准备离开的街道的拐角上,一个女人推着一辆婴儿车停下,我不能清楚地看见她,她正操纵着婴儿车好让它通过外门。在那一刻,一个我没有看到的正在接近的男人走过了那扇门。他已经迈过了门槛,但他后退又再次出来。当他站在门边上的时候,从他跟前经过的婴儿车,被稍稍抬了起来,通过了门槛,而年轻的女人,抬头看着他,然后也消失在里面。

这短暂的场景让我兴奋得发狂。我无疑不能向自己完全地解释它,但我可以肯定,我抓住了白日撞上一个真实的事件,开始匆忙结束的时刻。它在这里到来,我对我自己说,终结正在到来;某件事情正在发生,结束就是开始。我陷入了喜悦。

我走向房子但没有进去。通过裂口,我看见了一个庭院的黑色边缘。我斜倚着外墙;我真地很冷。随着寒意从头到脚包裹了我,我慢慢感到我巨大的身高获得了这无尽之寒冷的维度;它,依照其真正本质的规律,平静地增长,而我在这幸福的喜悦和完美中徘徊,有一刻,我的头和天空的石头一样地高,而我的双脚还在路面上。

这一切是真实的;留意。

我没有敌人。没有人打扰我。有时,一种巨大的孤独在我脑中敞开,整个世界在里头消失,但又再次完整地出现,没有一丝的擦伤,没有缺少什么。我几乎失去了我的视觉,因为有人把玻璃塞进我的眼睛。那一次打击让我焦躁不安,我必须承认。我感觉我要回到墙里,或流浪到一片燧石丛中。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白日的突如其来的、令人震惊的残酷。我不能看,但我忍不住要看。看令人恐惧,而停止去看把我从前额到喉咙撕开。甚至,我听到了把我暴露给一头野兽之威胁的鬣狗的嚎叫(我想这些嚎叫是我自己发出的)。

玻璃一被取出,他们就在我的眼睑下塞入一块薄膜,又把一层层棉绒铺到眼睑上。我不应当说话,因为说话会扯动绷带的固定结。“你睡着了”,医生后来告诉我。我睡着了!我不得不坚持住,迎战七天的光:一场美妙的大火!是的,一共七天,七天致死的光,成为了一个唯一时刻的火花,责问着我。谁想象过这个?有时,我对自己说,“这就是死亡。不管怎样,它真地值得,它令人难忘。”但通常,我奄奄一息地躺着,并不说话。最终,我开始确信,我直面着白日的疯狂。这就是真相:光发疯了,光明失去了全部的理性:它疯狂地攻击我,失去了控制,没有目的。这一发现径直咬穿了我的生命。

我睡着了!当我醒来的时候,我不得不听一个人问我,“你要提出控告吗?”对某个刚直接面对着白日的人来说,一个奇怪的问题。

甚至在我痊愈之后,我还怀疑自己是否好了。我不能阅读或写作。我被包围在一片雾气朦胧的北方。但这是奇怪之处:虽然我没有忘记同白日的痛苦接触,但我正因戴着墨镜在幕帘后面生活而日益消瘦。我想要在完全的日光下看到什么;我受够了暗光的快乐和舒适;我对日光有着一种对水和空气一样的欲望。如果看是火,那么,我要求火的丰盈;如果看会让我感染疯狂,那么,我疯狂地想要那样的疯狂。

他们给了我体制内的一个不太大的职位。我接电话。医生经营着一个病理实验室(他对血液感兴趣),人们会过来喝某种药。在小床铺上伸开四肢躺着,他们入睡。其中一个人使用了一个非凡的计谋:在喝下规定的药后,他服毒并陷入昏迷。医生称之为一个烂计。他把那人弄醒并因这次诈睡“起诉”他。真的!在我看来,这个病人应得更好的待遇。

虽然我的视觉几乎完全没有弱化,但我还是像一只螃蟹一样走过街道,紧扶着墙,一旦我松手,眩晕就包围了我的脚步。我常在这些墙上看到同一张海报;它是一张印着大字体的简单的海报:“你也想要这个。”我当然想要,每次我遇到这些显目的词语,我都想要。

但我身上的某种东西很快停止了这个念头。阅读对我而言是一种巨大的疲倦。阅读和说话一样让我精疲力竭,哪怕是我发出的最轻微的真正的言语都要求某种我并不拥有的精力。我得知,“你十分满足地接受了你的困难。”这让我惊讶。二十岁的时候,处于相同的情境,没有人会注意我。到了四十岁,就有点可怜了,我正变得贫困。这令人悲痛的表象来自何处?我想我在街上无意间发现了它。街道并不让我富有,虽然它们无论如何应该那样。恰恰相反。当我沿着人行道行走,陷入地铁的明亮灯光,拒绝城市宏伟地辐射出去的美丽的大道的时候,我变得极度地迟钝,谦卑,疲倦。我吸收着无名废墟的一种无节制的分享,接着,我吸引了更多的注意,因为这片废墟并不针对我,它把我打造成了某种相当模糊而没有形式的东西;为此,它看似做作,恬不知耻。贫困的恼人之处在于,它是可见的,任何看见它的人都在想:你瞧,我被指控了;谁在攻击我?但我压根不想把正义随时带在我的衣服上。

他们对我说(有时是医生,有时是护士),“你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你有天赋;如果在十个缺乏能力的人中间分配能力,他们就能活下去,但你不用能力,你就剥夺了他们所没有的东西,而你的贫困,如果它可以被避免,会是一种对其需要的侮辱。”我问,“为什么要做这些训斥?我在偷我自己的位置吗?把它拿回去吧。”我觉得我被不公的想法和恶意的揣测包围了。他们让我和谁对立?一门不可见的学问,没有人能够证明,我自己则徒然地寻觅。我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但或许不一直是。有天赋?这些像坐在审判席上,穿着长袍,准备夜以继日地谴责我的法官一样说话的天赋在哪里呢?

我很喜欢医生,我并不觉得自己被他们的怀疑所贬低。烦人的事情在于,他们的权威会按钟点赫然显现。一个人没有意识到这个,但这些人是国王。他们会突然打开我的房间,并说,“这里的一切归我们了。”他们会攻击我零碎的思想:“这是我们的。”他们会挑战我的故事:“说吧”,而我的故事会服务于他们。匆忙之中,我让自己摆脱了自己。我在他们中间分配我的血液,我的最深处的存在,我把宇宙借给了他们,我把白日给予了他们。就在他们的眼前,虽然他们丝毫没受惊吓,我成为了一滴水,一点墨。我把自己还原为他们。整个的我在他们面前,在众目睽睽之下,消逝;当最终呈现的只有我的完美的虚无,当什么也看不见的时候,他们也不再看到我。他们气急败坏地站起来,大声喊道,“好了,你在哪里?你藏在哪里?躲藏是不允许的,那是一种冒犯”,等等。

在他们身后,我看见了法律的轮廓。不是人人知道的法律,那是严厉的,几乎不讨人喜欢的;这个法律则不同。我根本没有沦为其威吓的牺牲品,我是一个似乎让她恐惧的人。根据她的说法,我的瞥视是一道闪电,我的双手是毁灭的动机。甚至,法律带着全部的力量荒谬地信任我;她宣称自己永远跪在我的面前。但她没让我问任何事情,当她认识到我有权在所有地方的时候,那意味着我在任何地方都没有位置了。当她把我置于权威之上的时候,那意味着“你没有资格做任何事”。如果她低声下气,那意味着,“你不尊重我”。

我知道她的一个目的是让我“看到正义得以伸张”。她会对我说,“现在,你是一个特例;没有人可以对你做任何事情。你言而无罪;诅咒不再束缚着你;你可以无所顾忌地行动。你完全迈过了我,我在这里,你永远的奴仆。”奴仆?我无论如何不要一个奴仆。

她会对我说:“你爱正义。”“是的,我想是的。”“你为什么让正义在你的如此非凡的个体身上被冒犯?”“但我的个体对我并不非凡。”“如果正义在你身上变弱,她也会在其他人身上变弱,他们会因此受难。”“但这不关她的事。”“一切都关她的事。”“但如你所说,我是一个特例。”“只有你行动了,你才是特例——如果你让别人行动,你就绝对不是。”

她最终说着无用的东西:“真相就是,我们绝不能再次分开。我会四处跟随你。我会在你的屋檐下生活;我们会共眠。”

我允许自己被关起来。暂时的,他们告诉我。好的,暂时的。在户外活动期间,另一个住客,一个长着白胡子的老头,跳到我的肩膀上,在我头上比划着。我对他说,“你是谁,托尔斯泰?”为此,医生认为我真地疯了。最终,我背着每个人到处走动,一群紧紧交缠着的人,一伙中年人,在那上面被一种统治的徒劳的欲望,一种不幸的童真,怂恿着,当我垮掉的时候(因为我毕竟不是一匹马),我的绝大都数同伴也摔了下来,把我揍得鼻青脸肿。真是快乐的时光。

法律严厉地批评我的行为:“在我认识你之前,你可不是这样。”“那是怎样?”“人们不会拿你取乐而不受惩罚。看见你值得一个人付出生命。爱上你意味着死亡。人们挖坑,并把自己埋在里头,为的是摆脱你的视线。他们会对彼此说,‘他走过去了没?愿大地隐藏我们。’”“他们这么怕我吗?”“畏惧对你来说还不够,发自心底的赞美,一种正直的生活,尘土中的谦卑,都还不够。首先,不让任何人质问我。谁胆敢想到我?”

她变得奇怪地激动起来。她赞扬我,但只是为了反过来抬高她自己。“你是饥荒,是不和,是谋杀,是毁灭。”“为什么是这一切?”“因为我是不和、谋杀与终结的天使。”“那么”,我对她说,“把我俩关起来都还不够。”真相是我喜欢她。在这些男人过剩的环境里,她是唯一的女性元素。一旦她让我触摸她的膝盖:一种奇妙的感觉。我对她说了同样多:“我不是那种满足于一只膝盖的人!”她回答:“讨厌!”

这是她的游戏之一。她会向我展示一部分空间,就在窗户和天花板之间。“你在那里”,她说。我努力看着那个点。“你在那里吗?”我用尽全力看着它。“嗯?”我感觉伤疤飞离我的双眼,我的视线是一道伤口,我的头是一个洞,一头被挖出内脏的公牛。突然,她大喊道,“哦,我看见了白日,哦,上帝”,等等。我抗议这场游戏让我极其疲惫,但她不知满足地决心实现我的荣耀。

谁把玻璃扔到你脸上?这个问题在其他所有问题中一再出现。它没有被人更加直接地提出,但它是汇聚所有道路的十字路口。他们向我指出,我的回答不会揭示什么,因为一切早已被揭示。“最好不要说。”“看,你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你知道沉默引起注意。你的缄口以最愚蠢的方式背叛着你。”我会回应他们,“但我的沉默是真实的。如果我对你隐藏了它,你会稍进一步再次发现它。如果它背叛了我,对你反而更好,因为它帮助你,对我也更好,因为你说你正在帮助我。”所以,他们不得不移开天空和大地,以抵达它的底部。

我开始加入他们的搜索。我们都像蒙面的猎手。谁被质问?谁在回答?一个人成为了另一个人。词语自言自语。沉默进入了它们,一个完美的避难所,因为我是惟一一个注意到它的人。

我被问到:告诉我们“就在刚才”发生了什么。一个故事?我开始:我不博学;我不无知。我知道欢乐。这说得太少。我告诉他们整个故事,他们听着,在我看来,还有兴趣,至少是在开始。但结尾出乎我们所有人的意料。“那是开始”,他们说。“现在专心述说事实。”怎么要这样?故事结束了!

我不得不承认,我不能从这些事件中形成一个故事。我失去了故事的感觉;那在许多的疾病中发生。但这个解释只是让他们更为坚持。接着,我第一次注意到,他们有两个人,并且,传统方法的这一扭曲——即便他们中的一个是眼科医生,另一个是精神病专家的事实解释了这点——把一种受严格法则监督和控制的权威审问的性质,不断地赋予我们的谈话。当然,他们俩没有一个是警察局长。但因为他们有两个人,那么就有三个人,并且这第三个人始终坚信,我肯定,一个作家,一个在说话和推断上表现出色的人,总能够详细叙述他所记得的事实。

一个故事?不。没有故事,绝不再有。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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