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朗肖之死

七月 6th, 2017

让-吕克·南希

对于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同样适合发出一种不仅仅是献给作家和思想家的敬意。这敬意转向了那使两者得以可能的东西,它给它们献上了其存在,它赋予了自身一个双重的使命:离开其位置,并把其力量赠予书写的操练或思想的劳作。

这,我们可以说,就是布朗肖那个人。但这并不因此就是我们想要的那个人,那个人,我们想要立刻仔细地查看其隐藏的、“私人的”面孔,其独一又脆弱、大胆又微不足道的人性。这不是我们的好奇心会喜欢的那个太人性的(或超人的)人。这个人把他的生命撤入了一种只找得到极少之典范的审慎,他也让他身上那能够自行地构成一个目的和一种绝对的人性,逃避了注意,人类学神学的人本主义的人性(正如他几乎写过了)。

这不是为了在其位置上树立思想家的庄严形象,也不是为了确立作家的自命不凡的姿态。把分析引入这个方向无疑是可能的,至少是诱人的,但最终,仍有必要跨越这一领域。有必要如此,因为目的或终点本身已如此地隐退,以至于它决不允许通过崇拜那顽固地幽居的生命来辩证化。

任何未来的荣耀都无法实现这样的翻转。在隐退中死着,布朗肖已在死亡中延长了其生命的隐退。他守护着简朴,而不再把它戏剧化,但也没有什么在其线的单纯性上(在其“生命之线”上)或在那由此邻近贫苦和无名的东西上让步。“形象”的这一消散能够拥有一切动力并被一切可想象的情感所穿越:这,恰恰,不是去想象。

这是要考虑一个事实,即布朗肖在其死亡(mort)中已经并且正在为我们紧紧地持守这个(mourir),这个词在他那里定义了书写和思想的无作之劳作:“死”,片刻不息地穿越可意指的意义的界限,同样让有限打破了界限,而不因此再度居有它。澄清人类学神学的人本主义是为了让它所命名的东西有朝一日听到“呼喊的人本主义”(呼喊,或者,确切地说,喃喃低语)。我们正试着再次聆听布朗肖在喃喃低语中发出的呼喊。

作家,思想家,既不持有什么权力,也不承担什么重要性,除非是在我们发出又打乱了的这声呼喊的转瞬即逝的指示中。但恰恰是我们,恰恰是我们所有人,不管是不是作家,在我们的日常生命里,呼喊着它,低语着它。这些生命被隐撤进了全然的神显,它们是平凡的——它们在双重的意义上共通(communes)。它们不是“意味深长的”,但它们也不是“毫无意义的”。每个人,唯一的人,以及所有的人,一起抑扬地发出这喃喃低语的呼喊。这是生命的呼喊,也是死亡的呼喊,这是总在抉择的生死的呼喊,这是一切抉择的界限和一切被假定之主体的界限,但也是那偶然地逃离了主体的东西的开始,我们所谓的欲望、梦幻或思想的开始。

今天,难道不是有必要重新思考它吗?这是布朗肖对我们的要求。但至少我们应该承认,布朗肖之死,已不止是和布朗肖所说的死亡相符相合了:一个人的死亡和这个人关于死亡的思考彼此嫁接了,它们是对彼此慷慨的。最终,既非死亡,亦非生命,而是意义的一束渺小黯淡的光芒:一片白(blanc)。

布朗肖写道:“如果你能够像一个确定其中心的圆一样封闭你自己,那么,你,作为一个自我,会同意把这个自我当作可疑的、虚构的,并因此无论如何更加必要的吗?那么,或许,在书写的时候,你会同意把这个符合遗忘的早早得出却姗姗来迟的结论,当作书写的秘密:他人在我的位置上,在这个作为我唯一身份的无人占据的位置上,书写;正是这让死亡一瞬间显得欢乐、偶然。”(《无尽的谈话》,第458页)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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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 6th, 2017

布朗肖

亲爱的女士:

请原谅我以一封信的形式答复您。您在您的信中邀请我为一本美国大学(耶鲁)杂志的“文学和伦理问题”专辑写一篇文章,我读着您的信,感到恐惧,近乎绝望。“再一次,再一次”,我对我自己说。并非我假装自己已经穷尽了一个不可穷尽的主题,而是相反的,我确定这样一个主题回到了我身上,因为它无法应对。就连“文学”一词也突然对我变得陌异起来。

文学怎么了?文学“和”伦理之间的这个“和”怎么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阿多诺在一本论其导师和友人阿本·贝尔格(Alban Berg)的书中告诉我们,舒曼曾有一天谈到他对音乐的恐惧。[1]同样地,阿本·贝尔格(记得海顿的题为“告别”的,虽然或许简单的交响乐)试图通过音乐为音乐的消失赋形。而我记得一个论文学的文本,它说文学具有一个清楚的命运,那就是走向消失。那么,为什么还要谈论文学?如果一个人把它和伦理的问题联系起来,那是要提醒我们:书写的必要性(它的伦理)无非是它借以徒劳地召唤消失的无限之运动吗?

荷尔德林已经写道:

为何你竟唱如此短曲?莫非你不如从前
爱好颂歌?在豆蔻年华,
在充满希望的日子里,
你每每放割喉,不知何时休![2]

再一次,马拉美。

在一篇老旧的文本(一封出于狂放的自觉而写下的信)中,他把爱伦·坡的观点变成他自己的话[3]:“哲学、伦理和形而上学的任何剩余都不会显透出来;我补充道,它必须被包含并潜藏起来。”(但马拉美不是在这里恢复了伦理吗?它隐藏着,保留了它的权利。)“避免某种正在建造的现实,停留在这自发的、有魔力的建筑周围,并不暗示着强有力的微妙算计的一种缺失,但一个人并不知道它们,它们自己刻意让自己变得神秘。”文学的本质就是只在有意溜走的法则或结构中获得自由。

但马拉美随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肯定,我们察觉到这肯定的美,但这肯定也挑战他刚刚说过的东西。词语总是不可及:“歌声从先天的源头中涌现,那源头先于一个观念,如此纯粹,以至于它在外部反射了一千个意象的节奏。”

一种对先在性(antériorité)的迷恋。我们发现它有许多的形式:“先在的天空,美在那里绽放如花”(Au ciel antérieur où fleurit la Beauté)[4]以及别处(《海洛狄亚德》):“先在的,从不闪烁的/星子的晶莹钻石。”(Par le diamant pur de quelque etoile, mais / Anterieure, qui ne sçintilla jamais)[5]

那么,“显然”的事情难道不是:首要的东西,不就是伦理(道德的要求)吗?我们会不禁这么说,如果我们同样不得不说,对马拉美而言,“首要”是不充分,不合适的:先于首要之物,并且,在这里,我们陷入了一个无尽的运动。因此,在说出“歌声从先天的源头中涌现,那源头先于一个观念”后,马拉美返回来为自己设定界限:“诗歌的理智支架”与其说在于词语的组织(韵律或节奏),不如说在于孤立它们的空间。“对创作而言,重大的沉默和诗篇一样美妙。”

我希望,一个人会明白,如果我谈论矛盾,那是为了更好地体验它们的必要性。从源头处的纯粹涌现。无论如何还有只通过溜走来行动的算计。或构成自身,因此构成作品和技巧的理智支架(空间,空白,沉默)。无论如何要在它的综合中包含本能、纯粹生命、贞洁的照亮一切的闪电。先天的,为自身设定法则的;先于一切的原则,纯粹的生命,贞洁。无矛盾的矛盾:它不是辩证法的问题。

为了结结巴巴地回答你关于书写和伦理的问题,我将补充:自由地,在他者面前,做一个仆人。

这一切,一个谜?是的,荷尔德林的诗句已经唤起的一个谜:

清纯所起源者是一个谜。
撼动一切的深渊,白日的到来。

请再次原谅我如此突然地结束这封信,仿佛除了道歉就没有什么要说的了,但这也没有为一个人自己开脱。

[1] 我质疑这一引述。舒曼当然忍受着音乐的一种过度并因此在某些沮丧或得意的时刻说:“太多的音乐。”

[2] 荷尔德林,《短曲》,见《荷尔德林诗选》,顾正祥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1页。

[3] 引自《关于书的写作》(Éditions de l’éclat)。

[4] 马拉美,《窗》,参见《马拉美诗全集》,葛雷、梁栋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12页。

[5] 参见《马拉美诗全集》,第35页。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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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笔记

四月 6th, 2017

米歇尔·布托

卡夫卡的记述与布朗肖的记述的相似丝毫没有削减后者的原创性,因为他继续探索,并把光带给了他的前辈,而没有像其他那么多人一样满足于接受光芒。

到了《那没有伴着我的一个》(Celui qui ne m’accompagnait pas),在适用于卡夫卡文本的研究方法被揭示为几乎不可用的那个点上,人们清楚地得到了某种全新的事物突然出现的印象。

布朗肖的伟大胜利就是:为了谈论他所做的事情,他迫使我们,向他借用他的语言。

事实上,我们在封面上看到了“记述”(récit)一词,但《那没有伴着我的一个》不是一篇记述,至少不是人们通常理解的那种记述,而这个词的在场并非一个过失的产物,因为我们的不精确的语言让我们支配的一切,正是那最不具迷惑性的东西。

第一句话看似极其无关痛痒:“这一次,我试图与他攀谈”(Je cherchai, cette fois, à l’aborder);随后,我们得知,每一个元素,不管怎样地简单,都有很多可以说。它们把我们带向了各式各样早熟的、一般有效的结论,但不是在这里。

词语总是过于沉重,以致无法恰当地描述布朗肖想对我们传达的东西。但他同样会让词语经受一种有条不紊的减轻。

这是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的步伐的颠倒。为了让词语充满意义,福克纳会用各种各样的预备程序来宣告它们,并积累那些由“不仅……而且……尤其……”所表达的庞大句子。相反,在布朗肖这里,人们注意到了一个缓和语气的措词的持续使用:“至少”(du moins)。布朗肖并不试图赋予语言一种增强的意义,而是通过仔细地拆解语言,揭示语言已然包含的无边的意味。

他成功地唤起了真实之物的一个减轻了的重影及其脆弱性,这重影通过反冲,让我们日常世界的重量和荣耀同时发生了炸裂。

他向我们表明,有可能谈论一个伙伴,而这个伙伴,与我们相信的必然之事相反,并不与他相伴;由此,他让我们以某种方式步潜入了存在(l’être)的前厅。

这就是为什么,要概述文本是如此地困难,因为它包含的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情节,而是一个时空内部展开的种种尝试,并且,我们时空的某些十分重要的特征在那个时空中缺失了。

叙述者已经失去了世界的坚实表面,并为重新发现它而四处漂游。他的尝试不能算一次回归,因为存在无论如何已经在那里了。他还多次说道,在他漂泊期间,他也在别的地方,且完全静止不动。他自身的一部分就栖息在这无论如何逃避了他的稳固的现实上。

试图把这个文本还原为一个明确的生理或心理状态的描述,是徒劳的,但显然,如果我们每个人都不能够从他身上发现其经验的相似物,即失眠、疾病或眩晕的话,那么,这个文本就不会有同样的影响或同样的力量了。

我们所有人,都曾与这样的怀念,与这样的无力,擦肩而过。我们所有人,都曾在这先天贫困的生命中,忍受摇晃跌倒的风险。我们所有人,都曾差点被“照料得很好的小花园”(中译本,第55页)的大玻璃窗分开,花园的“绿色”叶子带来了面前世界的唯一彩色的面容,因为在那个世界里,就连床、桌子这样值得赞叹的日常对象,也都隐匿了起来。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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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体验

五月 6th, 2016

布朗肖

当我们摧毁了那荫蔽我们的真理,看见自己被暴露给一个灼烧我们的太阳时——但那太阳不过是我们之贫乏和我们之冷酷的反光——我们就渐渐地在我们自己身上听到尼采的话:“现在是伟大的正午,最可怕的光天化日。”[1]或许,读完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的《内在体验》(L’Expérience intérieure)后,人们想要重复这些话(以便体会其意思)。伟大的正午是给我们带来最强烈光芒的时刻;整个空气被加热了;白日变成了火球;对一个渴望观看的人而言,此时此刻,举目凝视的他有变得比盲人更盲目的危险,他会成为那样一类观者,只记得太阳是一块可恶的灰斑。对于这本书,不得不说,要是有人带着一种轻浮的理智,或一种沉闷的理智,靠近它的话,它就会让人在其理智中变得比一种命运所能预见的更为轻浮、更为沉闷、更为迷误。如此的警告也适用于其他人。为了深刻地理解关键之所在,有必要冒一种风险,而为了把一个人自己交给他已理解的东西,则要冒另一种风险——机运的风险。这样的机运,什么样的“批评家”不会因它的受损而颤抖呢?他的存在只是为了准备它啊!

内在体验是一个人决心仅仅成为一个问题时,所等待的回答。如此的决心表达了满足的不可能性。世上的宗教信仰已教他质疑直接的利益,片刻的慰藉,以及对一种未完成的知识的确信。如果他知道什么,那么,他知道,安抚并不把人安抚,并且,他身上有一个迫切的要求无法被此生命中的任何东西所缓和。要超越,超越他之所欲,他之所知,他之所是——这是他在一切欲望、一切认知和其存在的底部发现的东西。如果他停下来,那也是在谎言的不安当中,并且是因为他已把他的疲乏变成了真理。他选择沉睡,但他把他的沉睡称为科学或快乐——有时是战争。他亦可称之为彼岸。其实,历史已经表明,人的无限制的运动往往会成为对一种永恒安息的渴望;总要超越的需求在相对性的狂热中催生出一个绝对的彼岸;人们已在一种不安之原则的名义下同意质疑这个世界,并从中抽取了一个它不得侵扰的世界;原则把自身实质化为其对立面。

但如果质疑抢占了这个令人安心的视角,挑战一个赋予它形式的模糊且至高的权威(上帝),消灭生命内外的一切希望,那么,此时此刻,恰恰是存在的事实本身遭到了质疑,而人遇见了非知(non-savoir),非知乃是这至高无上的置身游戏的表达,后者本身就源于人的不充分性和未完成性。非知把一个人对他自己的认识抛回到黑夜。这意味着两件事:首先,根本的知识,和存在的事实相连的知识,被搁在了一旁;其次,存在的事实本身遭到了质疑,不再被考虑或体验为可能的。所以,非知始于成为知识的缺席;它是由理性添加了否定之前缀的知识,是由理性凭一种痛苦的认知努力而置于括号当中的知识(事实上,理性可以告诉自己,非知是知识的一部分,并且,理性得出了这一类公式:人是一个存在者,他理解一个事实,即他一直处在质疑此种理解的体验当中;非知是人之理解的一个模式)。所以,非知关乎存在的事实本身,并把它从一切在理智上可能的、能够被人容忍的东西中排斥出去;非知把体验它的人引向了一个由此出发不再有任何可能之存在的境地;它不再是一种理解的模式,而是人之存在的模式,如果存在还有可能的话。

这场质疑由理性引领。唯有理性能够瓦解那作为其使命的稳固性。唯有理性能够获得足够的连续性、秩序,甚至激情,让任何的庇护不复持存。但每迈出一步,苦恼都随之而来;苦恼诞生于一个人从中窃取的对象;它是一种更大的空虚在它让我们恐惧的有限的空虚中的投射;它从它激发的惊骇中预感到了一种无限的惊骇,清楚地看到了那使之无可避免的东西;它不仅在恐惧上增添恐惧,而且增添对种种准许恐惧并赋予它更大统治权的缘由的忧虑。并且,它不停止;它总是比它允许自己把握的东西更加强大;它是一种感觉,被人不幸地感受到了,但不要完全地感受它,而是绝不穷尽它,处在一个人应当感受的东西下方,在其受难中迟到,永远地迟到——因此受难两次。苦恼的辩证法把对存在的质疑推向顶峰。它从存在身上撤回了为其自身保留最小之碎片的一切可能性。通过自身迷失的越来越眩晕的恐惧,它把存在抛入一场无止尽的坠落。

这一处境无路可出。任何出路都是谎言;任何止步都是对失败的供认:苦恼和质疑的精神夺占这样的失败,以便用一个新的运动取而代之。人服从一种激情,这肯定的激情,在他不出意外,必须对一切说“不”的时候(因为如果他说“是”,其肯定的需要就混同于这必然特殊的肯定,因此必须放弃它,或者,如果他自己满足于此,那么,它就会消失,失去一切价值),通过说“是”的无限之需要,无限地制造着其自身的阻碍。在这运动的过程中,理性遭到抛弃,随后又被其自身的休假所拒斥,这运动从话语的层面转向了另一层面,那里,行动、话语,以及生命的可理解、可表达的形式都不再有一席之地。我们通过一跃,进入了这一处境,它不再由实用的操作或知识(哪怕被理解为知识的贫困)所定义,而是向认知的丧失敞开,向迷失自身的可能性敞开,没有任何同认知的可能之接触。如此的状态,暴力的状态,撕裂的状态,劫持的状态,狂喜的状态,在各方面都类似于神秘主义的迷狂,如果它脱离了那一切往往改变它且通过赋予它意义而规定它的宗教假设的话。迷狂的“认知的丧失”就是本然地内在的体验。不得不马上指出,体验并没有把自身与那场在黑夜中以之为闪电般表达的质疑区分开来。它既非其终点,亦未使之中断,如果它是一个回答,是对一个自身质疑的人的命运的回答,那么,它所是的这个回答并不悬置问题;它远未让问题消失,而是把人整个地变成了一场痛苦的追问,凭此追问,它用一切方式,撕开并分割了人。就其自身而言,体验即是如此,以至于一切都不再有价值或意义,哪怕是体验本身,而这彻底的毁灭,如同否定的极致,在一个肯定性的状态中得到了经历,那就是权威,是存在在自身分离时所肯定的东西;因此,它本质上是一个悖论,它是它自身的矛盾,它是一个在原始情境,在人们能够亲历的体验中表达自身的质疑;它就是这双重的颠倒,引发了一切的无可挽回的未完成性,又不断地被人如其所是地把握到,给出了一种令人窒息的完满的感觉,整全的感觉,并在空虚中,借此完满,将人从他的充分性里撕离出来,把他交给了虚无。

这样的交流(communication),我们刚刚抓住了它的在场,和内在体验的一切时刻相连。质疑、体验、交流都是严密定义的概念——为的是不再多说。质疑就是质问一个特定的有限之存在,因此,它也是一种要打破这特定性和这些限制的努力;孤立是一个不允许自身滑到存在外头的存在者的姿势;它是对特定性的居有和意识;它是在此特定性当中存在的意志和荣耀。对一个如此自身封闭的个体而言,体验提供了一个他可与之交流的对象;该对象不能由行动完成或把握,因为与之一道,不会有什么交流,而只有奴性的占有、享乐,也就是,对唯我主义的“我”的强化;如果该对象是一个无限的外在的存在,那么,与这个存在的交流,在一种要求不可逾越之间隔的超越性的困难里,诚然假定了诸限制的破裂,假定了自我在那无法与自我共通的东西当中的丧失;然而,就外在的无限的对象本身是一个不可置疑的存在而言,与之交流的有限的存在,只有作为有限的东西才丧失了自身,但它也发觉自身是一个存在,并在它的存在中明确地肯定和保留了自身;因此,交流不是彻底的丧失,而是保存存在的可能性,保存成为存在本身的可能性,就如保存一份珍宝。所以,交流只有在这一刻才开始成为本真的:这时,体验已裸露了存在,从中撤回了那使之相连于话语和行动的东西,并让它向一种非话语的内在性敞开,在那内在性里,存在失去了自身,在为之提供目的或它所服务的一切东西外部,与自身进行交流。它不是一个主体对一个客体的分担,同样不是语言所实现的联合。它是这样的运动:当主体和客体已被剥夺之际,纯粹的放任就在那里成为了黑夜中赤裸的迷失。

从话语层面到非话语层面的转变没有跟随一个使之显得必然的链条而产生。既不苦恼地意图用话语来反抗话语,也不诉诸种种把感性从它所陷入的行动中释放出来的技术,人困难重重地抵达了真正的质问,并在一场无所事事的探寻中分散了精力,那里,他只是追逐自己的影子罢了。但对话语的召唤,对戏剧之想象的召唤,对沉默的召唤,内在之沉思和刑苦的这一切练习,本身就能够毫不费力地持留;在它们和迷狂之间,既没有什么决定性的纽带,也没有什么真实的连续性;相反,有一个被人一跃而过的无限的空间;人从不能穿越它,或许,只能偶然地穿过。我们所谓的“恩典”保持着它作为一个不合情理的、没有缘由的决断的价值。骰子的“幸运”一掷给我的允诺,不是获胜,而是一玩到底,是在那种让我穷尽一切风险的极端情绪里,把我之所是置于游戏。正如一个人无法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献给苦恼,他在极限的苦恼中,也不能随心所欲地通过彻底地丧失自己来同时丧失它。唯有通过游戏的机运,一个人才把自己置于游戏,也就是,置于死地。

我们刚刚描绘的这一草图同内在体验的关系,就像一个分析心悸的方程式同一颗心的悲剧生命的关系一样,而这样的比较本身并不精确,因为它若要成立,我们就不得不想象一个方程式,这个方程式,当我们用公式表达它时,已经更改了流与回流,时间中的功能,以及它想要规定的那一器官的本质。但某种意义上,没有人禁止话语试着说明那逃避话语的东西;相反,说明甚至是必要的,因为转译(traduction),尽管从不令人满意,但由于它模仿它所借用的质疑的运动,并通过揭发自己是一个不忠的受托人,用另一个在维持它的同时,凭一种永恒的不完全的反驳抹除它的文本,让自身的文本翻倍了,它仍保留了本真性的一个本质的部分。既然乔治·巴塔耶的书是一次本真的转译,它就不让自身得以描述。他表达的恰恰是悲剧。某些泛泛地触及了其意义的人,会迫使它落入学院派的沉重。其真理在于精神的燃烧,在于闪电的游戏,在于它向我们传达的充满了眩晕和交换的沉默。我们不能把它当作一件被衡量、被欣赏的作品来谈论,但为了再次引用他时常提起的尼采,我们会重复尼采对《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评价:“这部作品是完全独特的。”[2]

[1] 参见尼采,《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张念东、凌素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200页。——译注

[2] 参见尼采,《瞧,这个人:尼采自传》,黄敬甫、李柳明译,北京:团结出版社,2006年,第121页:“这本书是绝对独特的。”——译注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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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夜

十月 16th, 2015

拉波尔特

夜,白夜——这就是灾异,这缺失了黑暗,不被光照亮的夜。

——莫里斯·布朗肖,《有关耐心的话语》(Discours sur la patience)

请允许我唤起一段回忆,这段回忆是如此地遥远,以至于我无法确定它的时间和地点:我记得一部电影里的一个场景,但我不记得有关这部电影的任何东西,就连名字也不记得,它无疑是我至少三十五年前看的。那个谁也不知道的场景是这样的——这或许会允许一位读者认出片子来(它的情节在我看来似乎被设定于十九世纪末)——有一个宽敞的房间,左边是一张大床,床上躺着一个无疑病入膏肓的女人。有人在(右边)敲门吗?我不记得,但死神进来了。那是一个中年男子:他披着外套,把帽子放在了一张小桌上,但那是死神:他转向病弱的女人并用简单、坚定而温柔的语气说:“时候到了。我过来找你。”我的回忆在这里停住。我们不要说死神被“人格化”了,我们要更确切地说它,但请注意,电影制作者没有试着无疑徒劳地激发恐惧,用一种险恶的形象来再现死神,而是通过死神所表现出的清醒,至少在我身上,成功地激起了一种难以磨灭的“不安之陌异”(inquiétant étrangeté)的感受。“陌异”这个表述是我们对弗洛伊德的Unheimlichkeit一词的翻译,它指定了那样的感受,即一个人无法断定他所察觉的东西是死了还是活着;既死了又活着,一个活死人。

伊壁鸠鲁说:“当我们活着的时候,死亡还没有来临;当死亡来临的时候,我们已经不在了。”[1]死亡(mort),更确切地说,虚无,无法让我们恐惧,但死神(Mort)真地是一种消灭吗?如果死神根本没有通过揭示生命的继续来让我们安心,而是在我们身上唤醒了一种陌异的感受,那么,就它缺乏虚无而言,死神难道不是没有任何的安全可言吗?在生命与虚无这两个对立项之间,还有第三项:死神,请注意: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着迷、更令人恐惧的?布朗肖的全部作品,尤其是《死刑判决》(L’Arrêt de mort),就激发了这样的着迷和恐惧。对海德格尔来说,死亡是最高的可能性,也就是每个“此在”(Dasein)的在世存在最终变得不可能了的那种可能性,但另一方面,对布朗肖而言,死(mourir)只是失去了死亡而已:“只要我活着,我就是必死者,然而,当我死去,停止作为一个人,这也同时停止会死,我不再具备一个死去的资格,故而死亡的张扬使我恐惧,因为我已明白何谓死亡:再无死亡,而是死去的不可能性。”[2]

死的不可能性,这种“陌异的恐惧”贯穿了布朗肖的作品:托马,福音书中拉撒路的倒错和颠覆,从坟墓里升起并“出现在他墓穴的窄门时,他是何等异骇啊;那不是复活,而是死了,并且确信着自己同时从死亡和生存中被脱拔出来”。[3]这个把生命与虚无分开的不可能的间隙,让死亡也变得不可能:这就是每个“有死者”命中注定的的陷阱,“这个令几乎已征服死亡者亦不免落入的陷阱。”[4]

在一个没有出路的悲伤的空间里游荡:这,请相信布朗肖,乃是我们的命运,但某种最终的反转不是仍然可能吗?是的,请相信《死刑判决》的某些段落,但在阅读它们之前,为了首先不曲解它们,有必要重新说明,其中的一些插曲——不管它们看似怎样——令人不安到了何种的程度。J,《死刑判决》第一部分的女主角,在叙述者来到她身边的时候刚刚死去,这是叙述者如何继续他的叙述的:“我俯身靠近她,大声呼喊她的名字,立刻——我敢说不到一秒,一股气流、一声叹息就从她紧闭的双唇吐出来……”[5]那么,叙述者是一个基督的形象吗?这个问题必须被问及,但如果托马是拉撒路的极为晦暗的弟兄,那么,《死刑判决》的叙述者也是基督的形象了,但这个形象是完全颠覆了的:复活根本没有产生一种神圣的幸福,在所引的文本之后六行可以读到这样的话:“她的双眼在一两秒钟后突然睁开,眼中闪现出某种无以言表的可怖之光,那是活人所能承受的最可怕的眼神。”[6]

让我们重复叙述者之前说过的话:“我不知道她在害怕什么:不是死亡,而是更为严重的事情。”[7]死是为了发现死的希望从此被禁止了:这就是地狱,寒冷的地狱,但如果一个人有勇气面对它,又会发生什么?让我们再次援引《死刑判决》:“相信如果在那一刻我感到战栗和恐惧,那么这一切就都会消失,但我心中充满柔情,如此强烈……我把她搂在怀里,她的手臂紧抱着我,那一刻她不仅完全恢复了生命力,而且非常自然、快乐,几近痊愈。”[8]我们不要误解这个“痊愈”的意思,因为两页后我们会读到这句:“我后来让路易斯征求他们的同意,给她姐姐涂香油。”[9]《死刑判决》的最重要的场景:叙述者和娜塔莉之间的相遇——虽然是在“无处”——包含了一段和我们刚刚所讲的东西类似的插曲,尽管它是更加明显的,因为这个“无以言表的可怖之光”在一个出现了两次的句子里得到了命名:“我立刻清晰地看到,在三四步远的地方,她的眼睛闪着死寂而空洞的光芒。”[10]然而,我们必须继续阅读,进一步踏入陷阱,保持寒冷,因为前方有一个反转:“那一点寒冷……它很残忍,好像某种啃噬、捕捉、诱惑你的东西,当然它的确擒获了你,但这也是它的秘密所在,极富同情心的人在献身于那一寒冷后,会在其中找到一个真实生命所具有的善意、温柔还有自由。”[11]不是像哈姆雷特那样沉思一个空洞的头骨,我们或许应该注视(上卢瓦尔省)沃迪厄的圣安德烈教堂那令人惊奇的十四世纪壁画,在那上面,死神,或许是黑死病,被再现为一个披着黑纱的女人,把她的箭投向了活人。那么,死神也是这个女子吗:年轻,美丽,高贵,慷慨,并且不可思议地楚楚动人?

那么,陷阱只是一个有待克服的考验吗:一旦超越了它,我们就会发现“真实生命所具有的温柔还有自由”?[……]在书开头,一个人可以从一张都灵裹尸布的照片上认出两张面孔的双重曝光,一张是基督的,另一张是圣维罗妮卡的:“在基督像后面,我可以清晰地辨认出一个女性面容的轮廓,极美丽,而且因为脸上古怪的冷傲表情而显得尤其动人。”[12]维罗妮卡已经战胜了死神吗,或者,死神已经抓住了维罗妮卡,并征服了所有的生命?无疑,这是至高的模糊性,是任何读者都无法解决的不可决定的东西,哪怕他没有掉进《死刑判决》的陷阱,哪怕他的身体,不是那么地病弱,可以诈死,也就是,经历那不是考验的死神之考验。

“要注意,我并不排除你或将显现为一个陷阱的这种念头”,[13]《最后之人》(Le Dernier Homme)的叙述者如是宣称,表达了他所面对的念头。而在《死刑判决》的结尾,叙述者就是对念头(这个词被印成斜体,在布朗肖那里实为十分罕见的做法)说话,仿佛那个念头活着一样,仿佛它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对爱敏感的人:“我把自己的所有力量都给了它,它也把它的所有力量给了我。最终这异常强大的力量,这不可能被任何事物摧毁的力量,将使我们遭受或许是无边的不幸,但若果真如此,我愿承担起这不幸,并为此感到无边的快乐。我会永无休止地对那个念头说,‘来’,而它永远都在那里。”[14]无以度量的厄运,漫无止境的游荡,无边无际的虚弱,恐怖却不致死的受难,这就是我们的命运,如果我们必须像托马一样说道:“我思,故我不在。”[15]这个托马是布朗肖后来的所有主角的模型,他们死了却没有坟墓,更确切地说,他们死了却已经遗弃了他们的坟墓,他们徒然地等待安葬,被遗忘于光的墓穴。让思想和死亡,书写的无限运动和死的不可能性之间有一个纽带吧,这个肯定,更确切地说,这个不在肯定中得以弥补的问题,贯穿了布朗肖的全部作品,所以,一个人必须牢记《黑暗托马》《死刑判决》《最后之人》,如果他想读懂布朗肖最近作品里的这两句互补的矛盾的话:“灾异就是思想”,“思考,抹掉一个人自己:温柔的灾异。”[16]

(蒙彼利埃,1975年10月8日)

[1] 伊壁鸠鲁,卢克莱修,《自然与快乐》,包利民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31页。

[2] 布朗肖,《从卡夫卡到卡夫卡》,潘怡帆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03页。

[3] 布朗肖,《黑暗托马》,林长杰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4页。

[4] 《黑暗托马》,第106页。

[5] 布朗肖,《死刑判决》,汪海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6页。

[6] 《死刑判决》,第26页。

[7] 《死刑判决》,第11页。

[8] 《死刑判决》,第26页。

[9] 《死刑判决》,第28页。

[10] 《死刑判决》,第84页。

[11] 《死刑判决》,第86页。

[12] 《死刑判决》,第13页。

[13] 布朗肖,《最后之人》,林长杰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02页。

[14] 《死刑判决》,第99页。

[15] 《黑暗托马》,第125页。

[16] Blanchot, “Discours sur la patience”, La Nouveau Commerce, no. 30-31, 1975, 21, 44.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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