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人的世界

二月 14th, 2015

巴塔耶

“没有比被爱者的意象离国家的意象更远的了,国家的理性和爱的至尊价值相对立……国家并不拥有或已然失去了那种在我们面前拥抱世界之整体的权力:但这宇宙的整体,同时在外部——在被爱者身上,作为一个对象——和内部——在爱者身上,作为一个主体——被给出……”

——巴塔耶,《有死之存在的爱》(L’amour de être mortel

支离破碎的生存

如此碎成三块的生存(existence)不再是生存;它不过是艺术、科学和政治。在人已然被野蛮的简单性所统治的领域里,只有科学家、政治家和艺术家而已。在功能的交换中,对生存的弃绝乃是他们各自所赞同的条件。一些科学家怀有艺术或政治的关注,而政治家和艺术家也能够看到其领域的外部;他们只是把三种残疾加了起来,但它们一起并不构成一个强健的人。生存的整体和能力及认知的集合无关。一个人再也不能像切碎一具活生生的身体一样把它切成碎片。生存乃是构成它的诸元素的强有力的统一。其中就有刀劈斧砍的简单性。

完满的生存和被爱者的意象

尚未被功能之奴性所摧毁的简单而强壮的生存,只在这样的程度上才有可能,即它不再让自身屈从于某个特定的对象,如行动、描述或测量;它依赖命运的意象(image de la destinée),依赖诱人而危险的神话(mythe),它凭借神话发觉自身处在了沉默的团结之中。当一个人致力于一种有用的,本身并无意义的劳作时,其存在便支离破碎了;只有受到诱惑的时候,他才能找到整全之生存的完满。男性气质正是这一原则的表达:当一个人无力回应可欲之裸体的意象时,他便认识到其男性整体的丧失。正如男性气质和一个裸体的诱惑相关,完满的生存也和一切唤起了希望与恐惧的意象相连。在这破碎的世界上,被爱者(L’ÊTRE AIMÉ)已然成为了唯一一股能让人不断地返回生命之热的力量。如果彼此寻找的存在者,其痉挛的运动没有不停地穿透这个世界,如果一张“一旦缺席,便令人痛苦”的面孔没有让这个世界易容,那么,在世界所诞生的那些人眼中,世界看上去就仍是一个笑柄:人的生存会在那里呈现,但它只是以一种记忆的形式,或以“原始”国家的一部电影的形式呈现。有必要带着一种恼怒的情绪,排除虚构。一个人内心深处迷恋的失落之物,悲剧之物,“眩目的奇迹”,除了在一张床上,就不会在任何地方被人遇到。的确:当下世界的心满意足的尘屑和支离破碎的关注同样入侵了卧房;而锁闭的卧房,无论如何在几乎没有限制的精神空无中,保留着这么多让生命之形象得以建构自身的岛屿。

被爱者的幻觉特征

被爱者的意象首先伴随一道危险的光芒出现。它同时照亮并惊吓那用双眼追随它的人。如果他把其职能的关注放在了首位,那么,面对其幼稚的躁动不安,他便会一笑置之。一个变得“严肃”的人相信,在别的任何地方,而不是在这吸引力的必要回应中,更容易找到生存。然而,即便别的某个更加轻盈的人,任自己被那带来恐惧的诱惑所燃烧,他也必定会认出这样一个意象的幻觉特征。

生存自在地反对这个意象。进食、睡眠和说话掏空了它的意义。如果一个男人遇到一个女人,并且,对男人而言,女人显然是他的命运,那么,如沉默的悲剧一般入侵他的一切,就和这个女人的必然的来往,互不相容了。让命运在一瞬间通过它而活过来的意象,就这样发觉自身被抛入了一个陌异于日常躁动的世界。把男人像吸向其人性的命运一样吸向她自己的女人,不再属于金钱所控制的空间。她的甜蜜逃避了真实的世界,她从那里经过,至多允许自己像梦一样被囚禁起来。苦厄将毁坏任何一个着迷于引诱她的人的心灵。她的现实如那摇曳不定的闪光一般可疑,但黑夜让这闪光变得强烈。

情人的真实世界

然而,在命运的黑夜中再次相遇的情人,其最初的可疑的表象,并不和戏剧或书本的幻觉,处于同一个秩序。因为戏剧和文学无法自行地创造一个让存在者在其中重新定位彼此的世界。艺术所再现的最具撕裂性的幻象从来只是创造了它们所触及的人与人的一种转瞬即逝的联系。如果它们相遇,它们必定满足于表达它们已在语句中体验到的东西,那样的语句用比较和分析取代了可以交流的反应;但情人们甚至在最深刻的沉默中融为一体,在那里,每一个充满燃烧之激情的运动,都有给出迷狂的权力。不可否认的是,这熊熊燃烧的火炉构成了一个真实的世界,在那世界里,情人们再次找到了他们自己,恰如他们曾在彼此面前出现,各自采取了对方之命运的运动的形式。爱的狂风暴雨的运动就这样让最初只是一个幻觉的东西显得真实起来。

当两个相爱的存在实现肉体的统一时,其他人——通过梦的遗忘行动——所忽视的碎片化活动遭遇的阻碍,就这样得到了克服。那被追寻直至被紧紧抱住的阴影,和传说中遥远的造物一样令人惊异。一个女人的突如其来的魅影似乎属于梦的动荡不安的世界;但迷恋将赤裸的、沉溺于快乐的梦之形象,投入了一个卧房的狭小地真实的世界。

在那张让生命的秘密向认知揭示出来的床上,幸福的行动乃是“梦的姊妹”。而认知乃是对人之命运的迷狂的发现,在这个被守护的空间里,科学——还有艺术或实践行为——已然不再可能把一种碎片化的意义赋予生存。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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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塔耶的弥撒

十月 26th, 2014

克罗索斯基

关于《教士C》

这本书是不敬的,所以,它不得不被写下。

只允许那种让良知安心或满足的表达:没有什么比这更加徒劳的了。宣称“沉默是金”的谚语在行动的领域里产生了模棱两可的后果。一个人必须这样反驳这条谚语,即如果行动必须是纯粹的,那么,沉默必须一样地纯粹;如果言词打破了沉默和行动之间的连续性,那么,沉默就绝不是纯粹的;行动服从沉默,而言词被说出来只是为了隐藏这样的服从,不管是出于善的还是恶的目的。

如果言语从未说出沉默当中不断诞生的事物,沉默的纯粹又如何获得呢,因为言语就担保了这样的纯粹?但这样的纯粹什么也不是,它不过是一颗心,一颗被肯定为纯粹的心,即便它激发了言词。纯粹只属于沉默,因此属于可言说者的缺席。纯粹从未出现;不论它在什么时候被明显可见地展示出来,它都已经遭受了一场献给“不忠”,因此也献给言词的折磨;这样的折磨证明,不论它多么地可见,它都保持着那种只属于沉默的纯粹性。(你的言语是:不——不,是——是,余下的都是恶魔的。)但为了有一种纯粹的沉默——既然纯粹和沉默看似绝对地一致——必须还有有一种不纯的言语:为了有一种纯粹的言语,它必须是不纯的。一种不纯的沉默产生了一种言语,这种言语——为了是纯粹的——不是真正的言语,却充满了沉默,并且,更糟糕的是,充满了一种不纯的、虚假的沉默。一个莱茵河流域的神秘主义者说过,一个包含了这种虚假之沉默的灵魂是痛苦的,因为它失位了。它不在它藉以存在的东西里。它想要存在,并且不想栖居在它藉以存在的东西里。它更加积极地想象许多易毁坏的事物,因为它对毁坏的纯粹事实感到喜悦。为了栖居在它藉以存在的东西里,它当然必须毁坏,但它只欢心于日益的消损,而不欢心于它藉以存在之物的魅力,而后者恰恰是其内在的本真之沉默。莱茵河流域的神秘主义大师如是说。这个灵魂言说是为了不在它的位置上,而仅仅是在它的言词里。它的言词必定让它相信一种它所没有的沉默。它说出极其美丽的事物;它谈论德性、法则,谈论它出于对其沉默和邻人的爱,而弃绝了自己。但它说得越多,邻人就越不被它所说的东西触及:因为他是邻人,通过一种正确的方式,他只知真正的沉默,知道沉默不能由灵魂的善行所获得,除非“作品”真正地从这个灵魂的纯粹沉默,而不是从它的言词中,展露了。

所以,灵魂必须驱逐一切它所沉默地想象的东西:只有以一种不纯的言语为代价,灵魂才有希望栖居于沉默,栖居于它藉以存在的沉默,它的存在本身不过是这样的沉默。如果灵魂为了成为这种沉默而必须毁坏,那么,它只是通过言说而实现毁坏。因为就它毁坏了而言,它必须弃绝自身,并且,它只能通过弃绝其言词的纯粹性来弃绝自身。如果有人告诉我们,一个栖居于它藉以存在之物,即栖居于沉默的灵魂,必须向另一个灵魂交流它所“享受”的沉默,因此,它诉诸言语,并且,这种言语必定是纯粹的,那么,我们就会问,如果它栖居于它藉以存在的沉默,言说的需要又如何不从这样的事实中产生呢,即它根本没有在沉默中栖居过;如果灵魂言说,那么,为了获得这种沉默,它必须说出相反的东西;如果它谈论沉默,那么,它不仅没有处于沉默之中,而且对沉默感到惊恐。不管是谁稍微思考过这些事情——如果不是从一种言说的需要中重新发现了它们的话——他就会明白,他无法拥有一种纯粹的语言,更不用说一种虔敬的语言,更不用说这样一种语言,它能够通过常识提出终极问题,而不立刻——在说者和听者身上——唤起一种沉默的不可能性,或一种不纯的、虚假的沉默。以发现一个人自身内部的一种纯粹沉默为借口,来言说不纯粹的事物——谁敢羡慕这样一个情形呢?谁体验过这样的折磨呢?那些渎神者只是为了把愤怒的景象献给其他的人,但他们愚弄了自己,因为他们徒然地珍视这样的愤怒。

第一个为此感到愤怒的人,第一个被其切心之沉默所诞生的图像伤害了的人,是乔治·巴塔耶。所以,他必须写下“伤人”的书,但他的书只伤害那些相信自己所说之物,相信自己之言词的人。这不关他们的事吗?如果他们信服,那就有关了!但为什么他们感觉不舒服?是因为他们每个人所使用并且如此确信的语言一旦被允许掉头离开他们所宣称的真理,就能够扰乱他们所信服的那些东西吗?这难道不是真理提供的反对一切语言的证据吗?

一方面是一种更正纯粹语言的不纯的沉默,一种被虔敬言词所惩罚的不敬的沉默,另一方面是一种只能由不敬或淫秽的语言所发现纯粹的沉默——这样的事实就是一本像《教士C》的故事那样让人受伤、令人震惊、大逆不道的书的源头;同时,它也是书的主题。

在这方面,乔治·巴塔耶和萨德有共同之处:对他而言,色情是精神反抗肉体的战斗的一种形式,一种由此被无神论规定了的形式,因为如果创造肉体的上帝并不存在,那么,精神当中旨在把肉体的过度还原至沉默的语言的过度也就不再有了。所以,没有什么比肉体的过度更加“言语”的了。在萨德那里,当语言连续数日攻击了同一个受害者后,它还没有穷尽自身,还没有让自身难以忍受。语言注定要无尽地重复。在巴塔耶那里——受一个多世纪的黑格尔反思的影响,他和萨德的表面的理性主义有所区别——语言和僭越的一致化得到了加强。惟当肉欲的行为恰恰是肉体对语言的一种僭越和语言对肉体的一种僭越时,它才是诱人的。这样的僭越被体验为迷狂;如果肉体真地知道高潮中的迷狂,那么,这种迷狂相比于精神的高潮就不算什么了,精神的高潮事实上只是对一个事件的意识,而这个事件在心灵相信自己用言语把握了它的那一刻,就成为了过去。但如果肉欲的行为不被体验为一个精神的事件,那么,肉欲行为中就不会有任何的僭越;而为了把握其中的对象,一个人必须在肉欲行为的反复描述中找出并再现事件。对肉欲行为的如此反复的描述不仅提供了一种对僭越的解释,它本身就是语言对语言的一种僭越。

如果理解正确的话,这不只是一个伦理僭越的问题,而且是某种东西对存在之完整性所实施的暴力的问题,并且,那种东西只在存在的瓦解中,通过,例如,丑化一张面孔,或玷污表面上纯洁的东西——因此,无视行善的命令作奸犯科,就不如让美丽的东西变得丑陋,更有必要了——来对心灵显现。这随后对心灵显现的东西在本质上是令人爱慕的;它或是某种征服了心灵的东西,或是心灵发现自身所处的一种爱慕状态。但如果一切都在语言中经过,那么,爱慕本身就逃离了它。萨德否认渎神的“客观”现实,并认为它只有一种唤起情欲的价值;但他的想象无法走得更远,因为为了把它领会为唤起情欲的东西,他通过言说或书写的简单事实在它的客观性当中重新确立了它。巴塔耶的例子再次证明了这点:每一个进程都把这不可还原的经验作为其出发点;对他而言,渎神具有一种“存在论”的功能;在亵渎的行动中,生存的最崇高的名字,它的在场,被揭示了出来。巴塔耶就这样不顾其无神论的立场,同整个基督教文化的结构紧密地团结起来。司祭,弥撒,圣餐,仪式的全部附属品,甚至上帝的名字,对巴塔耶的表达而言,都是必不可少的。一个人当然可以说,这些是一种语言的专有元素,这种语言根据基督教惯习所规定的理解条件,为一种原本得不到阐明的经验提供了一种解释;但如果巴塔耶有办法以另一种方式来转述他的经验,那么,我会强烈地怀疑,他想要摆脱的恰恰是教会的精神结构给他提供的那些方法。

司祭用来把面包和酒的实体变成救世主之血肉实体的祝圣仪式的言词——他通过身体和血的接替(先给身体祝圣,然后给血祝圣)把它们完全分开了——无论如何在面包和酒的实体的废除中确立了神圣的肉和血。在面包和酒的圣餐物的废除中显现的救世主的真实在场本身,只在其身体和血的分离中出现;正是在其死亡的形象下,救世主才真正地在场。天主教的圣餐变体的教义就这样证明,在十字架上一次性完成的牺牲,无论如何在时间中在场,并且能够作为一个实际的牺牲而被人重复。一个人很快就明白了,真实在场的教义,连同它所假定的全部精神的运作,如何为狂野的、渎神的想象提供了材料:通过允许上帝在一种圣餐物,也就是在一个对象的掩盖下得以呈现,祝圣仪式将神圣的在场暴露给一切可能的伤害——就像剥光了一个人的身体一样。《圣经》中的真实在场当然在神学的意义上被信徒体会为一个内心的事件,而信徒和神圣在场的相遇所处的空间也是一个精神的空间。祝圣主持者的行动无论如何独立于助手或领受圣餐者的信仰或不信的程度。所以,真实的在场根本不是主观的,而是客观的——上帝就在那里,就在眼前暴露——他当然被掩盖在面包和酒的圣餐物之下——但正是这样的掩盖,正是其死亡的这种遮掩,构成了其身体和血的分离——并用一种把裸体暴露给恶行的方式,使之呈现,使之暴露了。上帝的真实在场和一个人的裸体之间的亲密关系很快就暴露了自身;令人震惊的是,它们在这里并不谈论萨德和巴塔耶这样的心灵的“黑色”传统,而仿佛是在一种不可能的沉思当中运作。

司祭把面包和酒圣化为上帝之子的身体和血,因为这个行为,他立下了贞洁的誓言并因此在他身上再现了身体和灵魂的分离。就这样,司祭的在场对巴塔耶的心灵而言构成了一种永恒的威胁和挑衅。如果这就是存在的神秘,如果这就是那种神秘的形式——那么,巴塔耶的态度,就它倾向于废除这种形式而言,会是徒劳的。但相反,它保持了它对于巴塔耶的全部价值,以至于巴塔耶通过他自己的祝圣仪式,试图为这种他所同样依附的神秘的非显现的内容,提供一种解释。最终,如果那种神秘的僧侣的和圣礼的形式保持了其可见的仪式性运作所废除的东西,那么,巴塔耶的态度就渴望——借助语言——重新确立仪式性运作通过沉默化而加以毁灭的东西。那时,一个人就会看到,一种作为真实在场之序曲的精神运作,为了支持这些运作所废除的东西,而采取了重奏。祝圣仪式在圣餐变体的深刻意义中——在面包和酒的形式下——废除了肉体的僭越,因为肉体的欲望就是被钉上十字架的东西。祝圣仪式在神圣的在场内部确立了沉重的肉体。但这是因为,对巴塔耶而言,肉欲行为中的僭越具有一种和颠倒的圣餐变体一样的价值:因为一切完好的“肉体”都被巴塔耶实际地体验为“沉重的”,亵渎成为了一种精神的力量。

但(在肉欲行为中得以体验的)亵渎的僭越从哪里获取其圣餐变体的德性呢,如果不是从一个明显的事实中,即通过祝圣的言词,心灵已经废除了肉体的欲望;通过心灵的死亡之词,被废除的肉体获得了沉重肉体的真实在场。在巴塔耶的心灵里,沉重肉体的某种东西和他所谓的存在的完整性,尤其是和一切肉体的完整性混同了起来——而一切完好的肉体都有些类似于沉重的肉体。但这样的完整性在自身当中承担着亵渎,承担着能够对它实施的暴力,因为正是在一种同亵渎的瓦解行为的险恶关系里,心灵才设想了完整性。甚至,如果没有这种悬在“完好肉体”之上的险恶威胁,完整性就根本不会被心灵所经验。完好的,他人的肉体显现为其自身之死亡的一个象征——肉欲生命之死亡的象征——同时也显现为超越死亡的在场,但如果它承受了构成其完整性的亵渎之威胁,那就意味着,这样的在场中有着亵渎本身。这样的在场很快不再拥有一种超越性的现实;相对于那种如今固定了心灵的亵渎之威胁,它无非是一种内在性的现实,就像圣餐物相对于祝圣的言词,并且,这是通过亵渎的行为,通过颠倒圣餐变体的违背之举,而实现的。对于如此的离经叛道,一种描述的困难出现了,因为它只能散漫地存在,因为它产生于仪式性的圣餐变体和反对仪式的颠倒行为之间一刹那的相似(similitude)。在如下的意义上是相似:例如,在实现主持者之亵渎行为的一种病态的迷狂中,被揭示出来的真实在场恰恰和离弃中被揭示出来的东西一样;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则是对立:即被人爱慕的东西是心灵的毁灭性运作。爱慕用真实的在场,用他人的在场,限制了心灵;主持者的亵渎行为废除了心灵的限制,这就是为什么,这种迷狂等同于那种被经验为身体限制之压抑的高潮;但亵渎的精神在“沉重的肉体”(仿佛它是纯粹的材料,只是一种内在性的东西)上实施的颠倒的“圣餐变体”,就它是心灵所寻求的同一种超越性而言,只是语言的拟像(simulacre)。这样的拟像同样在肉欲行为所体验的僭越中显现:僭越的精神最终不是试图在那里让它所欲望的东西,即让高潮时所体验到的肉欲限制的废除,发生变体吗?剥光身体的暴力行为不是再现了惨遭剥露的身子的废除吗?这种不管是肉体上的还是道德上的摧毁所揭示的东西就是一种无法被知晓或被保持的真实之在场,一种迷狂:在那里,心灵不知怎地在自身外部被人沉思,在那里,心灵试图在其至高状态的“废除”中抓住它的废品;但这样的“废除”只能作为一种拟像而运行。而这种拟像或许是他最糟糕的废品。一个人可以说,没有上帝之名的巴塔耶就像一个没有祝圣的面包和酒的司祭一样,做不了什么。然而,对司祭而言,一旦面包和酒成为了救世主的肉和血,它们就不再是祝圣的言词。上帝之名对巴塔耶来说也是如此:它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反圣礼的材料;心灵只能对它自身实施这样的反圣礼,以便自我毁灭;而如此之毁灭的幻觉已经由它在言语反叛中所遭受的强烈震惊给出了,并且,那种反叛的对象就是这个无论如何仍作为其至高身份之符号的东西:上帝之名。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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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书的理由

十月 3rd, 2014

巴塔耶

写一本书的理由可以追溯到一种欲望上,即改变一个人和他周围人之间存在的关系。现存的关系被断定是不可接受的并且被视为一种令人苦恼的折磨。

但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发现,对这种痛苦的补救是无力的。在某一刻,对完美而纯粹的、逃避通常惯例的人之互动的欲望变成了一种毁灭的欲望。不是说这一秩序的互动是不可能的,而是说它们以提出它们的人的死亡为前提。就这样,我发觉自己面临一个困境,它与其说是悲剧的,不如说是可怜的,与其说是凄惨的,不如说是可耻的;我所渴望的为他的存在受到了为己之存在的排斥,而我想要由他人——没有他们,我的在场就等同于一种缺席——采取的使用只是自然地要求我停止存在,也就是,用可以更加直接理解的话说,要求我死去。非存在已经成为了存在的一个紧迫的命令,而我注定不是作为一个真实的存在者活着,而是作为一个在分娩前就被感染了的胎儿,作为一种非现实,而活着。

我不相信我的苦恼将变得可以接受,虽然我仍受到自己的深深之吝啬的约束,但我将不再试图通过琐碎的托辞来逃避。

在某些时候,我的态度会变得可以理解,似乎对我而言,它必定要发生,很清楚的是,我的态度和一种仇恨相连,即仇恨那不接受失败之可能性的权力。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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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洛伊的沉默

三月 14th, 2014

巴塔耶

《莫洛伊》的作者告诉我们的显然是所有真相中最令人震惊的一个:除了毫无节制的幻想就没有别的什么了,一切都是幻想的,过度的,无可置疑地令人讨厌的,而令人讨厌的也是光辉的。更确切地说,《莫洛伊》是令人讨厌的光辉的化身。与此同时,没有什么更为必要或更让人信服的叙事;《莫洛伊》向我们展示的不只是现实,而且是一种纯粹状态的现实:最贫乏的、最不可避免的现实,根本的现实,它总在我们面前,但恐惧从把我们和它分开,我们拒绝看它,我们总努力避免被它吞食,它因此只能以一种痛苦的难以捉摸的形式为我们所知。

我自己会是莫洛伊,如果我察觉不到寒冷或饥饿,察觉不到压迫一个致力于自然、大地和雨水,致力于世界之广阔流沙的人的无数的不适。即便如此,我还是可以证明,他是一个你我曾遇到过的人物;在一种胆怯的渴望的支配下,我们曾在街角遇到他,一个无名的人物,由破布,漠然,冷淡的目光,一片由来已久的污物的不可避免的美构成;的确,在存在上茫然无措,并且,在行动上,和我们一样,一个被遗弃的人。

在那个作为存在之真正深度或残留的现实当中,在那些我们经常遇到但又立刻认为没有希望的绝对的流浪者身上,有某种如此普遍,如此本质地模糊不清的东西,以至于我们无法想象任何更加无名的事物。以至于我方才所用的“流浪者”一词侮辱了他们,虽然“不幸者”一词,不管它表面上具有更不精准的优势,同样会侮辱他们。我们看到的正是存在的基础(虽然“存在之基础”这个纯粹的短语几乎还没有开始为之划界),以致我们立刻确认了它:我们无法给它一个名字,它是难以捉摸的,至关重要的,滑移不定的,它是沉默……我们在我们的无能中所谓的“流浪者”或“不幸者”——其实是“无可名状者”(即便就连“无可名状”一词也被认为困住了我们)——和死亡一样缄哑。我们早就知道,试着对这个在光天化日下在街上游荡的鬼魂说话,是徒劳的。即便我们知道其生活(?)和悲惨的确切情形和状况,那也无所帮助:这个人——更确切地说,这个存在者,我们通过调用这样一个词,把存在归于他(他立刻概括,并且,可以说,穷尽了这个词)——因此还有语言本身,忍受着一种无可弥补的缺陷。我们同他的言谈只能是鬼魂一般,一个言语的幽灵。言语会疏离我们,把我们恢复为某种人性的幻影,或某种绝不会让我们入迷的东西,[1]街上的这个残骸:人之维度的缺席。

但假定塞缪尔·贝克特的意图就是描述我所说的这种“存在的基础”或这种“人之维度的缺席”,是没有理由的。在我看来,他不太可能把莫洛伊视为一个流浪者的缩影(或我们选择用来称呼无可名状者之这一方面的不论什么东西),就像,例如,莫里哀看待守财奴阿巴贡或厌世者阿尔切斯特。

我必须说,我对《莫洛伊》作者的意图几乎一无所知,并且我对作者的甚微了解加起来也没有太多。他1906年生于爱尔兰,是乔伊斯的朋友之一,并且某种程度上依旧是他的门徒。他的友谊——或他的接触——似乎是同法国那些知道乔伊斯的人有关。战前,他用英语写了一部小说(《莫菲》),并在战争爆发前自己把它译成法语。会两门语言的他此后似乎就选择用法语写作。但应该补充的是,乔伊斯对贝克特的明显的影响不会用来解释贝克特,即便两位作者自己都对作为可能性,作为无规则游戏的语言感兴趣,即便他们不管多么顽固,多么专注,都是冲动的造物,就像看上去的那样。当然,这种像盲人一样睁大双眼的自信,当它被用于语言的创造性的抽搐的时候,恰恰表明了贝克特和莫里哀之间的巨大鸿沟。

但在看待这样的分离,这种人性特征之缺席的时候,不是还有某个点吗,就像那个把莫洛伊的“非形”形象和守财奴及厌世者的形象联系起来的点?只有一种失禁的语言之流能够完成表达这一缺席的壮举(一种失禁和一种流动本身就等于否定,也等于守财奴和厌世者的形象为了获得一个完成的形式,为了让我们设想他们而拥有的那种“话语”的绝对的缺席)。反过来,仿佛作家不再满足于把写作还原为表达其意图的纯粹事务,他放弃了,他准备在词语的汹涌波涛中闪过的暗流里,在一种他情不自禁地服从的命运的重压下,回应——哪怕是困惑地回应——其本质的可能:其自身走向“缺席”之“非形”构造的悦耳的前奏。莫洛伊(或作者)说:

我知道言词和死去的事物所知道的,它合成一个小小的美丽的总量,有开头、中间和结尾,就像在那些好好组建的现成句子里,在腐尸漫长的鸣奏曲里一样。我说这个或那个或别的,其实并不重要。说就是编造。错的就像对的一样。人们什么也不编造,人们自以为在编造,在逃脱,其实只是在结结巴巴地背自己的功课,背着学了又忘了的被罚的作业的片段,没有眼泪的生活,正是人们为之哭泣的。(第44-45页)

这不是一场运动的宣言,而是表述,尤其是那样一个人的表述,带着一种毁灭不得不拥有而任何纯粹的运动都无法占有的权威,他决心暴露外表,歌唱对语言所构成的文学的致命打击,选择一种被风吹乱的满目苍夷的言语。

通过这种方式——他不曾意愿如此,或也许,为了让他可以意愿如此,更确切地说,为了让他不必意愿如此——文学,和死亡一样致命地——在一种紧迫的必要性的庇护下,各人采取了他自己通往巅峰的道路,甚至是在他无路可选的时候——冷酷地走向了《莫洛伊》的发不出声的深处。这无情的前行看上去就像最无常的妄想,但它的重量赋予了它一种命中注定的特点。语言僵化了我们的文化、活动和大厦在我们赋予意义的领域中彰显的那个被计算的世界,但它因此付出了把我们的文化、活动和居所还原为一个并且是同一个层面的代价。摆脱了这些桎梏,问题再也不是任凭风雨温柔地摆布的空房子;世界不再是意指的元素,而是死亡须以其间接的方式,不可避免地采取的跛脚的形式。

但只是间接地。死亡本身必定是最后的沉默,不能被还原为任何的模仿;而一种同沉默相一致的文学只能是不一致的词语构成的一片环礁。不论它在何处将一种和死亡一样的意义或方向归于自身,这种沉默只不过是戏仿。但按定义,这不是真正的语言;文学的确已经占有了和沉默一样的财产,但要迈出作为真正之沉默的最后一步时,它又退缩了。同样,莫洛伊作为沉默的化身,不是纯粹的死亡。因为一个死物显示了一种深刻的漠然,或一种对一切可能性的冷淡,而莫洛伊的漠然只在死亡本身中认识到它的界限。莫洛伊在森林里无尽的游荡(这,如果只是因为他拄着拐杖,就等于一种死亡)在一个特别的方面不同于死亡:死亡的居留或保存。它们拥有那种塑造生命让生命失形的顽固的否定的性质——正如文学最终在否认理性语言的时候就是沉默,但无论如何仍是它所是的东西,文学。莫洛伊的死亡发生在让他着迷的生命里,一个人无法对之告别的生命。

不用说,对生命的一种如此忠诚的依恋不可能以理智打动一个人。事实上,问题甚至不是说死亡本身是对这种忠实的理论阐述。只有当死亡——或死亡中的生存(或因此,生存中的死亡)——能够有一种意义的时候,这才说得通,而死亡能够拥有的唯一的意义藏于这样的事实,即通过它的方式,其意义的缺乏本身就是一种意义,或许是意义的一种戏仿,但最终,一种被意谓的世界模糊了的十分有限的意义。同样盲目的目标也激发了《莫洛伊》,它从头到尾被一种如此难以穷尽的活力所维持,以至于一个人像读一本充满了烦人的无常变化的典型小说一样不耐烦地读它。

Lasciate ogni speranza voi ch’entrate…(“进来的人,你们须把一切希望抛开!”,《神曲·地狱篇》第三章第九行)

但丁的话将构成这本极其引人注目的书的恰当的题词,这本书的不被打断(的确没有分段)的抱怨用一种持续的反讽探索了冷淡和悲惨的极限。被孤立的片段仅仅提供了关于这场狂暴旅程的一个模糊而空洞的概念,叙事矛盾地组织着这场旅程,仿佛它是一篇宏大的史诗,被其不可抗拒的、非人的冲动所破坏和维持(的确,当莫洛伊说“通过人的机会”时,我们很难相信他的话,因为在其不幸的低点,他可怕地沉溺于所有人在痛苦和病弱之际,因顾虑而排斥的一种不一致,淫秽,以及道德的冷淡)。把一切希望抛开……但只在某种意义上,因为贝克特的反讽的暴力没有实际地引用这些悲哀的词,而是把它们强加给我们。

推动这本书的狂乱的冲动,读者为作者感受到的对抗,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至于读者没有一刻可以自由地撤入冷漠之中。没有一个强大的动机,没有一个激发其开始的同样压倒一切的信念,这样的冲动能被实现吗?

正如我表明的,我们无权假定作家从一个明确的计划开始。我为莫洛伊找寻的出生地不是一个细心创作的问题,而是唯一适合我一直尝试描摹的难以把握之现实的问题:一个具有神秘维度的现实——如怪物一般,理性之沉睡的产物。两个类似的真相(死亡和人性的缺席)只能以神话的形式在我们身上成形,神话乃死亡的活幽灵。现实的如此之多的缺席无法在正常话语的清晰区分中得以传达,但无疑,存在现实中同样缺失的死亡和非人性,不是我们所过的生活里头的一个冷漠的问题,因为它们是其极端的情形,是它的背景幕布,是它的终极现实。死亡不只是一扇隐藏的门,痛苦在那里等着我们;就连凄惨也必须成为哀伤并把我们完全吸收和分解的空虚不过是作为我们焦虑之对象的死亡,它承担着全部人性的正指标。同样,这个倚着拐杖才悲惨地站稳了的奇异的形象代表了我们之疾病的真相,一种像我们的影子一样忠诚地跟随我们的疾病;正是我们对这样一个形象的恐惧限定了我们的人性姿势,我们的彬彬有礼的态度,还有我们的水晶一般清晰的句子。因此,这个形象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视域,而人性的展示最终必须慢慢没入里头,仿佛只是为了覆盖自身:遗忘,无能……问题不是软弱地屈服于悲惨的不幸;贝克特关心的是那种冷漠,它让人忘记了他自己的名字,甚至忘记了他是一个人,对他最可恶的悲惨也完美地无动于衷。“是的,我不仅会忘了我是谁,还会忘了我是什么,忘了是”(第71页):这就是莫洛伊身上,心灵,或心灵的缺席,如何露裸的。这里无疑有某种把戏。莫洛伊,更确切地说,作者,书写着:并且他书写的是一种意图,即他以这样一种方式来书写,以便摆脱他对已经书写的东西的责任。如果他应告诉我们,“我总表现得像一头猪”,没有关系。在这里,还没有一个单独的人性禁忌不被一种想要确定但又不能确定的冷漠所吞噬;当一个人注定会是这样一种不完美的冷漠时,他怎能不冷漠呢?如果作者在他要“像一头猪”一样表现的决定上食言并通过如下的结尾(“于是我回到房子里,我写,是午夜。雨水抽打着玻璃。那不是午夜。天没有下雨。”第270页)强调他的言而无信,那是因为这不是莫洛伊——莫洛伊事实上献身于无,因为他书写着无。

一个这样书写,并被他对着书写的冷漠所噬咬的作者,会被人轻易地当作一个丑角,若不是因为这样的事实,即读者自己就陷入了类似的滑稽,每一个都有点诡辩,即便是源于一种率直的天真。我们人性喜剧的赤裸真相没有被如此轻易地完成。的确,在它能够出现之前,我们不仅必须弃绝我们的一切情感,还必须完全地消灭它们,并且,作为一个直接的结果,我们一无所知,就像无能的莫洛伊:“不知道我要做什么,直到它完成。”我们只能亲自承担对莫洛伊的寻找,就像书的第二部分中的莫朗。莫朗(显然在某些方面是一个别出心裁的虚构),一个有着固定习惯的人,充满了一个自我沉迷的鳏夫的奇思怪想,类似于一个绝望的角色;他是第二部分的主角,在第二部分,莫洛伊已经消失,而莫朗被派出去找他。仿佛第一部分匍匐的形象还没有充分地概括这个世界的沉默,莫朗对他的徒劳寻找读起来就像一种有限的回应,即回应放弃那个缺席的无边宇宙的必要性,而在那个无边的宇宙中,莫洛伊作为一个在场是完美地不可弥补的。但通过寻找一个不可通达的莫洛伊,莫朗——被逐渐地剥尽,越来越犹豫——渐渐地反过来被还原为和森林里的莫洛伊一样怪异的运动模式。

这就是文学如何忍不住侵蚀生存和世界,把我们藉以自信地从一个结果走向另一个结果,从一个成就走向另一个成就的策略,还原为无(虽然这样的无是可怕的)。它没有穷尽文学的可能性。当然,贝克特对一种比功利主义者更具表现性的语言的运用,相反,打开了一个欢快、冒险和非理性之大胆的领域。但两个领域——恐惧和快乐——彼此比我们设想的还要一致。诗歌的慰藉能够被一个躲避恐惧的人理解吗,真正的绝望无论如何有别于莫洛伊在法律怀中体验到的“黄金时刻”吗?



[1] 我记得我很年轻的时候同一个流浪汉有过一段长时间的谈话。我花了几乎一个晚上在一个小小的铁道枢纽上等火车。他当然不是在等火车;他刚搜索了候车室的庇护所,并在快到清晨的时候离开我,到他的营火上准备咖啡。他不完全是我所谈论的形象,他是一个喋喋不休的人,甚至超过了我。他似乎对自己的命运感到满足,并且,作为一个老人,他在向当时我这样十五或二十岁的男孩表达满足的时候,获得了快乐。我惊讶地听着。但我关于他的记忆,连同它仍然唤起的难以置信的恐惧,始终能够在我的身上启发一头残暴野兽的沉默。(遇到他令我如此痛苦,以至于不久之后,我开始写一篇小说,在小说里,一个在乡下遇到他的人把他杀了,或许主要是希望获得和他的受害者一样的兽性。)

还有一次,我和朋友们开车穿过一片树林,我们在路边遇到了一个人,他光天化日下伸开四肢躺在草地上,被一阵倾盆大雨浇透了。他没有睡着;他可能病了;他没有回答我们的问题。我们表明了要把他送到医院里去的意愿,但据我的回忆,他没有做任何的回应,或者,如果他曾费力地回答,那也是一阵拒绝的大声咆哮。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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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心之欲

三月 5th, 2014

巴塔耶

在一个妻子身上,我将渴求
人们总在娼妓那儿找到的东西
称心之欲的容貌

——威廉·布莱克

我正在书写,庆幸于某一机遇已为我提供了满足。再一次,我想象一条没有既成观念的路径,一种可能的生命。

锐利的平静,我眼前黑暗的、缀满星辰的天空,黑暗的山丘,太多的树木:我已发觉我的心为何是一团闷火,虽然它还在里头活着。我身上有一种不能被还原为任何观念的在场的感觉——迷狂所引发的电击。我成为了一场从我自己出发的激烈的逃逸,仿佛我的生命在横贯墨色天宇的缓慢的河水中流动。我不再是。但从我身上产生的一切都抵达并包围了无边的在场,其本身类似于我自己的丧失,我不再是我自己或别的某个人。而我们之前一个让双唇之区分消失的深情的吻,就连着那迷狂而黑暗的事物,当大地从天空的丧失中滚过的时候,它便为宇宙熟知。

献祭在那个瞬间开始。在那个瞬间,不满,愤怒和傲慢,重新开始。在沉默中充满对自身的嫌恶,一只乌鸦笨拙地飞翔,甚至为自己而被嫌恶所压垮,渴望废除仍被称为感情和爱的事物;如此的迷狂如今难以忍受,而留下来持存的是一种空洞的男子气慨…………………………………………我独自一人。我看见花园在后面对着我浮现,如同一个巨大的葬礼纪念碑的建筑。它在我脚下敞开,如此黑暗,如此深沉,恍若一个大坑。

我结巴着描述——或许它难以理解。我描绘了一个躺在临终之床上的人,他通过一个手势,想要最后一次见证他的生命。手势意味着某件事情已经发生。但什么?无论如何,追随我正在说的,正在想的,并(在第一个部分中比在第二个部分中更加彻底地)检验它,是可能的。

撼动混沌。我厚重的庄稼汉的脑袋抵抗着它。酒精的重击让我只感受到“称心的欲望”。在这些乱糟糟的线中,很难看到我生命的平凡的不一致性。如果我身上还有权力,我将通过应对环境的粗野,通过躲避,通过把我自己从看似束缚我的东西中无言地解脱出来,而耗尽它。

有时,路过玛德琳让人愉悦——即便我不得不偏离我的路线。从那里,我只能透过加布里埃尔宫的柱廊,辨别出方尖碑,还有波旁宫上方,其与荣军院的镀金圆屋顶配对的尖针。在我看来,这一布景再现了一个民族所上演的悲剧:王权,纪念碑建筑的关键,在血泊中——在愤怒的群众的嘲弄中——被推翻,然后在石头的沉默中再次诞生,当忙碌的行人匆匆路过并抬头一瞥之际,显得审慎而神秘。一想到被埋在那里,在波旁建筑中被赋予荣耀的“世界之魂”,我的呼吸就加快。我轻易地避开了让更单纯的灵魂眩目的东西,但这个黑格尔式的结构——它坠落了两次——在我身上找到了微弱的回音。荣耀,灾异和沉默在无法把捉的神秘中合而为一,方尖碑就从其深处立起。自战争爆发以来,我已有两次到那巨物的脚下——我还没有在这般的黑暗中目睹过它。若不这样在夜间拜访它,其绝对的威严就逃避了你。从底下,我看到了在天空深处迷失的花岗岩块,在群星的散布中被勾勒出来的檐角。夜间,王权之石拥有山的威严——如死亡,如静沙,黑暗一般可爱,鼓声一般碎裂。

我意欲一种神秘体验的描述,以及一种表面的脱离轨迹,但在我所引入的困惑中,还有什么轨迹?

一个赤裸,搔首弄姿的身体,可以被冷漠地观看。同样,不难看着天空,并且只看到空无。然而,一个被展示的身体,我想,保持着它在性游戏中拥有的相同的权力。而在一片平静的或低沉的天空中,我可以打开一道伤口,我依恋着它,一如我依恋着女人的裸体。在同一个女人的性爱中,一个男人的心理的迷狂的原因,乃是为女人的冷淡而欣喜。所以,在空间的空无和宇宙的打开的深度里,这一沉思的古怪也实现了一个让我解脱的原因。

我描述了我在这一夜沉思、观看一朵黑云时的感受,它的移位在我眼里看似“杂技”——其扭曲并纠缠的部分。

我不把我的性放荡和我的神秘生活混为一体。伊利亚德(Eliade)书中对密教的描述让我心怀敌意。我不愿混杂我的热情。除了远离对密教的有目的的冷漠,妥协的尝试只能在我对这种可能性的进一步的疏离中成功。我会回到它们——在随后——意图是保证我同我自己的体验相联系的狂野状态。

在激情的阵痛中喊出,迷失于闪电的游戏所围绕着的不断扩大的深度,深渊之底究竟为何对我们真地重要吗?书写着,我仍感受到火焰,并拒绝走得更远。我还能补充什么?我无法描述天空中敞开的火墙——突然在那里的东西,尖锐的,优雅的,纯粹的,像一个孩子的死亡一样无法忍受。当我写下这些词的时候,恐惧攫取了我,空无之沉默的恐惧,当我直面……如果一个人要忍受一道如此眩目的光,如果你不想体验空洞的知性,决心是必要的。当一个唯一的真理清晰可见的时候,决心不会变弱——试着封住理智范畴当中的此在之物就如同被还原为一种大笑的深刻的无能,对上帝之信仰的结果。在光照中保持为人要求精神错乱的不求理解的勇气;它意味着被置于火上,放任欢乐的尖叫,等待死亡,在某种你不知道并且也不能知道的在场的实现中行动。它意味着你自己变成爱和耀眼的光,并保持对太阳的完美的无所理解。

若不把握你对裸体之欲望的秘密,你就无法通达这种首要的无所理解。首先,我们不得不僭越禁令,一种对同上帝之超越性和我们自身之羞耻相关的东西的盲目服从。

碎裂的人性不停地沿着一条河流漂浮,当一道瀑布的声响在远方隐隐浮现的时候,它听不见我们的任何词语……

臀部的坚硬的、明亮的裸体,海和天的一个槽谷中绝壁的无可置疑的真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岁月里,酒精和谎言一样必要。难以言表的出路之缺席。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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