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即诗学

十月 7th, 2014

弗朗西斯·蓬热

人和物之间的关系根本不限于占有或使用。不,那会太简单了。那是更糟糕的。

物当然外在于灵魂;但它们也是我们脑中的铅锤。

关系就这样处在宾格当中。

*

人是一个奇妙的身体,他的重心不在他自己身上。

我们的灵魂是及物的。它需要一个像直接补语一样无中介地影响它的物。

问题是最严肃的关系(根本不是同“有”[l’avoir]的关系,而是同“存在”[l’etre]的关系)。

艺术家,比其他人更多地,承受负担,作出反应。

*

但到底,是什么,幸运地,成为了“存在”?只有存在方式的一种连续。物有许多。如同眼睑的多次眨动。

进而,一个物,一旦成为我们的对象,就关注着我们;我们也在视觉上拥抱它,发现它。谢天谢地,问题是相互的“判断”;眨眼间,艺术家达到了目的。

是的,只有艺术家,知道如何处理。

他停止凝视,实现了目的。

物也作出反应。

真理就这样离开,完好无损。

变形已经出现。

*

如果我们只是一个身体,我们无疑会处在一种同自然的平衡状态里。

但我们的灵魂,和我们一样,处在天平的同一侧。

轻或重,我说不出来。

记忆,想象,突然的反应:一种正在增长的沉重;然而,我们拥有言语(或其他的一些表达手段);我们说出的每一个词都减轻了我们的负担。在书写中,它甚至跑到了另一侧。

轻或重,我说不出来,但我们需要一个砝码。

*

人只是一艘沉重的船,一只沉重的鸟,处在深渊的边缘。

我们感受到它。

每一次“眨眼间”(battibaleno)都肯定了它。为了保持稳定,我们的眼睑跳动如鸟的双翼。

有时在波浪的顶峰,有时准备沉没。

永恒的流浪,至少是在我们活着的时候。

但世界充满了物。在物的边缘,我们看见其无限的群拥,聚集,即便它们是模糊的、朦胧的。

无论如何,那足以让我们安心。因为我们也觉得,它们全部,根据我们的幻想,一个接着一个,会成为我们的停泊点,系缆柱。

只需重量恰当。

那么,不要光看着它们,而要靠我们的双手——让它们把缆绳拉长。

*

正如我说过的,只需重量恰当。

它们绝大多数没有重量。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只是抓住他的发散物,他的鬼魂。这是主观的物。

他只是和它们跳华尔兹舞,它们都唱同一首歌;然后,他和它们一起飞走或沉没。

*

所以,我们必须选择真正的物,不断地反对我们自身的欲望。我们将一再选择的物,不是我们的装饰或背景;而是像我们的观众,我们的法官;当然,我们也不是舞者或小丑。

最终,拥有我们的秘密议会。

就这样让我们的家中庙宇繁荣:

我认为,我们每个人,只要活着,就认识到他自己的美。

它坚守那总未被触及的中心。

围绕着它,一切井然有序。

它完好无损。

我们天井中的泉。

1962年2月,《新文集》(Nouveau Recueil),第143-148页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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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灭

十月 5th, 2014

布朗肖

毁灭:正是一本书(它是一本“书”吗?是一部“电影”吗?是两者之间的间距吗?)把这个词作为一个未知的词给予了我们,它用一种全然他性的语言提出了这个词,它是那种语言的允诺,那种语言只有这一个词要说。但对我们这些仍属于古老世界的人而言,倾听它是困难的。当我们听到它时,我们仍听着我们自己,怀着我们对安全的需要,我们的占有的确定,我们的小小的厌恶,我们的持续的怨恨。那么,毁灭,充其量只是一种绝望的慰藉,一个命令的言词,它到来只是为了平息我们当中的时间之威胁。

我们如何听到它,而不使用一种知识——进而,一种合法的知识——任我们所支配的词汇?让我们平静地说:一个人必须为了毁灭而去爱,一个能够在爱的纯粹运动中进行毁灭的人不会做出伤害,不会毁灭,只会给予,给予空洞的无限,在那无限中,毁灭成为了一个非私人的词,一个非肯定的词,它成为了一种传达中性之欲望的中性之言语。毁灭。它只是一种喃呢。不是一个在其统一中获得荣耀的单独之词,而是一个在稀薄的空间中自我倍增的词,她说出了它,她无名地说,一个年轻的形象,来自一个没有视界的地方,没有年岁的青春,她的青春让她变得古老,或太过年轻,以致无法只是显得年轻。就这样,在每一个青春的少女身上,希腊人高呼一种神谕之言的希望。

毁灭。这如何鸣响:轻柔地,温和地,绝对地。一个词——被无限者所标记的不定式——没有主语;一个工作——毁灭——由词语本身所实现:我们的知识不能恢复什么,尤其是,如果它期望从当中得到行动的可能性的话。它就像一个人心中的光:一个突然的秘密。它被托付给我们,这样,当它毁灭自身的时候,它也毁灭了我们,为的是一个永远和一切当下相分离的未来。

人物?是的,他们在人物的位置上——男人,女人,阴影——但他们是独一性的点,一动不动,虽然一个稀薄的——在几乎没有什么能在那里发生的意义上——空间里,一种运动的轨迹也能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地被描绘出来:一个多重的轨迹,通过这个轨迹,被固定了的他们不断地交换自身,并且,同一的他们不断地改变。一个稀薄的空间,就界限并不约束它而言,稀薄的效应倾向于制造无限。

当然,那里发生的事情,在一个我们可以命名的地方发生:一个旅馆,一个花园,在那外面,森林。我们不要解释。那是世界的一个位置,我们的世界:我们都住在那里。然而,它虽自然地四处敞开,但也被严格地划界,甚至被封闭起来:在古老的意义上,它是神圣的,分开的。它在那里,似乎,在书的表演,在电影的追问开始之前,死亡——死着的某一种方式——就已经完成了它的工作,产生了一种致命的无为。其中的一切都是空洞的,茫然地面对我们社会的事物,茫然地面对其中看似发生的事件:用餐,游戏,感觉,词语,没有写下、不被阅读的书,甚至还有在他们的强烈情感中,属于一种已死之激情的黑夜。没有什么是让人舒服的,因为没有什么能是完全真实的,或完全不真实的。在那里:在一种令人着迷的缺席的背景下,仿佛书写正在展现句子的相似,语言的剩余,思想的模仿,存在的模拟。一种不由任何在场——不论是未来的在场还是过去的在场——所维持的在场;一种不承担任何被遗忘之物并且与一切记忆相分离的遗忘:始终,不可确定。一个词,一个独一的词,最后之词或最初之词,带着一种由诸神诞生的言语的全部不起眼的光辉,在这里介入:“毁灭”。在这里,我们能够把握这个新词的次要的急迫,因为如果一个人必须为了毁灭而去爱,那么,一个人也必须在毁灭之前,通过死亡本身,将自己,从一切——从一个人自己,从活着的可能性,从已死的和有死的事物——当中,释放出来。死。爱:只有那时,我们才能接近大写的毁灭,接近不熟悉的真理为我们预备的那种毁灭(它是中性的,正如它是可欲的,它是暴力的,正如它远离一切僭越的权力)。

他们来自何处?他们是谁?无疑,和我们一样的存在者:这个世界上没有其他人了。但事实上,存在者已被根本地毁灭(这个说法涉及犹太教);因此,这种侵蚀,这种毁坏,或死亡的这种无限的运动——这是他们身上关于他们自己的惟一的记忆(在一个人身上带着最终被揭示了的缺席的闪光;在另一个人身上则通过一种持续而不完整的、缓慢的前行;在年轻的女孩身上,则是通过她的青春,因为她被她同青春的绝对关系纯然地毁灭了)——无论如何已经释放了他们,为了温柔,为了他者的关怀,为了一种非占有的,非特定的,不受限的爱:为了这一切,为了他们都承载的独一之词。他们从最年轻的,夜间的青春少女那儿收到这个词,只有她能够在完美的真理中“说出”它:“毁灭,她说。”

他们不时神秘地让人想起古希腊人眼中的诸神,诸神总在他们当中,既熟悉,又不熟悉,既亲近,又遥远:新的诸神,神性全无,总是并且仍然尚未到来,即便他们诞生于最遥远的过去——人,就这样,只是脱离了人的重量,脱离了人的真理,但没有脱离欲望,没有脱离疯狂,那不是人的特点。诸神,或许,就在于他们多样的独一性,他们的不可见的裂隙,这种经由黑夜的同他们的关系,遗忘,爱欲和死欲的共同的简单性:死亡和欲望最终为我们所及。是的,诸神,但根据狄奥尼索斯的未经阐明的谜,他们是疯狂之神;正是一种神圣的交换,在最后的笑声前,在他们允许我们抵达的绝对的天真中,引领着他们,把他们的年轻伙伴指定为本质地疯狂的,那疯狂超越了一切关于疯狂的知识(或许,尼采会从自身之悲苦的深处,用阿里阿德涅的名字,称呼同一个形象)。

勒卡特,勒卡德:“毁灭”一词的光辉,这个词照耀却不照亮什么,哪怕是在一片总因诸神之缺席而荒芜的空洞天空下。我们不要以为,这样一个词,既然已由我们念出,就可以属于我们,或被我们所接收。如果森林仅此而已,既没有神秘,也没有象征;如果它只是界限,虽然不可僭越,但总是作为不可突破的东西而被突破,那么,正是从这里——没有位置的位置,外部——浮现了不熟悉的词,它陷于沉默的喧嚣(这就是狄奥尼索斯,最喧嚣的,最沉默的),脱离一切可能的意指。它从最遥远的地带,穿越一种被摧毁的音乐的巨大轰鸣,向我们到来,被摧毁的音乐,正在到来,或许是欺骗性地,但也是一切音乐的开端。某种东西,主权本身,在这里消失,在这里出现,而我们无法在幻影和消失之间决定,或者,无法在希望和恐惧,欲望和死亡,时间的终结和开端之间,决定,无法在轮回的真理和轮回的疯狂之间决定。将自身揭示为被毁灭但又重生了的,不只是音乐(美);还有,更加神秘地,我们对之呈现并参与其中的作为音乐的毁灭。更加神秘,更加危险。无边的危险,悲伤将会无边。这个毁灭并自我毁灭的词将会怎样?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对它的聆听取决于我们每一个人,天真的年轻伙伴自此在我们身边随同我们,她,可以说,永恒地,给予并接收死亡。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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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灾异的书写》

十月 5th, 2014

罗贝尔·安泰尔姆

走向对他者,对无限之他者的承认的冲动,这思想的本质——它的奴役。人从未被离弃。思想有所相伴。它承受他者的阴影,它想要沉默,读者的“不言之语”。

思想有所相伴,它没有一种绝然孤独之临近的沉重。思想从不为己。没有“动力”,你会说……理性之外,绝望之内,在灾异的边缘;预言的缺席;友谊……对最脆弱者的承认;在我们的阅读中,作者因此永远仍在这个五月,这事实上承认的时间,那时,历史被重述为思想。

被撤得最深的生命,离我们每个人最近的思想,转向自身最少的东西,总作为自身和他者的自身。

批评的友谊;他者的作品从未被离弃给它的孤寂,被离弃给一种文字性;这双重好客的位置的重量和轻柔,总是最初之追问的位置。

莫里斯·布朗肖的书写承担着无言之人性的沉默,它被沉默所承担,它是沉默的“跳动之心”;我们所有人都在那里,在故事里,被发现的/秘密的,捉摸不定的,一动不动的,令人眩晕的,在一个人向着他者在场的这礼节中,在总是最后时刻的平常日子里;我们所有人,受启发的,沉醉的,悲苦的,振作起来,如入死地,或俯身低垂;每个人怀着一种不可穷尽的,被言说,被阅读的敬意,转向了他者;不可分开的人,最终的故事;崇高的人,不可能的变形。我们的美。

这手无寸铁的言语的浩瀚。“人性弱点”的至尊的黎明。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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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书的理由

十月 3rd, 2014

巴塔耶

写一本书的理由可以追溯到一种欲望上,即改变一个人和他周围人之间存在的关系。现存的关系被断定是不可接受的并且被视为一种令人苦恼的折磨。

但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发现,对这种痛苦的补救是无力的。在某一刻,对完美而纯粹的、逃避通常惯例的人之互动的欲望变成了一种毁灭的欲望。不是说这一秩序的互动是不可能的,而是说它们以提出它们的人的死亡为前提。就这样,我发觉自己面临一个困境,它与其说是悲剧的,不如说是可怜的,与其说是凄惨的,不如说是可耻的;我所渴望的为他的存在受到了为己之存在的排斥,而我想要由他人——没有他们,我的在场就等同于一种缺席——采取的使用只是自然地要求我停止存在,也就是,用可以更加直接理解的话说,要求我死去。非存在已经成为了存在的一个紧迫的命令,而我注定不是作为一个真实的存在者活着,而是作为一个在分娩前就被感染了的胎儿,作为一种非现实,而活着。

我不相信我的苦恼将变得可以接受,虽然我仍受到自己的深深之吝啬的约束,但我将不再试图通过琐碎的托辞来逃避。

在某些时候,我的态度会变得可以理解,似乎对我而言,它必定要发生,很清楚的是,我的态度和一种仇恨相连,即仇恨那不接受失败之可能性的权力。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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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何处?此时何人?

十月 3rd, 2014

布朗肖

在萨缪尔·贝克特的小说中,谁在说话?这个不断地重复看似同一个东西的不知疲倦的“我”是谁?他试着说什么?作者——他必定在书中的某处——在寻找什么?我们——阅读书的人——在寻找什么?或者,他只是在绕圈,只是在隐晦地循环,只被一种游荡之声音的冲动承载着,他生产一种没有本然之开端或终结的言语,但那也是一种贪婪的、严格的语言,它绝不会停下,它发觉自身无法忍受停下,因为一旦停下,可怕之发现的时刻就到来了:当言谈停止的时候,仍然有言谈;当语言中断的时候,它持续下去;没有沉默,因为沉默永远在那声音内部言说。

一场没有结果的实验,通过排斥那些虽然贫乏,但允许它继续的手段,它带着从一本书到一本书不断增长的纯粹性,而继续着。

正是这单调乏味的运动首先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这不是某个为美而书写的人(虽然那样的快乐是光荣的),这不是某个被大家所谓灵感的崇高冲动所驱使的人(灵感表达了在未知之物上捷足先登的使命或欲望中产生的新的、重要的东西)。那么,他为什么书写?因为他试图逃避单调乏味的工作,他要让自己相信他仍是这工作的主宰,即在他提高声音的那一刻,他会停止谈论。但他在谈论吗?这空虚——它成为了那个没入其中的人的声音——又是什么?他落入了哪里?“此时何处?此时何人?此时何时?”[1]

他正在斗争——这是表面的;有时,他秘密地斗争,仿佛他正向我们,也向他自己,隐瞒着什么,如此的隐瞒首先是狡猾的,然后是一种揭示自身之双手的更深的狡猾。首要的策略是在他自己和语言之间插入某些面具,某些面孔;在《莫洛伊》这本书中,人物仍然出现,所说的东西试图采取一个故事的令人安心的形式,当然,它不是一个成功的故事,这不仅是因为它不得不讲述的东西是无限悲惨的,更是因为它无法成功地讲述,因为它不会也不能讲述。我们相信这个已然缺乏流浪之手段的流浪汉(但至少他还有双腿,虽然双腿并不利索——他甚至拥有一辆自行车)围着一个目标永恒地转圈,那目标是隐晦的,它被隐瞒,被承认,被再次隐瞒,那目标和他奄奄一息的死了的母亲有关,某种难以把握的关联,正因为他在书一开始的时候就实现了目标(“我在我母亲的房间里。现在是我生活在这里。”[2]),那种关联迫使他在被隐藏的、不愿被揭示的东西的空洞的陌异性当中,围着目标,无尽地流浪——我们相信,这个流浪者服从一个更深的错误,并且,他踟躇的、断断续续的运动在一个无人称的执迷的空间中出现,执迷永远地引领着他;但无论我们感觉他有多么地衣衫褴禄,莫洛伊都没有放弃他自己,他在某些界限内保留了一个名字,一个坐标,而那些界限抵御了更加烦人的危险。在《莫洛伊》的故事里当然有一个让人苦恼的崩溃的原则,这个原则不只限于流浪汉的不稳定性,而是进一步要求莫洛伊被反射,被复制,成为另一个人,成为侦探马龙,马龙追捕莫洛伊而不逮住他,并且,在那样的追捕中,马龙(他也)开始走上一个无尽之错误的道路,如此错误的道路,以至于任何一个走上它的人都无法保持自己,而是缓慢地化为碎片。莫洛伊不知不觉地成为了马龙,也就是,成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物,如此的变形瓦解了叙事元素的安全性并同时引入了一种寓言的意义,或许是一种令人失落的意义,因为我们并不觉得它符合这里所隐藏的深度。

《马龙之死》显然走得更远:这里的流浪者不过是一个垂死者,并且,他所通达的空间不再提供一座有着上千条街道的城市的资源,也不再提供《莫洛伊》所给予我们的有着森林和大海之视野的户外;它不过是房间,床,是垂死者用来把东西拉过来又推开,从而扩大其静止之圈子的拐棍,并且首先是那支进一步扩大圈子,使之进入词语和故事的无限空间的笔。马龙,如同莫洛伊,是一个名字和一张面孔,也是一系列的叙事,但这些叙事不是自足的,它们被讲述不是为了赢得读者的信念;相反,它们的计谋很快暴露了——故事是被发明的。马龙告诉他自己:“这次我知道往哪儿去了……这是眼前的游戏,我要玩……我想我可以给自己讲四个故事,每个故事的主题都不同。”[3]怀着怎样的目的?为了填补马龙感觉自己正坠入其中的空虚;为了让那空洞的时间(它将成为死亡的无限时间)沉寂,而让它沉寂的唯一方法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地说些什么,讲一个故事。因此,叙事的元素不过是一种公然欺骗的手段,它建构了一种让书失去平衡的刺耳的妥协,一种破坏实验的计谋之冲突,因为故事仍然是故事,乃至于过度:它们的精彩,它们的的巧妙讽刺,一切把形式和兴趣赋予它们的东西,也把它们从马龙,从垂死者那里分离,把它们从马龙之死的时间中分离,为的是恢复我们在其中一无所信的惯常的叙事之时间,并且,在这里,叙事的时间对我们没有什么意味,因为我们期待某种更加重要的东西。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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