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身体

九月 17th, 2014

福柯

每当普鲁斯特醒来的时候,他就开始缓慢而焦虑地重新占据这个位置(lieu):一旦我的眼睛睁开,我就再也不能逃离这个位置。[1]不是说我被它固定了下来,毕竟我不仅能够自己移动、自己改变位置,而且还能够移动它,改变它的位置。唯一一件事是:没有它,我就不能移动。我不能把它留在它所在的地方,好让我自己到别的地方去。我可以到世界的另一头;我可以秘密地藏身于黎明,让自己变得尽可能地小。我甚至可以让自己在沙滩上,在太阳下融化——但它总会在那里。在我所在之处。它不可挽回地在这里:它从不在别处。我的身体(corps),它是一个乌托邦的反面:它从不在另一片天空下。它是绝对的位置,是我所在并真正肉身化了的空间的小小碎片。我的身体,无情的位置。

但如果我恰巧和它生活在一起呢?在一种陈旧的熟识中,它就像一个影子,或者就像我最终不再看到的那些日常的事物,它们被生活所褪色,就像夜夜在我窗前标出天际的那些烟囱,那些屋顶。然而,每天早上:相同的在场,相同的创伤。我眼前的镜子描摹、强加了相同的难以回避的图像:瘦小的脸蛋,耷拉的肩膀,近视的目光,没有头发——毫无英俊可言。但我不得不在我这颗丑陋的脑袋壳上,在这个我不喜欢的笼子里,揭示我自己并四处走动;我必须通过这个烤炉来说话,打量并被人打量;我将在这层皮肤下腐烂。

我的身体:我被判定在这个孤立无援的地方。事实上,我想,所有那些乌托邦,正是通过反对这个身体(仿佛是要抹掉它),才开始形成的。乌托邦的声名——乌托邦把它的美,它的奇迹,归功于什么呢?乌托邦是所有地方之外的一个地方,但正是在这样的地方,我将拥有一个无身体的身体,一个美丽的、清澈的、透明的、敏捷的、力大无比的、无限持存的身体。它是无拘无束的,不可见的,被保护起来的——总被美化了。第一个乌托邦,在人们心中扎根最深的乌托邦,很有可能恰恰是一个无肉身的身体的乌托邦。

童话的国度,地精、妖怪、魔法师的国度——在这样的国度里,身体以光速运送自己;在这样的国度里,伤口眨眼间就被不可思议的美治愈。在这样的国度里,你可以从高山上跳下又毫发无损地站起。在这样的国度里,你可以随心所欲地现身并隐形。如果有这样一个童话故事的国度,那么,我会是那里迷人的王子,而所有漂亮的男孩会变得邋遢,并像熊一样浑身是毛。

还有一个用来抹掉身体的乌托邦。这个乌托邦是死者的国度,是埃及文明所遗留的那些伟大的乌托邦之城。一个木乃伊到底什么是呢?一个木乃伊就是被否定和易容了的身体的乌托邦。木乃伊是穿越时间而持存的伟大的乌托邦身体。还有迈锡尼文明置于已故国王脸上的黄金面具:其荣耀的、强大的、太阳一般的身体的乌托邦,一种被消除了敌意的恐怖的乌托邦。自中世纪以来,绘画、雕塑、坟墓,那些倾斜的塑像,一动不动地延长着一种再也不能消逝的青春。如今则有那些简单的大理石方块,在石头中被几何化了的身体,写在公墓的巨大黑板上的整齐的白色形象。在这死者的乌托邦之城里,我的身体突然变得像物一样坚实,如神一般永恒。

但在这些乌托邦当中,我们用来抹掉身体的最顽固、最强大的乌托邦,或许自西方历史发轫以来,已经由灵魂的伟大神话施加于我们了。灵魂。它在我的身体里以一种最不可思议的方式运作:它当然住在那里,但它也知道如何逃离。它从身体中逃离,透过我眼睛的窗户观看事物。当我睡着的时候,它逃到梦里,当我死了的时候,它活了下来。美妙啊,我的灵魂:它是纯粹的,它是洁白的。如果我的身体——污浊的,或无论如何不是十分干净的——应该腐蚀灵魂,那么,总会有一种美德,总会有一种强力,总会有一千个神圣的姿势,重新建立我灵魂的原初的纯洁。当我衰老的身体开始腐烂的时候,我的灵魂,它将沿着时间持续,持续不止一段“漫长的时间”。灵魂不死!正是我的身体变得明亮,纯净,贞洁,敏捷,可动,温暖,鲜活。正是我的身体变得平滑,中性,浑圆如一个肥皂泡。

你就这样拥有了它。我的身体,由于这些乌托邦,已经消失了。它已经消失,就像烛火被吹灭。灵魂,坟墓,妖怪和精灵,以一种秘密的方式带走了它,用一个戏法让它消失,吹灭它的沉重、它的丑陋,并还给我一个目眩的而永恒的身体。

但说实话,我的身体没那么容易被还原。它自己,毕竟,有它自己的幻变之手段。它也拥有一些无位的位置,而这些位置甚至比灵魂,比坟墓,比魔法师的魔术,更加深刻,更加顽固。它有它的洞穴和阁楼,它有它隐晦的住所,它明亮的沙滩。我的头,例如,我的头:怎样一个奇怪的洞穴用两扇窗户向外部的世界敞开。两个开口——我肯定,因为我在镜子里看到它们,因为我可以分别关上一个或另一个。但其实只有一个开口——因为我见到的面对我的东西是“一个”没有分隔或裂隙的持续的风景。这头内部发生了什么?事物将自身嵌入其中。它们进去了——我肯定事物在我观看的时候进入了头部,因为太阳,当它过于强烈并让我盲目的时候,它把我的大脑从前到后撕开了。但这些进入我头部的事物仍处在外边,因为我看见它们在我面前,并且,为了抵达它们,我反过来必须走向前去。

难以理解的身体,可渗透的不透明的身体,敞开又关闭的身体,乌托邦的身体。某种意义上,绝对可见的身体。我很清楚,它被别的某个人从头到脚打量着。我知道,在我猝不及防,意想不到的时候,它被人从后面偷窥,越过肩膀监视。我知道,它会赤裸。但这同一个如此可见的身体也被一种不可见性所回撤、捕获了,我从来不能把身体与那种不可见性分开。这个头颅,我头颅的背部。我能够用我的手指感受到它,就在那里。但看见它?从不。这个背部,当我躺下的时候,我可以通过床垫和沙发的压力感受到它,我会用镜子的谋略捕捉到它。而这个肩膀又是什么?我可以确切地知道它的运动和位置,但如果不可怕地扭曲我自己,我就从来不能看到它。身体——只在镜子的蜃景中以碎片的样式显现的幻影——为了让它同时可见和不可见,我真地需要妖怪和精灵,死亡和灵魂吗?此外,这个身体是光:它是透明的;它是没有重量的。没有什么比我的身体更不是一个物了:它奔跑,它行动,它活着,它欲望。它不加抵抗地让它自己被我的全部意向所穿透。但直到有一天我受伤了,我的肚子上破了一个口子,我的胸膛和喉咙堵住了,不停地咳嗽。直到有一天牙痛在我的嘴巴后面发作。然后。我不再是光,不再没有重量,等等。我变成了一个物……幻想的,被人玩味的建筑。

不,其实不需要魔法,不需要魔术。不需要灵魂,不需要死亡,就可以让我既透明又不透明,既可见又不可见,既是生命又是一个物。为了让我成为一个乌托邦,我只需成为一个身体。我用来入侵我身体的所有那些乌托邦——很简单,它们在我的身体中有它们的模型和第一应用,在我的身体中,它们有它们的发源地。我之前其实说错了,我说乌托邦反对身体并注定要抹掉它。但乌托邦从身体中诞生,或许之后又反对它。

无论如何,一件事是肯定的:人的身体是一切乌托邦的首要行动者。毕竟,人们对自己讲述的最古老的乌托邦故事不就是这样的梦想吗:一个巨大而无节制的身体可以吞噬空间并主宰世界?这个巨人的古老的乌托邦在欧洲、非洲、大洋洲和亚洲的这么多传说的中心被人发现——这古老的传说久久地滋养着从普罗米修斯到格列佛的西方想象。

当身体涉及面具、化妆、纹身的时候,它也是一个伟大的乌托邦的行动者。戴上一副面具,进行化妆,给自己纹身,不完全(像一个人想象的那样)是获得另一个身体,另一个仅仅有点更加漂亮,被更好地打扮,更容易辨认的身体。给自己纹身,进行化妆或戴上面具,很有可能是别的东西:那是把身体置于一种同秘密权力和不可见之力量的交流当中。面具,纹身的符号,脸上的彩绘——它们把身体置于一整个语言之上,那是一种完全谜样的语言,一整套被加密的、秘密的、神圣的语言,它在这个身体上召唤上帝的暴力,神圣者的沉默权力,或欲望的活力。面具、纹身、化妆:它们把身体置入另一个空间。它们把身体引入一个不直接地在世界上发生的地方。它们用想象之空间的碎片构成了这个身体,而想象的空间将和神性的世界,或和他者的世界,进行交流。在那里,一个人会被诸神吸引,或被一个人刚刚诱惑了的人吸引。无论如何,通过面具、纹身、化妆,身体从其固有的空间中撕离,被抛入另一个空间。请听这个古老的日本故事,听纹身艺术家如何把他所欲望的女人的身体变成一个不属于我们的世界:

明媚的阳光照射着河面。八铺草席的客厅,阳光照耀得像起了火似的。从水面上折射过来的光线在贪睡姑娘的脸上和槅扇门的纸上描画出金色波纹在抖动。清吉将房间里的门窗关紧,手里拿着纹身的工具,好一阵子只是昏昏沉沉地坐着。他现在才开始能够仔细地品味姑娘的神奇面相了。面对姑娘一动不动的脸,他想:即使在这个房间里坐上十年、一百年,恐怕也不会感到厌倦。如同古代孟菲斯的市民,在庄严的埃及天地装点着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而清吉则要用自己的爱在洁净的人皮上描绘出色彩。少顷,他把夹在左手的小指、无名指与大拇指中间的画笔穗儿,在姑娘背上放倒,从它上边用右手进行针刺。[2]

如果一个人想到,衣服,不管是神圣的还是亵渎的,不管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都允许个体进入僧侣的封闭空间,或进入社会的无形网络,那么,他就会明白,一切触摸身体的东西——素描,色彩,王冠,衣服,制服,这一切——都让身体中封闭着的乌托邦绽放为可感的、多彩的形式。那么,一个人或许应该降到衣服底下——他或许应该抵达肉体本身,那么,他会明白,在某些情况下,身体甚至让它自己的乌托邦权力反对自身,从而允许一切宗教的和神圣的空间,一切他者世界的空间,一切反面世界的空间,进入这个为它保留的空间。那么,身体,在它的物质性,在它的肉体中,会如同其自身之幻影的产物。毕竟,舞者的身体不恰恰沿着一个既外在于它,又内在于它的空间,而膨胀吗?同样,瘾君子呢?着魔者呢?着魔者的身体成为了地狱;被印上圣痕者的身体成为了受难、救赎和拯救:一个血色的天堂。我之前竟傻傻地相信身体从不在别处,相信它是一个不可挽回的此地,相信它把自己和一切乌托邦对立起来。

事实上,我的身体总在别处。它和世界的一切别处相连。其实,与其说身体在世界中,不如说它在别处,因为事物正是围绕着它才被组织起来。正是在一种同身体的关系里——就好像在一种同君王的关系里——才有了上下左右,前后远近。身体是世界的零点。在那里,在道路和空间开始相遇的地方,身体成了无处。它在世界的中心,而我就从这个小小的乌托邦的核心处梦想,言说,前行,想象,察觉各居其位的事物,并且,我同样用我所想象的乌托邦的无限权力否定事物。我的身体就像太阳城。它没有位置,但一切可能的位置,真实的位置,或乌托邦的位置,都从它那里浮现并发散。

毕竟,儿童要花很长时间才能知道他们有一个身体。在几个月,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只有一个由分散的四肢、腔穴、孔洞构成的身体。只有在镜子的图像里,这一切才得以组织,才得以真正的肉身化。更奇怪的是,荷马的希腊人没有任何词语指示身体的统一。这虽然矛盾,但在赫克托耳及其伙伴所捍卫的城墙上,并没有身体。那里有举起的胳膊,有勇敢的胸膛,有敏捷的大腿,有头顶上闪闪发亮的头盔——但没有身体。希腊语的“身体”只在荷马指示一具尸体的时候出现。它因此就是这具尸体,它是尸体,它是镜子,它教导我们,或至少曾教导希腊人,教导现在的儿童——我们有一个身体,这个身体具有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具有一个轮廓,在这个轮廓里,又有一种厚度,一种重量。简言之,身体占据了一个位置。它是镜子,它是尸体,它把一个空间指派给身体的深刻而本源地乌托邦的经验。它是镜子,它是尸体,它让每时每刻毁坏并荒废我们身体的这巨大的乌托邦的暴怒沉寂,平息,并把这暴怒投入一个(如今对我们封闭起来的)密境。多亏了它们,对亏了镜子和尸体,我们的身体不是纯粹的乌托邦。但如果一个人认为,镜子的图像对我们而言处在一个不可通达的空间中,并且我们绝不能抵达我们的尸体所在的地方;如果一个人认为镜子和尸体本身就是一个难以征服的别处,那么,一个人就会发现,只有乌托邦才能够在它们自身当中,在一个瞬间,封闭并隐藏我们身体的深刻而至尊的乌托邦。

或许还应该说:做爱就是感受一个人的身体被封闭于自身之中。它终要带着一个人全部的密度,在任何的乌托邦之外,在他者的双手之间,生存。在他者抚摸你的手指下,你身体的一切不可见的部分开始生存。挨着他者的双唇,你的双唇也变得感性。在他半闭的眼睛前,你的脸获得了一种确实性。最终,有一道目光注视你紧闭的眼睑。爱,如同镜子也如同死亡——平息了你身体的乌托邦,让它沉默,让它平静,封闭它如同关入一个盒子,紧闭并密封。这就是为什么,爱也和镜子的幻觉,和死亡的威胁,如此紧密地相关。如果我们不顾它周围的这两个危险的形象,如此喜欢做爱,那是因为,在爱当中,身体就在这里。

[1] 见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第一卷《去斯万家那边》开篇。

[2] 谷崎润一郎,《纹身》,于雷译,见《恶魔》,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第7页。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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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斯特拉斯堡

九月 15th, 2014

德里达

“地点道说……”(Der Ort sagt…)[1]

这将是关于思的(il y va de la pensée),可以肯定,关于思作为一种持续的关注,关于思将要充分还是贫乏地进行(试着把这,la pensée comme elle va,转译成,例如,德语)。它将是关于思的书写(l’écriture pensante),思的书写穿越了哲学、文学、诗歌、音乐、戏剧、视觉艺术——还有政治——等等。

为什么从这样一个枯燥、冷酷、抽象的论述开始?如果我坚持说出,首先并且最终,一切,归根结底,对我,对我们,对你们,和思,和书写有关,不管这意味着什么,也不管它导致什么,这部分地是为了保护我自己。保护我自己不受我自己的伤害。这是为了试着阻断水流,事实上,阻断情绪的泪水,感激的泪水,爱和友谊的泪水,怀旧的泪水,诚然还有忧郁的泪水,不然,它们今天会在这里,在斯特拉斯堡,淹没我的言词。我的语调不应是哲学上的一种末世论的悲情。这不是同我来自斯特拉斯堡的朋友们的最后一次相见。这至少是我的希望,我以我全部的真心这样想。

如果我就这样从思或书写的回忆开始,那不是因为我在这么多年后仍然知道,这些词意味着什么,或至少对我们而言,它们终有一天不得不意味着什么。不,正是通过倾泻,我们才没有在那个有关我们之共同体记忆,有关这确定性和这真理的如此富饶的风景中变得盲目:从一开始把我召唤向斯特拉斯堡的东西,把我吸引到你们城市里的东西(数十年来,没有这些具体的存在,没有这些身体和形态,没有这些面孔,没有这些我在思和书写上最亲密的朋友,我就无法考虑这座城市:菲利普·拉库-拉巴特和克莱尔、让-吕克·南希和赫莱娜·南希[Hélène Nancy]、卢西安·布劳恩[Lucien Braun]、伊莎贝勒·巴拉迪内·奥瓦尔 [Isabelle Baladine Howald],还有其他人:鲍拉·马拉蒂[Paola Marrati]、弗朗西斯·吉巴尔[Francis Guibal]、丹尼尔·帕约[Daniel Payot]、丹尼·格努[Denis Guénoun],1992年11月,他们在哲学系的支持下,和让-吕克·南希、菲利普·拉库-拉巴特、丹尼尔·帕约一起被组织参加了克里斯蒂安·萨尔蒙[Christian Salmon]在斯特拉斯堡主持的欧洲文学讨论会,这次十分丰富的讨论被结集出版为《欧洲边界之思》[2]),把我们聚集到这里的东西,把我对这座城市的爱变成我一生的祝福之一的东西,首先并且一直,在我们中间,在所有那些我刚刚叫到名字的人中间,是思的坚定的命令。没有这,没有这个命令,什么也不会在这个地方,在斯特拉斯堡,发生;这个命令也是一种欲望:以他或她自己的方式,思考并书写哲学,关于哲学,但也关于文学、诗歌、戏剧、音乐,还有视觉艺术,并且,是通过这一切,因为我正在谈论的是对一座城市的爱,是对一座都市的爱,它不只是法国和欧洲的任何一座都市,因为它是我同样渴望通过这一切,就像我说的,来感谢的自治市;曾有政治,政治的东西,我们会有机会来再次讨论。因为斯特拉斯堡,这座城市和我的朋友们,我最初的主人和我今天的主人,再一次给我机会来和他们分享的东西,我从未和其他人分享过的东西,也是一种政治的经验,而我会回忆有关它的些许时刻。一个不仅是学术的和文化的,而且也是政治的经验:国家的,欧洲的,国际的。

请让我重复,没有那最初的动力,这一切——在斯特拉斯堡,对斯特拉斯堡的思考、言说、书写——是不可能的,并且不会是政治的。菲利普·拉库-拉巴特、让-吕克·南希和我自己从一开始就明白了,那最初的动力把我们召唤到一起,召唤着我们生存并来到一起,在某个像犹太教堂一样的东西里会合并共事。正如你们知道的,那是犹太教堂一词的最初意思:一座犹太教堂(synagōgē:会所)就是聚集,是道说(dit)或指示了“来到一起”的地名(le lieu dit),是一个人为了和其他人相遇而在其中来来去去的场所,是我们的脚步在其中引领我们而我们在其中肩并肩行走的空间。奇怪的是,在我童年的阿尔及利亚犹太环境里,一个人往往说“圣殿”,而不是“犹太教堂”。仿佛是要通过遮掩,通过改造,来隐藏这个词语。

对我而言,斯特拉斯堡也是你们大教堂的蒙眼的西娜戈格(Synagoga)。[3]我崇拜这尊偶像,这个丧失了视力和声音的女人,这个沉默和悲悯的形象。我第一次拜访的就是她,只是为了注意到,(大教堂印刷的)明信片复制品上,这个图像的名字不是“蒙眼的西娜戈格”,而只是——仿佛这是显而易见的——“西娜戈格,《旧约》的寓意(十三世纪的前二十五年)”。我希望在此感谢赫莱娜·南希,她刚给我寄来另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西娜戈格,《旧约》的律法”。因为在我看来,这蒙眼的西娜戈格超越了一种认为犹太人对基督教启示之真理盲目的无疑含沙射影的侮辱和诋毁,它似乎正向我们发出召唤,正向我们传达一个沉默的要求,向我们三个人,向所有那些亲近我们的人。正如只有一个女人才能做到,她不会天真地问我们:启示的真理是什么,明见是什么,遮布或揭露是什么?在今天和明天的欧洲,犹太教、基督教或伊斯兰教是什么?她用一个最初的问题驱迫着我们:盲目意味着什么,或者,用布蒙住(bander)眼睛,让眼睛看不清,或让眼睛看不清思、书写、哲学、政治和一般的生存,意味着什么?

这个问题也通过某种犹太性(Judéité)的审判,向我们到来。犹太性将总已经是我们三个人的一种深刻而持续的关注之所在,我们三个人以各自的方式关注它:让-吕克·南希,犹太教徒,菲利普·拉库-拉巴特,犹太-天主教徒,而我,正如每个人知道的,半个天主教徒,半个加尔文教徒。“犹太问题”,带着其全部的维度——宗教的,哲学的,政治的——以一种十分独一的方式,在斯特拉斯堡回响。不仅是因为它对德国的邻近,不仅是因为纳粹的记忆,更是因为一个具有古老根基的、不同寻常的、充满活力的犹太共同体的在场。赫莱娜·南希常把我带到小法兰西(La Petite-France),带到这个犹太共同体聚集的地方。我们的朋友,赫莱娜·西苏(Hélène Cixous),她既是德系犹太人也是西班牙系犹太人,几周前(像曾经的我一样)被伊莎贝勒·巴拉迪内·奥瓦尔邀请到克勒贝尔(Kléber)书店。在她的母亲艾薇和女儿安妮的陪伴下,她寻找她的斯特拉斯堡祖先的踪迹。还是她昨天向我表明,会堂(synagogue)就是la Chose même,la Cause,das Ding,the Thing,也就是,正如海德格尔回想并不断思索的,一个人围绕着某种诉讼而聚集起来言说、讨论、议谈(parlement)的地方。[4]我接着想到了阿尔萨斯的教会和国家之间的独一关系。[5]在今天的斯特拉斯堡大学,我的一位主人和朋友是热拉尔·贝苏萨(Gérard Bensussan),这对我而言并非无关紧要,我不会忘记他曾慷慨地邀请我到普罗旺斯的艾克斯,讨论肖勒姆(Scolem)和罗森茨威格(Rosenzweig)在希伯来语言问题上的关系,[6]而且,他和让-吕克·南希及其他人一起参加了巴黎的一个关于犹太性的讨论会,[7]他已在每个人眼中成为了一位研究犹太-德国哲学,而不只是研究伟大的罗森茨威格作品的优秀专家。

既然我正围着你们的大教堂和这蒙眼的西娜戈格绕圈,我请求你们,允许某个人,他曾大费篇幅地写过眼睛,写过盲者和艺术史上的盲,写过这段历史中女人和女哀悼者的独一性[8]——请允许他再继续说那么一会。我顺便想到,synagōgē(犹太教堂)首先是希腊语对希伯来语knesset的翻译,而knesset恰恰意味着聚集的地方或处所(bet-ha-knesset),简言之,议会。在圣殿被摧毁后,在巴比伦的囚禁期间,犹太教堂在犹太人聚居区的各个地方涌现。Parlement,synagogue,knesset,归根结底,不仅是la même chose,“同一个东西”,而且也是la Cause,la Chose même,das Ding,the Thing。因此,斯特拉斯堡,作为议会之城(欧洲议会,国际作家议会,哲学家议会),斯特拉斯堡作为一般议会的城市,作为完美议会的城市,作为议会本身的城市,同时成为了一个会堂(synagogue),一个议会(knesset)和物自身(la Chose même)。如果今天有人要把“蒙眼的西娜戈格(Synagoga)”译成“蒙眼的克奈塞特(Knesset)”,并且,为了把视力还给耶路撒冷的克奈塞特,这个人将诉诸欧洲而不是美国——欧洲的斯特拉斯堡,作为欧洲理事会,然后是欧洲议会的所在,[9]在我眼中,乃是转喻,是另一个克奈塞特(Knesset)[10]——那么,我打赌,这个轻率的人会不幸地被认为是一个反犹分子,如果不是一个新恐犹分子(Judeophobe)的话。因为在我们的时代,最令人厌恶、最无法容忍的一件事就是,一个人只要批评(以色列总理)沙龙和从克奈塞特产生并由美国支持的以色列政治,他就会被指控为犯有反犹主义的种族主义,或者,就像今天的人说的,犯有恐犹症。甚至会被指控和欧洲反犹主义的可怕复活勾结在一起。仿佛大屠杀的遗忘属于那些批评这种由美国所支持的以色列政治的人,而不是像我相信的那样,属于那些实施并支持这种灾难的政治的人。不幸的是,这种政治和反犹主义怪物的苏醒不是完全地没有关系。即便这没有说明一切,甚至没有说明什么,至少没有为两种反犹主义的种族主义,恐犹症或恐伊斯兰症,进行辩解。但一如既往地,我正偏离我的话题。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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