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德—帕索里尼

九月 28th, 2016

罗兰·巴特

法西斯分子不喜欢《萨罗》。但,既然对我们中的一些人来说,萨德已成为了一份珍贵的遗产,就有抗议的呼声:“萨德和法西斯主义无关!”而其余的人,既非法西斯分子,也非萨德主义者,则坚持一种方便的立场:萨德是“无趣的”。所以,帕索里尼的电影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然而,从实际上看,它的确在某个地方触动了我们?但在哪里呢?

在《萨罗》中触动我们并形成冲击的东西,就是文字。帕索里尼根据文字拍摄其场景,正如萨德描绘(我说的不是写下)的那般;场景由此患上了一种忧郁症,一种冷酷的,精确的美,如同百科全书的宏大插图。强迫某人吃排泄物?挖去一只眼睛?在食物里掺针?你看到了一切:碟子,粪便,污斑,针盒(在萨罗从附近的家纺店里买的),玉米糊的构成;你,正如常言所说,一览无遗(文字的前提)。鉴于如此的严格,最终暴露的就不是帕索里尼描画的世界,而是我们自身的凝视了:我们的凝视裸露了,这就是,文字的效果。在帕索里尼的电影里(我想,这是他独有的东西),不存在任何象征主义。一方面,是残酷的类比(法西斯主义,萨德主义);另一方面,则是文字——详细,醒目,得到了精心的阐述,像一幅纯朴的画一样被擦得锃亮;寓言和文字,但绝不是象征,隐喻,或解释(相同的,但更为高尚的语言,就在《定理》中)。

即便如此,文字仍有一种奇妙的、意想不到的效果。我们或许认为,文字会站在真理和现实的一边。不:文字扭曲了我们要在其上方采取立场的意识的对象。忠实于萨德场景的文字,帕索里尼最终扭曲了萨德的对象和法西斯主义的对象:所以,萨德主义者和政治人士有理由愤怒,或非难。

萨德主义者(醉心于萨德文本的读者)不会在帕索里尼的电影里认出萨德,出于一个普遍的原因:萨德无非是不可描绘的。正如没有什么萨德的肖像(除了一幅虚构的肖像),对萨德世界的任何描画都是不可能的:那个世界,由于作家萨德的专横的决定,被整个地交给了书写的权力。倘若如此,那无疑是因为书写和幻想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权化的关系。两者均有裂隙:幻想不同于梦;它不追随故事的线索,无论那些线索怎样地分岔;而书写也不是描画,它不遵循对象的轮廓;幻想只能被书写,它不能被描画。这就是为什么,萨德绝不会被拍成电影,而从萨德的角度看(从萨德文本的绝佳位置看),帕索里尼只能是错的——并且错得顽固(遵从文字即是顽固)。

从政治的角度看,帕索里尼也是错的。法西斯主义是一个太过严肃,太过险恶的危险,以至于不能用简单的类比来处理,就好像法西斯主义的主子“简单地”替代了浪荡子。法西斯主义是一个紧缩的对象:它要求我们从精确的、分析的和政治的方面来思考。艺术能够对它做的唯一一件事,如果艺术要彻底对待它的话,就是让它变得可信,就是证明它如何兴起,而不是描述它看起来是什么样子:事实上,只有在布莱希特那里,我才看到了它被处理。换言之,有责任把这样的法西斯主义呈现为一种倒错:面对《萨罗》的浪荡子,谁不会放心地说:“我不喜欢他们,我不是一个法西斯分子,因为我不喜欢屎!”

简言之,帕索里尼做了本不应做的事,并且是双倍地。从价值的角度看,他的影片在两方面都失败了——因为任何让法西斯主义显得不那么真实的东西都是糟糕的,而一切让萨德看起来真实的东西也是糟糕的。

然而,如果……如果,从情感的层面说,法西斯主义里的确有某个萨德(一种平庸),并且,更确切地说,在萨德里有某种法西斯主义呢?某种法西斯主义并不意味着法西斯主义。因为存在着“作为体系的法西斯主义”和“作为实体的法西斯主义”。在体系要求一种精确的分析和合理的洞察来确定不是任何形式的压迫都被称作法西斯主义的地方,实体可以到处流通起来:毕竟,它只是这样一种模式,其中,政治“理性”粉饰了死亡驱力——根据弗洛伊德的说法,死亡驱力是不可见的,除非它被某种幻变所浸透。从一种政治类比的基础出发,《萨罗》唤起的正是这个实体,而那样的类比,在此只有一个签名的效果而已。

帕索里尼的电影,作为(萨德和法西斯体系的)绘形遭遇了失败,其价值在于我们每个人内心的一种隐晦的认识,这种认识被人可怜地掌握着,却一定会让人尴尬:它让每个人尴尬,因为,鉴于帕索里尼的特别的天真,它让任何人都不可能自称清白。这就是为什么,我怀疑,在一条漫长的谬误之链的尽头,帕索里尼的《萨罗》会不会最终成为一个固有的萨德式对象,一个不可复原的对象:的确,似乎无人可以复原它。

 

(《世界报》,1976年,6月16日)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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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星相学

九月 19th, 2016

本雅明

尝试获得一种星相学(Astrologie)的观点,它排除了魔法的“影响”、“辐射的能量”等等的学说。这样一种尝试,如果你愿意的话,会是暂时的。但它十分重要,因为它会净化这些研究周围的灵晕。如果我们要调查一种科学的人文主义观念的历史起源,我们就必然会撞见这样的研究。或许,在星相学中再普遍不过。我已表明它授予忧郁症观念的那种强度。由此下去,还可为其他许多观念引证一些东西。

路径看起来是这样的:我们从“相似性”(Ähnlichkeit)开始。然后试着澄清一个事实,即我们能够在,例如,人的面孔,建筑和植物的形式,某些云层构造和皮肤病中察觉的相似性,不过是一个相似性宇宙的渺小前景。我们能够超越于此并试着为我们自己澄清一个事实,即这些相似性不仅仅因为我们自身的偶然比照而被转入了事物,它们——如同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相似——更是一种在事物内部清楚地运行的活跃的模仿力的效果。而且,不仅这一模仿力的对象数不胜数,主体、模仿的中心也是如此:在每一个存在内部,它们不计其数。在这一切的顶端,我们必须记住,模仿的中心或其对象,模仿的对象,无法在时间的推移中保持不变,而多少个世纪以来,模仿力和视觉的模仿模式已从一些领域中隐退,或许只是为了在其他的领域中浮现。例如,对于面相的相似,古代人毫无疑问拥有一种比现代人更为敏锐的模仿感,现代人其实只认得容貌的相像,再也没有多少能力去识别身体的相似了。我们会进一步地反思,在古代,面相学是以动物的相似性为基础。

纵然这些思考让我们接近了星相学,决定性的因素仍旧缺失。身为古老传统的学徒,我们不得不应对这样的可能性:显现的位形,模仿的相似,或许在我们今天甚至不再去猜想的地方存在过。例如,在星丛中。天宫图必须首先被理解为星相学的阐释不得不去分析的一个原始的整体。星体的全貌呈现了一种特性的统一,而每个星辰的特性,例如,只是通过它们在星丛内部的功能而得以识别。(这里的“特性”[Charakter]一词是临时的。我们其实应该说“本质”。)我们必须应对这样的事实:从原则上说,宇宙中的事件可被先前年代的人们所效仿,不论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群体。的确,这样的效仿会被视作唯一的权威,它把经验的特点赋予了星相学。在南方月光照耀的夜晚,现代人会被这样一道苍白的阴影触动,他发觉,那些他曾认为死了已久的模仿力就活在他的体内,而自然,拥有它们的全部,让自身变形,与月亮相似。然而,这些稀少的时刻并没有为星丛中静躺着的萌生的承诺提供任何的观念。

但如果模仿的天赋真地在古代是一种决定生命的力量,那么,对这一天赋的完全占有,对此宇宙意义的最为完美的表达,就或多或少不可避免地应被赋予新生的幼儿。今天,在其生命的早期岁月,幼儿甚至会通过学习语言而证明极致的模仿天赋。

那么,这就是一切理性星相学的完整绪论。

 (1932年,断片,生前未发表)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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