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

六月 18th, 2017

巴塔耶

对我而言,在这个世界上,似乎没有什么逃避了我们的思想。我们移动:各个事物进入我们的目光。目光遥不可及之处,我们估测一片无边的疆域,诸世界在那里得到安置,为一种缓慢的摄影所揭示。

无边的?但我们已让这所谓的无边进入了我们的尺度,我们甚至按我们的尺度缩小那看似超出尺度的东西。

只有死亡逃避了一种意图无所不包的精神的努力。

但死亡,人们会说,在世界之外。死亡在界限之外。它因此必然逃避一种如果不加限制,就无所考量的思想之方法的严格。

如果人们愿意这样。

我手里拿着一本奢华的画册,其文本配有许多彩色插图。

以“我们活在其中的世界”(The World we live in)为题,《生活》(Life)杂志(它在美国发行了四百万册)在1954年发表了一组文章,这些文章又在1955年的画册里汇集起来。(今天发行的法文版题为Le Monde où nous vivons。)

地球的诞生,海洋和大陆的形成,动物和人对地球疆域的占据,或地球所穿越的星空,产生了一系列迷人的图像。摄影无法抵达的东西,素描已把它描画。手中的这本画册,生命所呈现的东西,人之精神的形成向这一精神揭示的东西,在其可以把握的整体中向我的眼睛敞开。对于我们,“我们活在其中的世界”,就它产生了人而言,是人所起源的世界,而一种清晰的再现,使这个世界符合人之精神的尺度。人,的确,不拥有世界。他至少拥有靠近他的东西,而他对离他最近的东西施加的统治,在科学所发现的空间中,以一般的形式给出了在家的感受。

但我现在想提出一个问题。

我们活在其中的世界(le monde où nous vivons),难道不同时是“我们死在其中的世界”(le monde où nous mourons)吗?“我们死在其中的世界”(The world we die in)也可以充当美国杂志的标题。

或许吧。

然而,有一个困难。

“我们死在其中的世界”无论如何不是我们所拥有的东西。其实,在“我们活在其中的世界”里,死亡是逃避占有的东西,意即,我们把它还原为恐惧,没有任何要占有它的欲望,我们试图对它施加一种统治,最终却承认它逃脱了。

各个时代的仪式和宗教实践努力在人之精神的领域里进入死亡。

但我们在死亡的迷恋中维持这些仪式和实践。为之着迷的精神能够想象死亡成为了它的王国:在那王国里,死亡会被克服。死亡仍然留在了我们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在那里,最终,逃避之物,因为科学,不再对我们完全地隐藏起来。我们死在其中的世界不是“我们活在其中的世界”。我们死在其中的世界对立于我们活在其中的世界,正如不可通达之物对立于可以通达之物。

我向孩童展示《我们活在其中的世界》。他立刻抓住这些图像,它们是可以直接通达的。我向最为反思的精神提出《最后之人》(Dernier homme)的阅读,它能够向精神打开“我们死在其中的世界”;把这本小书读了两三遍之后,它才隐约地预感到,有必要恢复一种它一开始无法进入的艰难的阅读。无疑,这样的阅读会通过一种难以置信的超越的力量,对它有所强制,但一段耐心的时间过后,不可把握之死亡的一个方面才向它敞开,并在给出自身的同时再次逃离:再一次,其固有的思想有可能让它逃避其根本的要求,逃避思想一开始在它身上安置的一切。

我谈到了《最后之人》的阅读所呈现的种种困难。之前的一些句子会表明它涉及哲学。然而,《最后之人》外在于哲学。

首先,正如其书名页所指示的,它是一篇记述(récit)。

这篇记述介绍了一些人物,把他们置于一个确定的情境当中,它走向了一种消解。我会进一步描述这些人物以及他们面对的东西。但我要马上指出那个不把任何哲学性赋予《最后之人》的最为深刻的原因:这本书其实不是一场劳作(travail)。哲学是一场劳作,在那里,作者,着眼于一个目的,放弃了其前行的疯狂自由。只有文学是一场游戏(jeu),它一次次抛出骰子,以便获得一个不可预见的数字……

现在,我将陈述记述的材料。我至少会说出那对我呈现的东西(它们,或许,部分地远离了以作品为出路的思想,但在我看来,如此的远离不是为了让迂回变得不可能)。

三个人物,以其各自的方式,接近了死亡。其中的一个,“最后之人”,先于其他两个人接近:他的整个生命或许就是其体内的死亡的功能。并非他本人拥有一种确定的关注,而是说,叙述者看着他在死,他对叙述者而言就是他身上存在的这个死亡的一道反射。正是在他身上,叙述者得以凝视和沉思死亡。

如此的沉思从未被完全地给出。“最后之人”的证词没有真正地接近死亡,惟当它们自身进入“我们死在其中的世界”时,它们才预感到了它们最终之所是。但那时,它们消解了:这个在它们当中说话的“我”逃离了它们。

凝视死(mourir)的人处在了他向死亡(mort)敞开的凝视之中:这是因为他已不再是他,他已是“我们”,他已被死亡所消解。但这个位于死亡之中的“我们”不能被明显地置于这个孤立的、不可领会的、熟悉却令人恐怖的死亡面前,凝视死亡的时候,人只有一边躲避恐怖的在场,一边凝视,如果不调转那道病弱的目光,人就无法凝视(拉罗什福科:“太阳或死亡无法被人直视”);事实上,这个“我们”不能源自“我”的一个总和、一个系列;只要这里所说的死亡不再是我们恐惧地认识到的东西,而是“最后之人”所归属的“普遍的死亡”,对这个“我们”的直面就有可能。一个死了,但在死着的时候把他的在场赋予了死亡的人,至少,一个因为偏离生命的翻来覆去而死了的人,一个死了并因此被“我们死在其中的世界”所吸收(在那里,缺席诚然继承了在场,但其实,我们只把在场赋予“我们活在其中的世界”)的人,一个死了并把一切献给其死亡所是之消失的人,不会有什么证人,如果这些证人没有——通过哪怕一丝的不安——分担死亡所是的普遍之消失(但这普遍的消失,最终,难道不是普遍的显现吗?)

在他那并不做作但令人惶惑的语言中,莫里斯·布朗肖“明确表达”了这“最后之人”的偏爱,他第一个进入了“普遍的死亡”:“从他这些偏爱,我相信每个人都感觉是另一个人遭到锁定,但这另一个亦非任意是谁,而总是最接近的那个,仿佛他根本无法观看,除非他稍微望向别处,选定那个摸得到、触得到而事实上至此亦被认为存在之人。也许他总在您身上选定了另一人。也许,借此选择,他进而做出另一个人,人人最冀望的无非是受到这眼神的看顾。但他却可能从不看顾您,只看顾着您身旁的些许空无。此一空无,一日,曾是一位与我结交的年轻女子”(第18页)。我着重标出了我想要强调的话(此前的话要求读者,如果它们应向读者敞开的话,进一步探入这本书的深处——显然是所有书中最深的一本)。

正是这样的空无,“您身旁的些许空无”——但这一公式,在《最后之人》里,从来只有一种可疑的、临时的价值,而我努力引入其中的那一提要本身在我看来也只有一种可疑的价值——无论如何正是这样的空无,更改了生命固有的布置,宣告了记述的人物进入“我们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似乎,没有这样的空无,叙述者一日曾是的“我”就不会是“一个谁?”,独自一人,“无穷无尽的谁?”(第16页)。而“我”也不会被遗忘所取代,遗忘正是远远地构成了“我们死在其中的世界”的“我们”的原则。

一种晦暗的亲近在根本上把记述的各个人物结合起来。我们得到了“最后之人”的特定面貌、特定反应和特定活动。我们得到了其说话或咳嗽的声调,其在过道里走路的步调。他和这个叙述者、这个年轻女子住在同一栋建筑里,他们结合了一种相互吸引的关系。关于这栋“中央大建筑”(第55页),关于记述的这个地点,我们几乎一无所知:我们听见有人谈到电梯,谈到无止境的白色走廊,如同一家医院。疾病就像这房子的众多住户的联系,那儿有厨房,有一个可以打雪仗的庭院,还有一个游戏室,像是娱乐场里的那种。但,这些可以把握的现实,在那里是为了消失。仿佛消失,作为这本书所暗示的事件———哪怕它们,轮流地,逃避了清晰化的认知———为了发生,为了“到场”,需要消失的对象显现。不然,我们会过早地得到消失的根本方面。我们会过早地知道,这个事件,乃是事件的一种缺席。

年轻女子特别地逃离了其临近的消失。在她身旁,我们恢复了正常。“她所在之处,一切都是明亮的,呈现出一种透明的光彩,而且,当然,这光彩远远地扩散至她身之外。走出房间,依然是如此安静的明亮。走廊不至于在脚步下碎裂,墙壁仍旧坚实且白,活着的人不死,死者不复活,稍远之处亦同,也还是一样明亮,可能没那么安静,或是相反地具有一种更为深沉、更为广延的宁静,其差异无法感知。同样无法感知的,即是举步前行时那道影之帷幕,穿透着光线,却已有可疑的不规则处,某些地方在黑暗中现出皱褶,既无人之热度亦不可亲近,反观咫尺一旁且熠熠闪耀着欢悦的灿阳光面”(第55-56页)。纵然不可把握的空无已决定了“最后之人”的“偏好”,“年轻女子”事实上仍旧身处空无。或至少,她只有通过这“无法感知”的滑移才与生命分离,从“坚实且白的墙壁”所封闭的空间,走向这道“影之帷幕”,走向这道死亡的帷幕,在那里,被她称为“老师”的人自身也不知不觉地消失了。但只要空无是其存身之所,她在死者边上的在场就保持着死亡之消失的特点:若身旁没有什么东西继续出现,谁还能消失呢?

年轻女子是一场双重运动的所在。

她突然在光下出现。这光照着一个正在流逝的现实,后者无论如何不再真实。叙述者呼唤他所碰触并拥抱的这个女子。“我可以感受到,有那令人绝望的什么就含藏在令她跳出我碰触她的那一晚那一瞬之外的倏然恐怖里。我每每回想,总一再于我内中得见这股激情的奇巧风貌,那印象是欢悦的。我感觉就要再次抓住她,就要拥抱她的散乱,感受她的泪水,还有她做梦的躯体已不像是个形影,而是翻覆于啜泣之中的内心私密”(第80页)。

这泪水中现实的光彩恰好散发于空无之上。而透过泪水的现实,空无,蔓延着的遗忘,一下子就变得可以把握了。空无什么也不是,遗忘什么也不是:如果啜泣先于空无,如果啜泣先于遗忘,那么,空无,遗忘,就是啜泣的缺席。那曾令人着迷,如今更令人着迷或更加奇怪地令人着迷的东西,在这个地方消失:这就是正在形成并呈现的消失本身,它不断壮大,乃至于让人神迷并让为之神迷者变得渺小。

然而,探寻者在这双重的运动中迷失了其所遗漏之物,不再属于“我们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了,那里他从不缺乏自身肯定的可能性,说出“我”的可能性。他进入了“我们死在其中的世界”,那里“我”沉没,只剩下一个任何东西都无法加以化约的“我们”。“我”死了,被死亡所驱赶、所围捕,终将落入一阵沉默,坠入一片其承受不住的空无。但作为沉默的同谋,空无的帮凶,它被一个迷失了一切的世界所控。

当他抵达这个不可把握的世界,也就是消失的世界时,叙述者仍体会到一种感觉。再一次,他把这一感觉归于他自己,但没什么用,因为消失已吸收了他,或者,他已没入他的消失。“巨大的幸福之感,我无法将之排除;它是这些日子的永恒辐照,从最初的时刻就已开始,且让这时刻仍旧持续,永久持续。我们待在一块。我们活着,转向我们自身,如同面对一座晕人头地从一宇界拔高至另一宇界的山岭。永不停息,没有限制,一股永远更加沉醉而且更加沉静的醉意。‘我们’:这一词永受显耀,无穷高升,穿行于我们之间如一阴影,寓居眼皮之下如那永远明视一切之目光”(第94页)。

在这里,我们应停留于死亡的这一惊人的蕴意,它坚持那种把它和苦难分开的可能性。

记述的年轻女子让人听叙述者说出那在其运动中面对死亡的东西。

“‘死亡,我想我是可以的,但受苦,不,我做不到。’‘您害怕受苦?’她微微一颤。‘我不怕,只是做不到,我做不到。’当下我只从这个回答看到一股合理的忧惧之情,但也许她想传达的完全是另一个意思,也许这一刻她表达出了那无法承受的苦痛所呈现的真实,又也许她由此泄漏了她最为私密的其中一个想法:会不会她也是死去很久了呢——她周遭已有那么多人离去——如果,为了死去,不需穿越过那层层叠叠厚重的非致命痛苦,如果她并不害怕自己将永远迷失在那阴暗至极的痛苦空间中无从觅得出路”(第74-75页)。

一个事变——“当她死时”(第82页)——在第一部分的结尾告知,年轻女子的死亡实则继承了临近的空无。

叙述者本人无法谈论她的死亡,但,在这一部分终止之时,他谈起了“窄窄的走道上开着一扇又一扇的门,日夜流淌着同样的光,没有影子,没有景象,而且就像医院里的走道,无止境的低语碎响流涌不息”,并补充道:“我从中走过,感受着它那平静、深沉、淡漠的生命,了解到这里对我而言便是未来,且除了这洁白的孤独外,我将别无其他景致,而我的林木将在这儿生长。这儿将绵延出田野的广大窸窣,海洋,云朵变幻的天空,这儿,在这隧道里,我的邂逅以及我的欲望之永恒”(第83-84页)。

几句话过后,便开始了第二部分,也就是最后一部分,在那里,记述走上了一个崇高的进程。我用这个词,并无任何赞美的价值(在我看来,莫里斯·布朗肖的小书超出了、超越了一切赞美),而是在如下的确切意义上:这个缓慢的进程不再停止其向巅峰的攀升。

我已尽力,用一种提要的形式,给出了篇幅最长的第一部分的内容。至于第二部分,我不再试图这么做。我已用某种方式概述了第一部分,我担心给人留下一种捏造的感觉。然而,我已在概述的过程中表露了那无法概述的东西:唯有如此,唯有因其蜿蜒曲折而迷途,我们才真正地进入这本书。唯有错误地留下一个有可能不会迷失于其中的印象,我们才能够在那里找回正途。我说的话也许和作者的思想相差不远,并有可能成为走向该思想的一个引导,但思想并不允许自身被人抓住:它甚至挣脱了靠近它的人。概述所产生的捏造之表象从不符合其运动。从一头到另一头,就像在一场洪水中,慢慢加速的句子逃避了那种只能严格地用来指示其走向的提要:它们始终被一股支配它们的力量所驱动,那力量也支配着写下它们的人。力量因此受到克制。若没有一种平静超乎世外,至少是超乎“我们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之外,就不会有书。但这股力量带着一种如写书者一般的耐心将自身强加于那个有精力阅读它的人。受此力量激发者无法对之提出异议。他进入了“我们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进入了普遍之消失的这个世界,在那里,没有什么只是为了消失而显现,在那里,一切显现。

我从第二部分引述了这段话,它或许阐明了这个“我们”的意义,只有“我们”所环抱的那些人无限地消失了才会开启的一种意义:

“压靠着你,静止的思想,那于我们内中反映自所有人的一切就此成形、闪耀并消逝。我们因此拥有那最大的世界。因此,在我们每个人内中,所有人都在那无尽的镜照中被反射着,而从我们被投射出的辐光般的亲密里,人人回神转醒,被那仅是全体之反光所启明。而关于我们每个人只是那宇宙之反射这样一个思想,这个对于我们之轻盈的响应让我们沉醉于这样一种轻盈,使得我们永远更轻,比我们更轻,在那镜光闪烁之球体——其从表面到那独一的星火是我们自身恒久的往来——的无尽中”(第103-104页)。

如果我们从哲学的意义上理解这段话,我们就会让自己留在原地,围着词语的确切价值打转。但,我说过,《最后之人》所传达的思想没有什么哲学性。它无法在一个严格的链条中找到其位置。这样的思想拥有一种严格性(这是最大的严格性),但这种严格性并不以根基和结构的形式呈现。这样的思想不会成为阴郁顽固的哲学家通过转离一个终将坍塌的命运而搭建起来的脆弱不堪的建筑的根基。人的思想无法完全地投入劳作,它没法让自己担负一个使命,去证明那些被思想的持续进程揭示为虚假的东西。思想寻求其无法预见之物的显现,其预先从中脱离之物的显现。思想的游戏要求一种力量,一种严格,相比于建构所要求的力量和严格,它们给人留下了一种松弛的印象。空中的杂技演员要比脚不离地的瓦匠遵从更为精密的规则。瓦匠在生产,但在不可能性的极限处:杂技演员立刻松开了他已抓住的东西。他停止了。停止是他所否认的界限,如果他有力量去停止。停止意味着呼吸缺失,而回应思想之努力的那一思想正是我们所等候的思想,如果呼吸,最终,并未缺失。

“我们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里,一切都安排好了,一切都在安顿,在建构。但我们属于“我们死在其中的世界”。

在那里,一切悬而未决,在那里,一切更加真实,但我们只有通过死亡之窗才到了那里。

在死亡中,可预感到某种东西,它按照那些串连着稳定关系的静止固体的虚幻稳固性,还原了生命。但我们应让死亡脱离那由难以言表的痛苦所打开并被恶臭所封闭的阴森队列。我们应进入死亡所是的辐照之永恒:普遍的死亡是永恒的。《最后之人》揭示了一个我们只在眩晕的运动中抵达的世界。但这书本身就是运动,在那里,我们失去了一切根基,拥有,如果可以的话,看见一切的力量。

《最后之人》是难以谈论的,因为这本书逃避了绝大多数人想要停留在上面的那些界限。但同意阅读它的人发觉自己不禁要在一本书中把思想献给一个使之摆脱这些界限的运动。前提是敢于冒险。直面危险的勇气不只是对作者提出的要求:读者逃避了不可避免的考验吗?阅读说到底要求直面这个世界——以及我们在那里所过之生存——意味着的东西,直面它们意味着的东西,直面它们的无意义(只有通过疲劳,我们才与之分离)。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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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无尽的谈话》

十一月 10th, 2016

莫里斯·纳多

当一个人并非诸观念的专业操纵者,无法得意地进入当今最为艰难也最为精妙的精神之迂回时,想要与莫里斯·布朗肖的思想为伴,难道不是一句狂言?至少阅读的困难,不同于人们在那些最不审慎的思想家新近的著作中体验到的,它不在于一种难以逾越的语汇或写作上拐弯抹角的故作风雅:莫里斯·布朗肖使用了一种透明的语言,即便某一断定一开始对我们显得隐晦难解,那也处在了一种至高之明晰的中心。

如果我们一下子艰难地理解了他所说的东西,那么,我们恰恰该怪我们自己,怪我们欠缺训练,怪我们不够开放,怪我们迟钝。无论如何,要是我们无法让自己超出理解的最低层面,作者和我们之间的电流也强大且充沛得足以让此刻还锚定于我们心中、充其量不过是一些烦人废话的诸多确定性付之东流。

首先,为什么要用“无尽的谈话”这样一个标题?因为它事实上,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关乎一场对话。对话与其说是两个真正的交谈者之间一场的真正交谈的汇报,不如说一架云梯,在那里,重要的是在迈出左脚之后稳定右脚,诸如此类。至于作品的最伟大的部分,如果它由我们十年来能够在刊物上连续读到的研究构成,并且按照某一秩序、鉴于某一目的而被组织起来,那么,我们大可以说,作者于此同样追求一场“谈话”:同一位位作家、同一部部作品进行谈话,而这些作品,就在其原创性和其特别的光芒中迅速得到了描绘——这是批评家的角色和义务——同时也从一个个为思想而不懈努力的点上被抓住了,通过它们并经由它们,那个思想寻求着其自身的路。指出这样一点是恰当的,即作者似乎没有给自己指派一个明确的目标,并且他也不想得出什么表明论证已然完毕的结论。正是在半途之中,像是游戏一般(但这是一场严肃的游戏),莫里斯·布朗肖推倒了哲学或形而上学的支架,毁灭了诸如“全体”、“统一性”、“连续性”、“话语”这样的概念,他让我们侍奉的充足理性的隐喻数目干瘪下去(那一切都把一个问题或一个难题的“澄清”托付于,例如,“光”、“明晰”、欲望),而作者在《文学空间》或《未来之书》中看似仍然坚持的东西,对我们来说不再真正地要紧了:“艺术”的观念,“文学”的观念,“杰作”的观念,简而言之,“作品”的观念,而更根本的,则是“书”的观念。他到底如何就这样清空了一切,乃至于认为“虚无主义”的观念属于一个幸福的时代?他让我们回到了他通过“谈话”听到的内容上,那内容,或公开或隐藏,或明确或暗示,显然和哲学的争执无关:关键是让对手服从或利用他——如同苏格拉底之所为——好让他在我们协同参与的缓慢的妊娠期中分娩出一个真理。但问题也不是自在地把言语献给恶魔的辩护人,或表达玩弄同伴的那部分自我,或把作家(或作品)当成一个单纯的无声配角——这些都太过轻松了。谈话只有从“他者”的存在出发才是可能的,并且,那样的存在被感受为最大的陌异性和最为切近的陌异性。对莫里斯·布朗肖来说,这个“他者”可以名为乔治·巴塔耶,而他们之间持续着一段三十年的友谊,延续着这场“无尽的谈话”。

关于巴塔耶,布朗肖确切地写道:“在我们所考虑的对话中,正是思想本身让自己游戏了起来,它召唤我们在未知的方向上维持这场游戏的无限性,此刻的思,就像马拉美所说,乃是掷出一把骰子。”(中译本,第419页)这场游戏的目的?“在这个运动里,问题不是一种或另一种观看或构思的方式,不管这些方式有多么地重要;问题毋宁总是一种独一无二的肯定,总是最广阔者,最极端者,乃至于一旦得到了肯定,它就应在穷尽思想的同时,把思想和一个完全不同的尺度联系起来:那是不允许自身被抵达或被思考的东西的尺度。”(第419页)

与其把这类交谈命名为“对话”,莫里斯·布朗肖更愿称之为“复多的言语”,他这样定义:“寻求一种肯定,这种肯定虽然逃避了一切的否定,但既不实施统一,也不允许自身被统一,而是时时返回一种总忍不住延宕(différer)的差异(différence)……”(第420页)由此可知,对谈者“在相同的方向上言说,他们说出相同的东西,因为他们既不讨论,也不谈及那些能够以各种方式接近的话题。他们承担了一种言语,这种言语的言说是鉴于那种超出了一切统一性的独一无二的肯定;在他们不得不说的东西上,他们绝不相互对立,也绝不相互区别;然而,肯定的翻倍,肯定的反思,总是更加深刻地让这样的肯定产生了差异,揭示了肯定所固有的隐藏之差异,那样的差异就是肯定的总未被揭示的陌异性……”(第420页)或许更加简单,我们说,两个对谈者,这一个人总是那一个对之说话的人的“他者”,并且,这个“他者”重复了前者之所说,“在言语的在场中言说,并且,言语的在场就是其唯一的在场”(第421页),莫里斯·布朗肖把这言语定义为“中性的、无权力的,其中,思想的无限者,在遗忘的守护下,游戏了起来”(第421页,有改动)。或许更加简单,如果这是可能的,那么,就有必要承认,出于执行的目的,思想的“游戏”(在jeu一词的不同意义上)总需要至少两个伙伴。

正如我们看到的,准确地说是在巴塔耶那里——还有赫拉克利特、萨德、尼采、西蒙娜·薇依、加缪、罗贝尔·安泰尔姆、雷蒙·鲁塞尔、超现实主义——莫里斯·布朗肖让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和作家的言语“翻倍”了,而他们所有人,都曾想要超出文学、艺术作品和思想的界限。不是着眼于他们所发现的某一特定的真理,同样不是出于充实人类宝库的目的,而是说,一种根本地毁灭了共通经验的经验之主体和客体,仿佛从来不过是我们在命名的无能中称之为“未知”的东西的代言人,那东西无疑一直不可通达,但也会通过它们而得以经验,至少莫里斯·布朗肖在其挖空的能力中(通过对一切现实、一切概念和一切观念的持续不断的质疑,他挖空了现实、概念和哲学观念)对之有过描绘,仿佛这样的“未知”只能在外在性(Extériorité)和中性(Neutre)的类别下被截获。

外在性和中性既是书写的特点,同时也是那个通过人们从中得出的无利害实践而引发(必须说,自动地引发)书写的东西的特点。虽然人们以为它服务于言语,那种从来只是理想主义的或道德化的言语(并将自身几乎自然地置于其中),但布朗肖却视之为马拉美所说的“疯狂的游戏”,然而,这样的“游戏”,如果不同时被感受为一种迫求,就什么也不是。虽然我们对它的持有并无多少时日,且在十九世纪继承的意识形态里,是为了生产“杰作”、“作品”和“书”,但它无论如何是一种“只和它自身相关”的力量,全然致力于它自身,并且“被缓慢地释放出来”,成为了“缺席的即兴的力量”,不属于任何人,也不再有什么身份,“引出”了无限的“可能性”(第2页,有改动)。无化的力量?这仍会赋予它一种肯定性。“以其谜样的严格性来理解”,布朗肖宣称,它不如说表现为“一种无名的、消遣的、延异的、离散的关联方式,由此,一切都受到了质疑——首先是上帝的观念,自我的观念,主体的观念,然后是真理和唯一者的观念,最后是书和作品的观念……”( 第2页)“根本不把书作为它的目标”,它“外在于话语,外在于语言”,外在于书,“标志了书的终结”(第2-3页)。

在“复多的言语”和“极限体验”之后,莫里斯·布朗肖把其作品的第三部分确切地命名为“书的缺席”。他促使诺瓦利斯、兰波、卡夫卡、阿尔托、勒内·夏尔、安德烈·布勒东进入那里。所有这些人,在他看来,或多或少,心照不宣地认可了这一定义:“书:一个无限之运动的通道,从作为操作的书写走向了作为无作的书写;一个迅速阻断的通道。书写经过了书,但不命定于书(书不是书写的命运)。书写经过了书,书写在书中得以完成,哪怕是以消失的方式;但一个人书写并不是为了书。书:一个让书写走向书之缺席的计略。”(第818-819页)莫里斯·布朗肖思想的这漫长迂回,对于我们这些作为他者的读者能够从中汲取的教益而言并非毫无用处:换言之,和世上那些十分折磨人的理论相反,书写首先是追问的力量,是挖空那些看似最为稳固的现实的力量,是不连续性和打断的力量。它不创造什么,也不让任何人充实。相反,它剥离,拆解,毁灭。

这力量通过打破一切的圆环(布朗肖补充说,“圆环之环:观念的总体——它奠定了历史,它在历史中发展,并且它的发展就是历史”[第3页]),邀我们一直走向彼岸。这力量首先责难“话语”:“这样一种话语:不论我们相信自己多么不幸,只要我们还支配着它,我们就仍被舒适地安置在里头”(第4页)。这力量其实从不只被一者支配,但它把存在归于一切之名,并且无名地,如同最后的迫求,“假定了时代的一种根本的改变”(第3页)。换言之:“历史的终结”和共产主义的来临,这总处于共产主义之彼岸的共产主义。在如此的情境下,依照这一视角,“书写”,布朗肖声称,“就这样成为了一个可怕的责任”(第3页)。它其实是“最大的暴力”:它“它僭越了法则,一切的法则,甚至它自己的法则”(第4页)。

或许,莫里斯·布朗肖的贡献,他对其读者施展的魅力,与其说在于作者的人格,在于把他变成我们认识的那位作家的种种品质的整体,不如说在于他为思想通道提供的这一完美的传导性,在于这种推动思想的能力,思想征服了他而他也征服了思想,直至让思想超出了其界限。不是通过推理、论证、阐述。而是通过本质之物的跳跃,它把我们抛入了一种直到那时才得以察觉的显明性的中心。这一同样近乎游戏的方法(通过一种一直看到人所能抵达之处的好奇心),属于一场至为严肃的游戏,它让让本质的东西陷入了风险:我们通常的所思,所感,所信。应邀进行一次艰难的精神操练,我们当然没有获得任何文化的油脂,但我们失去的东西,或零碎或庞然,都只是我们为财富而采取的一次笨拙的加重而已。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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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肖

六月 27th, 2016

巴塔耶

莫里斯·布朗肖不能被归入人们读得最多的法国作家之列。关于他的名望,我们最多能说,有不少留意文学现状的人认识到他是活着的批评家中最为出色的一员。但他的小说遭受摒弃,尤其是其文学作品,不论是批评还是小说,它们的一般意义,可以说,逃避了所有的人。

这样的作品同样把其作者置于有迹可循的道路之外:这是其时代最为原始的精神,我们会说,这精神已然揭示了那个开启人之存在的视域的最为陌异、最为意外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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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人想要标出莫里斯·布朗肖在作家中间的位置,那么,就有可能在必要的时候说出克尔凯郭尔、尼采或卡夫卡等人的名字。但必须补充一点:任何方式的归类,至少和这些名字中某一个的归类一样,实属徒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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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首先用几句话介绍其作品的外在方面。当他还是青年的时候,莫里斯·布朗肖就加入了《论争报》编辑部。1940年之后,他放弃了这一合作关系,从此服从审查,并满足于向该报的一个文学专栏投稿。这一专栏写作成为了他今天在《新法兰西评论》的专栏上继续的批评工作的完全偶然的起源。但更早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写小说和故事了,那些作品具有一种过度怪异的特点,十分惊人,不仅是因为其技巧的成熟,更是因为其对真实的冷漠:这几本书的情节是本质地内在和深刻的,它们严格地展开,却处在了一个向梦的所有可能性敞开的世界中,身陷无穷无尽的幻想的折磨,那正是孤独的折磨。我们所说的这些往往十分高级的文本,自1941年起才得以出版。在它们之后,是1948年至1953年的三本题为“记述”的小书,它们在一种相同的经验里彼此联系。那一经验,一开始,和早先“小说”描写的经验几无区别;如果它在一个极端分解的运动中,进入了这个死与爱的真实世界,那是为了把它还原为一个现实,而这个现实,又在一道无边的光芒中,以一种自身拆散的方式,拆散了自身,这就是伟大奥秘的现实。在这些记述里,唯有人之存在遭到了质疑,但如此的存在仍然可怕,依旧分担欢乐和痛苦,并且和上帝的存在一样难以把握。这艰涩而困惑的经验就是布朗肖作品的几不为人所知的本质,而他的批评,不管那些不时深刻得令人目瞪口呆的分析具有怎样的利害,只是一个次要却更易理解的方面罢了。

*

布朗肖的批评最直接地引起人们注意的地方在于,它绝不属于法兰西的批评传统。在其言语中不引用任何伟大的法国批评家的名字是不可能的。如果这些研究属于一个传统,那么,我们应当想到的,不如说是哲学,尤其是德国哲学。它们拓展了文学的现象学,正如黑格尔所做的发展(虽然布朗肖的思想与之有着根本的不同)。或者,拓展了诗歌的理论,正如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进行的尝试。这绝没有阻止布朗肖保持明晰性的法国原则。但只是偶尔为之。他致力于萨德的权威研究就是如此(其英译在《视野》杂志的最后一个分册里出现已有几年了);布朗肖更愿思考文学最具独一性的方面,而且,他在作家往往只对极少数人倾诉的那种语言或国度里发表,他仍犹豫不决地——甚或越来越毫不犹豫地——沉迷于种种如此深刻以致难以追随的思索。对布朗肖而言,一个陌异的事实就是,有一些书,一些从事写作的人,并且他们的思想在其阅读的精神里继续。在他看来,作家的处境,如真理般被置于生者和死者之间。有时,作家向死亡的迷恋敞开了生命。而布朗肖可以这样说他自己:如果他说话,那么,恰恰是死亡在他身上说话。其实,文学对他就好比灯里的火焰:火焰消损的是生命,但火焰也是生命,因为它就是死亡,因为它恰恰死了,如同它在燃烧中耗尽了生命。只有我们的最终的死亡了结了这持续不断的死亡,通过后者,我们从试验性的存在中脱离,并返回了一切的无定形之虚构。因为它的模糊不清,因为它用来取代劳作的这场游戏,因为它用来取代“真实”世界之稳固性的这种难以把握的蚤虱群集,文学已把作家——甚至与之一道的阅读——献给了某个绝不属于此真实世界的东西。这样一个描述有一些隐晦的方面,它设想了一种,可以说,无人怀疑的创造,并把一个超越一切现实的现实指派给了人之存在。

布朗肖再现了文学所是的那场普遍游戏遭到废除或中断后产生的沉默,这是可想象的废除,“如果”,他说,“不再有人用这种令人陶醉的方式,用这种与其名声之喧哗相伴的作品的言语说话了”(参见《未来之书》,“最后作家之死”)。对布朗肖而言,这其实是一场本质上致死的游戏,消失可以感受得到,而我们也因它的中止而中止了对死亡的分担。

这种观看方式无疑让我们远离了一种操练的惯常表征,从中,我们往往只看到一种娱乐,但我们知道,它可随时转为悲剧。某种意义上,布朗肖一开始就承认了这样的模糊性,但还没有人知道如何像他那样强调一个向最可怕之物敞开的领域的范围。正是在那些按各自的意图描述了宗教体验之恐惧和迷狂的可能性的词语跳起的舞蹈中,浮现了一个充满至尊幻见的神圣世界。而在该领域的界限内——或者,比其已然给定的界限更远——语言还没有失去创造的力量。根据其模糊性,文学也能够倾向于另一边,在那里,它通过运动的描述,用语言来命名真实世界的内容,满足于充实它而无意凭它拥有的能力滑向其自身的这幽灵般的群集,也就是,其地狱的生命,更确切地说,它身上的死亡的生命。但它无可如何守护着一种权力,即命名不可言喻者——和不可命名者——且在命名之时,抵达最遥不可及之物。如此保持着其领域的体验,严格地说,不能和那偶尔激发了某些宗教的体验相比。由此出发,我们可预感到向批评的工作敞开的各式各样的可能性。不论我们赋予形形色色的语言创造什么样的价值——不论是古老的,还是新近的,不论是受到了宗教的圣化,还是致力于一种相对的孤独——我们都有可能把它变成一个研究对象并对之进行描述。在此意义上,我们能够定义那产生语言的东西,那由它创造的东西,就仿佛一个崭新的却可以限制的现实,以这样的方式补充了语言所描述的现实,而未从所有的碎片中创造出它。布朗肖的全部作品转离了这条轻而易举的道路,而那崭新的现实就从里头不受限制地浮现了。它只在无限制者的炫目的样貌下浮现,并且,在那里,它首先是文学,然后才是批评,而文学创作(莫里斯·布朗肖的小说和记述)在一切意义上成为了我们时代那允诺文学的各种创作之研究的前奏。这超越了《失足》或《火部》所发表的批评研究——且先于它们——的工作包括小说以及这些构成了三部曲的“记述”:《死刑判决》《在恰当的时刻》和《那没有伴着我的一个》。如果布朗肖已用一种系统化的方式描述了这个产生文学的崭新现实,那么,他已在从事哲学的工作了——哲学批评的工作,但本质上,还是哲学的。这样的工作,严格地说,或许是秘而不宣地进行。从其分析中,可得出一种存在的描述,那正是在语言的作品,在这“与其名声之喧哗相伴的作品的言语”的显现和毁灭中被人把握到的存在。但这样的描述,对布朗肖而言,恰恰还没有被用来取代作品本身。那会是一种平庸,堪比现实的欢快闪烁,堪比软弱无力的悲剧,而这些作品就是对它的一次忠实、精确又幻想的记述。相反,凭借其庄重的天赋,布朗肖用它们取代了一种文学的哲学……但文学,一般而言,仍是哲学,是一个可用哲学术语来描述的实体,而一部特定的作品就是文学的运动,一种体验:它不是一种哲学,而是对语言之无能的供认,因为语言无法一劳永逸地命名所是之物。

无疑,作者的批评作品有助于这样的供认。

*

但其个人的文学作品在此意义上拥有一种特别的价值。这些对体验的记述事实上和作家的体验相连:它们以这样的方式构成了一个有关文学之创作的神话。布朗肖如此地贴近超现实主义的某种严格(尽管他和超现实主义的轻巧截然相反),以至于设想任何空洞的理论杜撰都是不可能的。但他是作家,并且,他拥有的体验是一个饱受创作之蹂躏的作家的体验。这不容易被人强有力地感觉到。两部早期的记述,尤其是第一部,都首先讲述了爱与死,但从《死刑判决》起,则出现了文学创作的可畏游戏,它通过在这个世界里制造死亡的等同物,而让作家与世界分离。奇怪的是,《死刑判决》的这最后之词让人隐约地看到了作家的形象和作家所受之折磨的形象,这与其说是他在一位读者的视见中拥有的形象,不如说是书之终结的形象,它表达了两个存在的已然失调之协调的总体性。如此的视见本身就是为了特别地打乱那不得不用书中分离出来的任意一个断片来评判的视见。

布朗肖写道:“在黑暗中,他[读者]会看见我;我的言语会是他的沉默,而他会相信他支配着世界,但这样的统治权仍是我的,他的虚无也是我的,并且,他还会知道,对一个想要独自结束的人来说,没有什么终点。——所以,这应被传唤给任何一个阅读这些文字,认为它们被不幸的思想所贯穿的人。而且,他要试着那只想象写下它们的手:如果他看见了它,阅读或许就会成为他的一项严肃使命。”(《死刑判决》)

这些话是晦暗的:没有什么会使之显明。作家的这个声音,也就是死亡,它来自另一个世界,拥有一种确定的本真性,而唯有布朗肖发现了让人听到它的力量。

*

在语言中,有一个如此晦暗,且无论如何锐利的运动,它通过放大而延展了最不容置辩的语言之创造。这创造的运动当然能够被人分析,但它不是一种哲学。正是这个运动引入了那对世界的否定,而戏剧化的发展,就如同哲学对存在的意志一样,是对其问题的回答。一个显然几乎不可理解的回答。但问题不再是理解存在,而是在一种向我们敞开的体验中走得尽可能得远。对最遥远之物的体验是最令人消气的事情,它并不必要,它不是强加于我们的一个义务。但犹如江水流向了大海,文学和思想恰恰走向了深渊。

正是在这里,有可能谈论一部作品,它首先是困难的,但无疑是这个时代最陌异的。

*

[此处补充了手稿
非决定性的解决
存在着文学之死的权利
此权利是可感的
我的陈述有某种冰冻的,不死的东西。]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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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肖之死

六月 23rd, 2016

让-吕克·南希

对于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同样适合发出一种不仅仅是献给作家和思想家的敬意。这敬意转向了那使两者得以可能的东西,它给它们献上了其存在,它赋予了自身一个双重的使命:离开其位置,并把其力量赠予书写的操练或思想的劳作。

这,我们可以说,就是布朗肖那个人。但这并不因此就是我们想要的那个人,那个人,我们想要立刻仔细地查看其隐藏的、“私人的”面孔,其独一又脆弱、大胆又微不足道的人性。这不是我们的好奇心会喜欢的那个太人性的(或超人的)人。这个人把他的生命撤入了一种只找得到极少之典范的审慎,他也让他身上那能够自行地构成一个目的和一种绝对的人性,逃避了注意,人类学神学的人本主义的人性(正如他几乎写过了)。

这不是为了在其位置上树立思想家的庄严形象,也不是为了确立作家的自命不凡的姿态。把分析引入这个方向无疑是可能的,至少是诱人的,但最终,仍有必要跨越这一领域。有必要如此,因为目的或终点本身已如此地隐退,以至于它决不允许通过崇拜那顽固地幽居的生命来辩证化。

任何未来的荣耀都无法实现这样的翻转。在隐退中死着,布朗肖已在死亡中延长了其生命的隐退。他守护着简朴,而不再把它戏剧化,但也没有什么在其线的单纯性上(在其“生命之线”上)或在那由此邻近贫苦和无名的东西上让步。“形象”的这一消散能够拥有一切动力并被一切可想象的情感所穿越:这,恰恰,不是去想象。

这是要考虑一个事实,即布朗肖在其死亡(mort)中已经并且正在为我们紧紧地持守这个(mourir),这个词在他那里定义了书写和思想的无作之劳作:“死”,片刻不息地穿越可意指的意义的界限,同样让有限打破了界限,而不因此再度居有它。澄清人类学神学的人本主义是为了让它所命名的东西有朝一日听到“呼喊的人本主义”(呼喊,或者,确切地说,喃喃低语)。我们正试着再次聆听布朗肖在喃喃低语中发出的呼喊。

作家,思想家,既不持有什么权力,也不承担什么重要性,除非是在我们发出又打乱了的这声呼喊的转瞬即逝的指示中。但恰恰是我们,恰恰是我们所有人,不管是不是作家,在我们的日常生命里,呼喊着它,低语着它。这些生命被隐撤进了全然的神显,它们是平凡的——它们在双重的意义上共通(communes)。它们不是“意味深长的”,但它们也不是“毫无意义的”。每个人,唯一的人,以及所有的人,一起抑扬地发出这喃喃低语的呼喊。这是生命的呼喊,也是死亡的呼喊,这是总在抉择的生死的呼喊,这是一切抉择的界限和一切被假定之主体的界限,但也是那偶然地逃离了主体的东西的开始,我们所谓的欲望、梦幻或思想的开始。

今天,难道不是有必要重新思考它吗?这是布朗肖对我们的要求。但至少我们应该承认,布朗肖之死,已不止是和布朗肖所说的死亡相符相合了:一个人的死亡和这个人关于死亡的思考彼此嫁接了,它们是对彼此慷慨的。最终,既非死亡,亦非生命,而是意义的一束渺小黯淡的光芒:一片白(blanc)。

布朗肖写道:“如果你能够像一个确定其中心的圆一样封闭你自己,那么,你,作为一个自我,会同意把这个自我当作可疑的、虚构的,并因此无论如何更加必要的吗?那么,或许,在书写的时候,你会同意把这个符合遗忘的早早得出却姗姗来迟的结论,当作书写的秘密:他人在我的位置上,在这个作为我唯一身份的无人占据的位置上,书写;正是这让死亡一瞬间显得欢乐、偶然。”(《无尽的谈话》,第458页)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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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体验

六月 22nd, 2016

布朗肖

当我们摧毁了那荫蔽我们的真理,看见自己被暴露给一个灼烧我们的太阳时——但那太阳不过是我们之贫乏和我们之冷酷的反光——我们就渐渐地在我们自己身上听到尼采的话:“现在是伟大的正午,最可怕的光天化日。”[1]或许,读完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的《内在体验》(L’Expérience intérieure)后,人们想要重复这些话(以便体会其意思)。伟大的正午是给我们带来最强烈光芒的时刻;整个空气被加热了;白日变成了火球;对一个渴望观看的人而言,此时此刻,举目凝视的他有变得比盲人更盲目的危险,他会成为那样一类观者,只记得太阳是一块可恶的灰斑。对于这本书,不得不说,要是有人带着一种轻浮的理智,或一种沉闷的理智,靠近它的话,它就会让人在其理智中变得比一种命运所能预见的更为轻浮、更为沉闷、更为迷误。如此的警告也适用于其他人。为了深刻地理解关键之所在,有必要冒一种风险,而为了把一个人自己交给他已理解的东西,则要冒另一种风险——机运的风险。这样的机运,什么样的“批评家”不会因它的受损而颤抖呢?他的存在只是为了准备它啊!

内在体验是一个人决心仅仅成为一个问题时,所等待的回答。如此的决心表达了满足的不可能性。世上的宗教信仰已教他质疑直接的利益,片刻的慰藉,以及对一种未完成的知识的确信。如果他知道什么,那么,他知道,安抚并不把人安抚,并且,他身上有一个迫切的要求无法被此生命中的任何东西所缓和。超越,超越他之所欲,他之所知,他之所是——这是他在一切欲望、一切认知和其存在的底部发现的东西。如果他停下来,那也是在谎言的不安当中,并且是因为他已把他的疲乏变成了真理。他选择沉睡,但他把他的沉睡称为科学或快乐——有时是战争。他亦可称之为彼岸。其实,历史已经表明,人的无限制的运动往往会成为对一种永恒安息的渴望;总要超越的需要在相对性的狂热中催生出一个绝对的彼岸;人们已在一种不安之原则的名义下同意质疑这个世界,并从中抽取了一个它不得侵扰的世界;原则把自身实质化为其对立面。

但如果质疑抢占了这个令人安心的视角,挑战一个赋予它形式的模糊且至高的权威(上帝),消灭生命内外的一切希望,那么,此时此刻,恰恰是存在的事实本身遭到了质疑,而人遇见了非知(non-savoir),非知乃是这至高之调动的表达,后者本身就源于人的不充分性和未完成性。非知把一个人对他自己的认识抛回到黑夜。这意味着两件事:首先,根本的知识,和存在的事实相连的知识,被搁在了一旁;其次,存在的事实本身遭到了质疑,不再被考虑或体验为可能的。所以,非知始于成为知识的缺席;它是由理性添加了否定之前缀的知识,是由理性凭一种痛苦的认知努力而置于括号当中的知识(事实上,理性可以告诉自己,非知是知识的一部分,并且,理性得出了这一类公式:人是一个存在者,他理解一个事实,即他一直处在质疑此种理解的体验当中;非知是人之理解的一个模式)。所以,非知关乎存在的事实本身,并把它从一切在理智上可能且能够被人容忍的东西中排斥出去;非知把体验它的人引向了一个由此出发不再有任何可能之存在的境地;它不再是一种理解的模式,而是人之存在的模式,如果存在还有可能的话。

这场质疑由理性引领。唯有理性能够瓦解那作为其使命的稳固性。唯有理性能够获得足够的连续性、秩序,甚至激情,让任何的庇护不复持存。但每迈出一步,苦恼都随之而来;苦恼诞生于一个人从中窃取的对象;它是一种更大的空虚在它让我们恐惧的有限的空虚中的投射;它从它激发的惊骇中预感到了一种无限的惊骇,清楚地看到了那使之无可避免的东西;它不仅在恐惧上增添恐惧,而且增添对种种准许恐惧并赋予它更大统治权的缘由的忧虑。并且,它不停止;它总是比它允许自己把握的东西更加强大;它是一种感觉,被人不幸地感受到了,但不要完全地感受它,而是绝不穷尽它,处在一个人应当感受的东西下方,在其受难中迟到,永远地迟到——因此受难两次。苦恼的辩证法把对存在的质疑推向顶峰。它从存在身上撤回了为其自身保留最小碎片的一切可能性。通过自身迷失的越来越眩晕的恐惧,它把存在抛入一场无止尽的坠落。

这一处境无路可出。任何出路都是谎言;任何止步都是对失败的供认:苦恼和质疑的精神夺占这样的失败,以便用一个新的运动取而代之。人服从一种激情,这肯定的激情,在他不出意外,必须对一切说“不”的时候(因为如果他说“是”,其肯定的需要就混同于这必然特殊的肯定,因此必须放弃它,或者,如果他自己满足于此,那么,它就会消失,失去一切价值),通过说“是”的无限之需要,无限地制造着其自身的阻碍。在这运动的过程中,理性遭到抛弃,随后又被其自身的休假所拒斥,这运动从话语的层面转向了另一层面,那里,行动、话语,以及生命的可理解、可表达的形式都不再有一席之地。我们通过一跃,进入了这一处境,它不再由实用的操作或知识(哪怕被理解为知识的贫困)所定义,而是向认知的丧失敞开,向迷失自身的可能性敞开,没有任何同认知的可能之接触。如此的状态,暴力的状态,撕裂的状态,劫持的状态,狂喜的状态,在各方面都类似于神秘主义的迷狂,如果它脱离了那一切往往改变它且通过赋予它意义而规定它的宗教假设的话。迷狂的“认知的丧失”就是本然地内在的体验。不得不马上指出,体验并没有把自身与那场在黑夜中以之为闪电般表达的质疑区分开来。它既非其终点,亦未使之中断,如果它是一个回答,是对一个自身质疑的人的命运的回答,那么,它所是的这个回答并不悬置问题;它远未让问题消失,而是把人整个地变成了一场痛苦的追问,凭此追问,它用一切方式,撕开并分割了人。就其自身而言,体验即是如此,以至于一切都不再有价值或意义,哪怕是体验本身,而这彻底的毁灭,如同否定的极致,在一个肯定性的状态中得到了经历,那就是权威,是存在在自身分离时所肯定的东西;因此,它本质上是一个悖论,它是它自身的矛盾,它是一个在原始情境,在人们能够亲历的体验中表达自身的质疑;它就是这双重的颠倒,引发了一切的无可挽回的未完成性,又不断地被人如其所是地把握到,给出了一种令人窒息的完满的感觉,整全的感觉,并在空虚中,借此完满,将人从他的充分性里撕离出来,把他交给了虚无。

这样的交流(communication),我们刚刚抓住了它的在场,和内在体验的一切时刻相连。质疑、体验、交流都是严密定义的概念——为的是不再多说。质疑就是质问一个特定的有限之存在,因此,它也是一种要打破这特定性和这些限制的努力;孤立是一个不允许自身滑到存在外头的存在者的姿势;它是对特定性的居有和意识;它是在此特定性当中存在的意志和荣耀。对一个如此自身封闭的个体而言,体验提供了一个他可与之交流的对象;该对象不能由行动完成或把握,因为与之一道,不会有什么交流,而只有奴性的占有、享乐,也就是,对唯我主义的“我”的强化;如果该对象是一个无限的外在的存在,那么,与这个存在的交流,在一种要求不可逾越之间隔的超越性的困难里,诚然假定了诸限制的破裂,假定了自我在那无法与自我共通的东西当中的丧失;然而,就外在的无限的对象本身是一个不可置疑的存在而言,与之交流的有限的存在,只有作为有限的东西才丧失了自身,但它也发觉自身是一个存在,并在它的存在中明确地肯定和保留了自身;因此,交流不是彻底的丧失,而是保存存在的可能性,保存成为存在本身的可能性,就如保存一份珍宝。所以,交流只有在这一刻才开始成为本真的:这时,体验已裸露了存在,从中撤回了那使之相连于话语和行动的东西,并让它向一种非话语的内在性敞开,在那内在性里,存在失去了自身,在为之提供目的或它所服务的一切东西外部,与自身进行交流。它不是一个主体对一个客体的分担,同样不是语言所实现的联合。它是这样的运动:当主体和客体已被剥夺之际,纯粹的放任就在那里成为了黑夜中赤裸的迷失。

从话语层面到非话语层面的转变没有跟随一个使之显得必然的链条而产生。既不苦恼地意图用话语来反抗话语,也不诉诸种种把感性从它所陷入的行动中释放出来的技术,人困难重重地抵达了真正的质问,并在一场无所事事的探寻中分散了精力,那里,他只是追逐自己的影子罢了。但对话语的召唤,对戏剧之想象的召唤,对沉默的召唤,内在之沉思和刑苦的这一切练习,本身就能够毫不费力地持留;在它们和迷狂之间,既没有什么决定性的纽带,也没有什么真实的连续性;相反,有一个被人一跃而过的无限的空间;人从不能穿越它,或许,只能偶然地穿过。我们所谓的“恩典”保持着它作为一个不合情理的、没有缘由的决断的价值。骰子的“幸运”一掷给我的允诺,不是获胜,而是一玩到底,是在那种让我穷尽一切风险的极端情绪里,把我之所是置于游戏。正如一个人无法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献给苦恼,他在极限的苦恼中,也不能随心所欲地通过彻底地丧失自己来同时丧失它。唯有通过游戏的机运,一个人才把自己置于游戏,也就是,置于死地。

我们刚刚描绘的这一草图同内在体验的关系,就像一个分析心悸的方程式同一颗心的悲剧生命的关系一样,而这样的比较本身并不精确,因为它若要成立,我们就不得不想象一个方程式,这个方程式,当我们用公式表达它时,已经更改了流与回流,时间中的功能,以及它想要规定的那一器官的本质。但某种意义上,没有人禁止话语试着说明那逃避话语的东西;相反,说明甚至是必要的,因为转译(traduction),尽管从不令人满意,但由于它模仿它所借用的质疑的运动,并通过揭发自己是一个不忠的受托人,用另一个在维持它的同时,凭一种永恒的不完全的反驳抹除它的文本,让自身的文本翻倍了,它仍保留了本真性的一个本质的部分。既然乔治·巴塔耶的书是一次本真的转译,它就不让自身得以描述。他表达的恰恰是悲剧。某些泛泛地触及了其意义的人,会迫使它落入学院派的沉重。其真理在于精神的燃烧,在于闪电的游戏,在于它向我们传达的充满了眩晕和交换的沉默。我们不能把它当作一件被衡量、被欣赏的作品来谈论,但为了再次引用他时常提起的尼采,我们会重复尼采对《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评价:“这部作品是完全独特的。”[2]

[1] 参见尼采,《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张念东、凌素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200页。——译注

[2] 参见尼采,《瞧,这个人:尼采自传》,黄敬甫、李柳明译,北京:团结出版社,2006年,第121页:“这本书是绝对独特的。”——译注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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