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

二月 28th, 2015

让-吕克·南希

现在,我们超出了马克思赋予其用语的意义。对马克思而言,为了揭示一种以真正人性的创造为其社会真理的生产的活生生的现实,货币的等值性可以被去神秘化。这在他看来就是资本主义走向其自身之超越的历史使命。

我们处在另一种超越当中,那就是超越一切有关“真正人性”之视像的消散。再现一个摆脱异化,从一切自然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的屈从中被解放出来的“全整”之人的可能性,已在一般等价物的进程中消逝,而一般等价物成为了一切目标和一切可能性的等值和互联。

如今有十七亿的人和其他无数的生命陷入了一种相互依赖性,在那种相互依赖性当中,“自然”和“技术”之间的界限,不同技术之间的界限,其目的和手段之间的界限,我们的作为自在之目的的生存和我们的作为目的的无限等价之手段的社会生活之间的界限,都遭到了抹除:财富,健康,生产率,认知,权威,想象,全都加入了同一个逻辑,其一般的原则似乎是从量到质的转变。巨大的数目奠定了法则,不管那数目是关于货币,人口,速度,力量,循环或是信息什么的。在所有这些领域的互联中,“质”,也就是,“价值”或“意义”,无论如何在一切巨大数目的相互作用的共生关系中消散。我们约两个世纪来所谓的“虚无主义”恰是我们希望通过技术、通过对命运的主宰来实现的东西的反面。交流成为了污染;传播成为了感染。

这就是福岛显得典型的地方:一场地震及其引发的海啸成为了一次技术的灾变,而这灾变本身又成为了一场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最终是哲学的地震,同时,这个系列与金融灾变的系列,与这些灾变尤其是在欧洲所引发之后果的系列,与这些后果对一切全球关系造成之冲击的系列,形成了交错或交织。

不再有自然的灾变了:只有一种延及全部时间的文明的灾变。每一个所谓自然的灾变——地震、洪水或火山喷发——都可以证明这点,更不用说我们的技术在自然中造成的剧变了。

我们事实上已经改造了自然,并且我们再也不能谈论它。我们必须试着思考一个整体,其中,自然和技术之间的区分不再有效,同时,“这个世界”同任何“其他世界”的关系也不再有效。这一强加于我们之思想的境况极大地超出了我们有时所谓的“一场文明的危机”。这不是我们可以用这同一种文明来治愈的一场危机。如是的境况也超出了有时所谓的“文明的转变”:我们不决定这样一种转变;我们无法瞄准它,因为我们勾勒不出那将要实现的目标。

我们的思考必须不再对准危机或计划。但我们不知道思考“更好者”的其他模式。自从我们想要一个“更好者”,自从我们想要改变并改善世界和人类,我们就只用新生或新一代的观念来思考:重新制造世界和人类,或制造一个更好的世界和人类。这当然始于以佛教、儒教、希腊精神和西方一神论为标志的伟大的历史形构,而那样的形构也以人类同诸神世界的一种严格的献祭关系的终结为标志。神圣者,如果它还没有在各处消失的话,那么,它已深刻地改变了它的意义。它已在西方转为了人的神圣化(所谓的“无神论”)。

但这样的神圣化已经反过来让位了,因为“人本主义”尚不能设想“人之本质的高贵”[1]或“自然”之本质的高贵,或“世界”之本质的高贵,或最终,一般生存之本质的高贵。它已让位于一种互联,让位于一种一般化的环境主义,其中的一切都被包围、封闭起来,并根据一种所谓的无意识技术(inconscient technologique)[2]的网状结构而发展——“无意识”在这里还有别的地方,首先意味着一切存在者的纠缠着的网络。这个网络,这种在我们的现代性当中弘扬“内在性”——某种意义上,一种对无“自身”之自身的依附——之主旨的丰富的语境化,产生了一系列在上帝之后以“主体”、“意义”、“同一性”、“象征”为对象的合理的追问、揣测和怀疑。

然而,这样的内在性及其错综性并不因此应被视为我们过去之超越性的降格或退化。我们必须不用新生或新一代的观念来思考。这至少应该从一种对“技术”之意义的新理解开始。由于用一个假定的“自然”来与技术形成对照或配对已不再足够,我们必须——以新的代价——思考海德格尔所谓的“存在的最后告别”。那至少意味着:技术不是操作手段的一种聚集;它是我们之生存的模式。这样的模式把我们暴露给一种至今闻所未闻的最终状况:一切成为了一切的目的和手段。某种意义上,不再有目的或手段。一般等价物也有这种意义,一种模棱两可的意义。在一切的相互遣返中,运行着一切建构(construction)的拆构(destruction)和我在堆积而不聚集的意义上所说的“构”(struction)。[3]

我们能够发明什么样的聚集?我们如何把一个世界的碎片,多样世界的碎片,以及贯穿这些世界的生存的碎片,聚集起来?我们如何聚集我们自己,聚集“我们”,聚集一切的存在者?福岛可以让我们决定不再使用核能或以不同的方式使用:我无法在这里进入这些选择所包含的考虑。但我可以断言,任何选择都不会让我们摆脱目的和手段的无限等值性,如果我们不摆脱目的性本身的话,即不摆脱企图,不摆脱谋划,不摆脱对一个未来的一般的投射。我们的目的已成为了未来的目的:这会是我们所谓的西方,或更一般地,所谓的“现代性”的主要产物。谈论“后现代”是正确的,如果我们意在放弃一切对未来的企图的话,而那样的未来已被设想为一种即将到来之意义的统一了。但这还不够,因为它仍陷于一种连续的图式,一种之前和之后的图式。

那么,决定性的事情是在当下思考并思考当下。[4]不再是未来之目的(fin)的终结(fin),甚至不是目的的快乐而混乱的消散,而是作为切近之元素的当下。目的/终结(fin)总是遥远的;当下是亲近的所在——同世界,同他人,同自我的亲近。如果我们想要谈论“目的/终结”,那么,我们必须说,当下在其自身当中有其目的/终结——如技术,简单地说,但没有“最终”之表征的补充。当下在fin一词的两个意义上于其自身当中有其目的/终结:其目标和终止。目的性和有限性结合了起来——如果我们思考它的话,这就意味着向无限敞开。对生存的认知乃是意义的无限之能力。对“意义”的思考不是一个要实现的目的,而是那有可能接近的东西。福岛禁止了一切的当下:它是那个迫使我们努力实现其他未来的未来目标的崩塌。让我们试着实际地努力实现其他的未来——但这是在更新了的当下的前提下。

[1] Martin Heidegger, Lettre sur l’humanisme, tr. fr. R. Munier, Paris, Flammarion, 1964, p. 15. 参见马丁·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路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388页:“人之本质的高贵。”

[2] Erich Hörl, «Die technologische Bedingung», introduction au Die technologische Bedingung, Berlin, Suhrkamp, 2011, p. 28. 我们进而应该追问:“科学”(假定我们同意这个词可作为单数来使用)包含什么,什么可归于“技术”,并且,把一者同另一者配对起来,在什么方面是必要的或不必要的。

[3] «De la struction», dans Aurélien Barrau et Jean-Luc Nancy, Dans quels mondes vivons-nous?, Paris, Galilée, 2011. 德文版见Die technologische Bedingung, op. cit.. 构(struction)某种意义上代表了解构(déconstruction)的最终状态,它让我们在解构收到的琐碎的回应之外,意识到其哲学的必要性。

[4] 你会告诉我,从这一刻起,我用解决方式的问题,因此也用提出的难题,在进行推诿,并且我正遁入唯心主义。但唯心主义的解决方式仍然是解决。但问题是关于某种不是“难题-解决”之配对的东西。而是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你还想要一个文明吗?你想要它配得上那个名字吗?问题和解决只能从诞生它们的文化中出现。但我们收到的问题来自别处并去得更远。它包含的思考首先不只是关于“解决”。它包含了一种思,这种思,从现在起,迎接遥远之物。或许另一种文明已经在这里,在我们中间。这仍没有绝对地免除我们对未来的守望,免除我们对它的保护和让它出现,通过进步或转变,通过闯入或变革,通过禁止或肯定——通过一切这样的形式,它们的混合产生了灾变的反面。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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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

二月 27th, 2015

让-吕克·南希

福岛是一个强有力的典型事件,因为它表明了一场地震、一个稠密的人口和一座(管理不善的)核设施之间的密切而残忍的联系。它也是公共权力和核设施的私人管理之间复杂关系的典型结点,更不用说从那个起点延展出去的其他所有相互关系链了。

我们不应认为,福岛所产生的结合是例外的。它在日本当然不是这样,但世界范围内也不是这样。一场地震和一座脆弱的核电站的确不经常相遇,但在你操控核能的所有地方,风险都在场,并且,这种风险的维度是无法计算或难以计算的。这些风险不限于核工业——并且我认为,为了反思我们的未来,我们必须超出我们对核的唯一的聚焦。我们必须为之补充其他和我们全部的技术相关的风险,不管那样的风险是关于二氧化碳排放的还是关于各种鱼类的减少,不管是关于生物起源或生物测量的技术,还是关于纳米技术或电子金融技术。

我们的技术化世界——它特别地是一个人之创造的世界,同时也是一切存在者实质上全部服从的世界——其相互依赖的整体的真理就是我们必须思考的。两个例子富有说服力地证明了我们的相互依赖性:正在增长的“无线射频识别”(RFID)体系允许所有类别的定位、追踪、联系和控制(条形码是其先驱),以及一种独立于世俗时间的“原子时间”的规定,对交流、计算、交换等等许多的数字活动所要求的世界范围的同时性而言,是必要的。

然而,有一种技术把一般之互联、等值和不可计算者的特征聚集到自身最纯粹(如果我们可以这么说的话)的状态中。这就是货币技术,而资本主义的文明便从中发展起来——因为那是它的专名。通过把货币指定为“一般等价物”,马克思说出的不只是商品交换的原则:他说出了一种一般之再吸收的原则,即把一切可能的价值重新吸收到这样一个价值中,这个价值定义了一切产品和一切生产力的等价性、可交换性或可兑换性。价值(valeur)一词不应让我们想到那些曾经并且现在对某些人而言仍是“价值”的唯心主义实体,那些物神,那些被称为“祖国”或“荣耀”、“正义”或“家庭”、“人”或“关怀”的意义的还原。在这里,意义被还原了,因为它被固定、被安置、被表征——而这些表征恰恰是等价物的无尽流动中发生的意义之丧失的物化残余。

这就是我们文明的法则:不可计算者被计算为一般等价物。这也意味着,不可计算者乃是计算本身,通过一种深刻的团结,它同时是货币的计算和时间的计算,是目的的计算和手段的计算,是无目的之目的的计算,是生产者的计算和产品的计算,是技术的计算和利润的计算,是利润的计算和创造的计算,等等。

2011年,欧洲中央银行的即将离职的主席,让-克劳德·特里谢(Jean-Claude Trichet),宣称:“金融业必须改变它的价值。”[1]如此的声明,已从一次次金融巨变的一开始,就以百种不同的方式做出,它通过这样的形式,呈现了极端讽刺的一面。全球金融互联的代理除了纯粹的等值,就没有别的价值。改变“价值”会让它们停止运行。但召唤这样一种改变揭示了一种拒绝,即拒绝思考这个简单的真理。这样的拒绝和一种天真的信念结合了起来,即相信对一般等价物进行善良的操控是可能的。

[1] 2011年10月29日《世界报》(Le Monde),同让-克劳德·特里谢的访谈。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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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

二月 26th, 2015

让-吕克·南希

相同者(le même)和他异者(l’autre)的不可共通性(l’incommensurable)无法和公然反抗我们决断权力的东西联系起来。没有人可以真正地计算福岛对人类,对地区,对地球,河流和海洋,对日本的能源经济,对全世界核反应堆的质疑、抛弃或不断增长的控制,对世界范围的能源经济,造成了怎样的后果。虽然这一切是不可计算的,因为它公然反抗计算的能力,但同时,我们所面对的东西仍处于计算的秩序内,哪怕它超出了我们的范围。

不可共通者具有一种不同的本质:它不被包含于计算的秩序;它向他异之物的绝对距离和差别敞开——这他异之物不只是另一个人,也是他已于人的东西:动物,植物,矿物,神圣物。但通过命名这些范畴,我们体验到技术让它们变得多么地脆弱,例如,技术让动物和植物依赖于滋养它们的合成物,或者,技术将土壤、植被和产物暴露给喷雾或辐射(想想作为一种食物保存技术的电离辐射)。至于神圣物,坚持它因这些操作而经历的转变是多余的。事实上被完全颠倒过来的是诸实体、诸特征和诸领域在所有生存、表征、观念和想象之模式当中的分配。对所有人而言,我们面前出现了一个秩序化的、安置好了的世界,还有它的体系,它的等级,它的角色,在那里,我们看到,不只是一种变形正在展开:一种一般化了的可变形性没有提供变形的原则或法则的统一,而是相反地,不断地让变形(transformation)、运输(transport)、转置(transposition)或嬗变(transmutation)的一切形式的模态、方向、成因变得多样并倍增。

一种循环、一种互动、一种交流和一种信息,已在这些词语的最强烈的意义上,在世界中,并且是作为一个世界(正如当代物理学所沉思的那种世界的复多性[pluralité de mondes]),而出现,并将生存置于一种更为紧密、更为网络化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依赖之中。这种相互关联的绝大多数元素是以数目巨大的形式呈现的不可计算者。数目的巨大——从中诞生了我们所谓的宇宙的“无限大”和亚原子的“无限小”——在我们自身之生存的刻度尺上显现为人口(当我写下这些话的时候,它很快就十七亿了),同样也显现为被消耗的能源量、所进行的运输、被制造的产品、被注册的专利、被达成的合同。这些巨大的数目既是这种一般的、正在增长的互联(interconnexion)的结果,也是它的动因。它们也是让自然现象的后果倍增的东西——不考虑这些现象本身事实上可以被技术的原因所影响或造成。今天,一场飓风,一场海啸,一场干旱所产生之结果的量级,远非百年之前所能比。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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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

二月 26th, 2015

让-吕克·南希

随着等值性和不可计算者,我们已将我们的视角延展到了核的军事使用之外。事实上,随着这两个特征,我们不仅可以描述核能的一般使用,甚至可以更为广泛地,描述这个我们给予我们自己的世界上,力(forces)的一般布置的本质。

等值意味着力在某种意义上由其自身来统治自身的状态。不论是关于一座坏掉的核反应堆还是关于一颗炸弹,不论反应堆或武器有多少的威力,其在时空中引发之后果的过度性,使之等同于另一种过度,那种过度和控制它们,甚至将它们中性化了的手段有关。这不是绝对新鲜的:煤,电,以及石油,已经带来了这些问题,带来了那些超出技术能力还有政治控制的文明之苦难或创伤。例如,我们可以努力提倡电动汽车,但目前它没有取代汽油动力车的可能性。但石油资源的枯竭倒是有很大的可能。

我们可以从各方面想象,不论问题是“完善”种种能够控制或取消其后果的技术,还是抛弃对其中一些的使用或将之中性化,除了不断增长的相互依赖性的形式,除了错综性和复杂性的进程,以及物质技术和社会、心理、政治技术之间的错综性和复杂性,似乎不可能面对别的什么了。汽车要求安全带和气囊,要求限速,要求对饮酒或服用其他药物的情况下的行驶提高处罚——直到发明一种装置:如果驾驶员的呼吸揭示了一定含量的酒精,它就会阻止汽车启动。与医疗技术、公共卫生技术等等(明显)交织在一起的控制技术的指数式增长是没有尽头的。

医学是一个支持这些发展的领域,而这些发展,我们可称之为技术的自生(autogénération)。例如,器官移植,就包含了对被称为副作用的免疫抑制实体的研究,这些对生命体有害的实体,必须被其他实体所克服,而其他实体引发的作用必须反过来被克服,诸如此类。由此我们生产出的身体是名副其实的化学合成品。关于癌症和我们所谓的癌症的癌症,可做出类似的评论:癌症的癌症就是和食品工业及其他工业中各种各样的成因有关的癌症形式的增生。

在所有这些自动生产和自动复杂化的结构里——或在所有这些自动错综化、自动遮暗的结构里——有着我所谓的等值性的统治:力相互斗争,相互抵消,相互取代。一旦我们用生产出来的力(蒸汽,电力,核能)取代了既定的、不被生产的力,我们就进入了一个一般的形构,在那里,其他力的生产力和生产或行动的其他力分享一种紧密的共生关系,一种一般化的相互联系,那样的联系似乎让全部的力的无限制发展,让力的全部相互作用、反作用、刺激、吸引和排斥的无限制发展,变得不可避免了,而那些相互作用、反作用、刺激、吸引和排斥,最终,只是相同者对相同者的持续不断的递归。从行动到反应,没有了关系:只有往往复复的连接、协调和不一致,但没有关系,如果我们所谓的“关系”总包含了不可共通者,也就是这样的东西,它让关系中的一者绝不等值于另一者。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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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

二月 25th, 2015

让-吕克·南希

福岛为广岛补充了一个天启的威胁,这个天启向无敞开,向天启自身的否定敞开,而它的威胁不仅仅取决于核的军事使用,或许,甚至不仅仅取决于对核的一般使用。事实上,这些使用本身就是一个更大之形构(configuration)的一部分,而我们文明的最深刻的特征就在那一形构中被勾勒出来。

军事的使用给了我们有关这一形构的观念。核武器凭借其威力造就了一种威慑的策略,这一策略有时被称为和平的新条件,并且往往被指定为“恐怖的平衡”。正如我们知道的,这样的平衡本身催生了一种渴望,即拥有核武器以便反过来成为这一平衡的一个代理人,也就是,成为一个恐怖的威胁。关于这种应当顺便一提的恐怖,我们会思忖,它和核武器出现前就存在的“恐怖主义”,有什么样共同的未被察觉的关联。我们一般可以说,恐怖指定了关系的一种缺席或一种超离:它独自行动,它不参与一种关系。

在恐怖的平衡中,强者和弱者之间的关系,或者,强者和稍弱者之间的关系,并不存在。核武器,甚至具有不平等的力量(如果我们抛开被严格指定为“战术”的武器),能够做出其威力难以设想的毁灭行动。正是同一种绝对的威力能够同时在许多地方实施,它既包含一瞬间出现的毁灭,也包含长时间内对生物、水、土壤和全部自然世界造成影响的毁灭或破坏。如果强者和稍弱者之间的关系消失了,那么,随之一道消失的是面对这一威力进行计算或进行策略之想象的可能性。“大卫和哥利亚”、“尤利西斯和独眼巨人”或“盲剑客座头市”:这样的表达不再有任何的意义。

力量的平衡是一种关系,而恐怖的平衡无论如何取消了一切的关系。它用平衡(équilibre)一词所指定的东西取代了关系。平衡指定了一种等值(équivalence),这种等值通过保持张力的平等和持续,而取消了张力。不再有严格意义上的对峙了;不再有严格意义上同另一者(l’autre)的直面了,因为总是同一者(le même)在直面同一者。而它的力量使得它再也不能被认为取决于那种控制其使用的人之意志:一个单纯的失误或疯狂的一击就能够开启它的使用并把我们抛入一种不可言说之毁坏的恐怖。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的《奇爱博士》(Dr Strangelove),关于一种难以承受之可能性的寓言,就终结于这一毁坏的前景。问题不再只是人的决断了:如此的决断变得这样,以至于它所决断者超出了一切如决断之后果般可计算的东西。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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