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运动

五月 6th, 2018

布朗肖

五月风暴,一场凭由理念、欲望和想象进行的革命,正有变成一起理想的和想象的纯粹事件的风险,如果这场革命没有弃绝自身并让位于新的组织和策略。

换言之,“运动”(只要这个词还有意义且不掩饰一种躁动的静止),不应躲藏在大学的异议之下,而应试着用一场首先是社会化的斗争来表达自己,在这场涉及一切受压抑之范畴并调动一切流行之能源的总是集体的斗争里,必须竭尽全力让现代社会总在回避的那些从此成为了日常公共现实的冲突得以明确的表达直至发生断裂。这是极端困难的斗争,由此,孤立零碎的行动,一切仅以表演为目的而无法被斗争阶级的整体所继续的倡议,都应遭到摒弃。令斗争更为困难的是,胜利的成果已以某种方式在表征的层面上产生,却无法在政治和建制上落实,因为其赌注大大超出了惯常的政治可能性。

所以,要避免的首要危险就是,运动似乎被特定化为学生的运动,被定位于大学和院校。在五月风暴里,它的力量是什么?在所谓的学生行动中,学生从不是作为学生来行动,而是成为了整体危机的揭露者,成为了一种质疑体制、国家和社会的打断力的承担者。大学只是一个起点,我们不要出于方便、自满和习惯就试图把它当作借口。我们应为其他斗争做好组织和准备,而考虑到一种普通的实践,这些更为沉重,诚然很可能更为惨烈的斗争,需要耐心、纪律和日日夜夜的劳作。

运动批判

我认为有必要就我们所谓的运动引入一场激进的批判式审问。必要且可能。没有哪个党派会容忍这样一种质疑,尤其是一个以改造世界为其理论和实践斗争之目标的党派。共产党比其他党派更不容忍,因为它相信自己代表了一套要求一切并理解一切的严肃且绝不妥协的全新法则。

1.运动的脆弱也是它的力量所在,而它的力量就是在种种使其成功光彩夺目的条件下,取得巨大的成功,但没有任何未来的政治手段,没有任何建制的权力。绝大多数观察者,包括那些善意的评论者,都说它很重要,但它失败了。这么说不对。它很重要,并且它也得到了至高的实现。人们谈论革命,一个十分模糊的词,但如果谈论它,就必须接受它并说:它是真的,有一场革命,革命发生了。五月运动是一场革命,它散发着一起已然完成并在其完成中改变了一切的事件的光芒和辉煌。

2.革命,绝无仅有的革命,不可同化为任何模型。与其说是政治的,不如说是哲学的;与其说是建制的,不如说是社会的;与其说是真实的,不如说是典范的;摧毁一切而无任何摧毁者,摧毁的,不是过去,而是其得以完成的当下,并且不寻求给自身一个未来,对可能的未来极度冷漠,仿佛它试图打开的时间已然超越这些通常的规定。这发生了。一个根本的,且可以说,绝对的中断的决定,落了下来,不仅分开了两个历史时期,而且分开了历史和一个已不再直接属于历史的可能性。

3.必须补充:一切看似标志着所谓的五月风暴之失败的特征,相反,是其完成的记号。从理念的角度看,这不难表明。但政治上同样如此:体制已经崩塌;戴高乐消失了,并且是以一种对他自己、对他宣称并意图维护的秩序来说损失惨重的方式,其惨重程度远甚于如果他,事实上,并未从他的德国之旅中返回,被埋葬在腓特烈一世的洞穴的某处;戴高乐主义的获选,确实难以置信,恰好在被保护的幻觉和表象背后,证实了整个体系的毁灭。一个简单的事实:这样一种胜利看似向秩序党担保了一种足以让人忘记整体动荡的政治安全,但恰恰是那样的安全加快了严格地说得不到任何合理辩护的财政崩溃。我们仅靠表象维生。一切都是幌子。另一个例子:可怜的福尔先生的改革。改革什么,为了什么?不得不说头脑清醒的教师们已经知道:不再有什么大学,只有一个几无伪装的、庄严的巨洞,一场典礼的游戏,不时贯穿着种种野蛮的势力,一种既仪式化又景观化的野蛮。校长,院长,教授,学生,抗议者,反抗议者,全都坐立不安,只为掩盖虚无,一个死滞时代的规则所支配的虚无。

4.五月风暴发生并完成其使命的事实应该受到审问,它还为运动本身创造了最大的困难:一种充满危险(或许也是希望)的日常之不可能性。这些危险,我将仅仅列出其中一些,把继续或反驳分析的任务留给别人:

a)渴望重复五月风暴,好让它终有一日功成圆满,仿佛五月风暴没有发生或已经失败了。由此我们看到,在二三四月有其意义和实效的骚乱,可怜且费劲地,试图故技重施,它只能凭借权力的过失所源源不断地为之提供的姿势和对策,那一权力虽无法预感到它不复存在,但仍发觉了自身的无能。

b)渴望继续五月风暴,而未意识到这场革命的全部独创力在于,它不提供任何先例,任何基础,甚至其自身之成功的基础,因为它把自身变得如此地不可能,仅留下一道如闪电般划分一切、天空和大地的痕迹。不再有什么会和之前一样。思想,行动,组织,破坏:全都以别样的方式提出,不只是问题焕然一新了,就连问题式本身也发生了改变。尤其是革命斗争,首先是阶级斗争的一切问题,都换了一种形式。

c)最糟糕的(但不是最危险的,而只是最烦人的)一点是,从对传统的破坏出发,一种受人尊重,甚至被奉为神圣的新的传统正在建立起来。在此,同样只有一些迹象:为了让“运动”在其自身之上得到巩固,当然,并继续进行下去而不丢失其本初的真理,说出一些关键词就够了,比如自发性,自治,双重权力,象征行为,自由的普遍聚会,行动委员会。“学生”一词的(不得不说有失考虑的)声望同样如此,它被潜在地认为等同于(同样被人用滥的)“革命”一词,以至于不论怎样的大学骚动,一旦发生,哪怕只是一次关于论文的无聊喧哗或只是一场圣尼古拉节的游行,在秩序的反对者和维护者眼里,都好像是一个了不得的颠覆之举。当然,权力集团,既愚蠢又专制,被五月风暴留给它的恐怖记忆所纠缠,恰好每每落入重复的陷阱,把自己连同它的敌手一起封闭在里头,同他们一起在一场静止的运动中转圈,由此一切都在重复而无更新,但由此它也迫使重复展现了其死亡的力量,这死灭的力量长此以往能激起整体的无形消解。

5.这些只是反思的草案。其中部分评论所指向的结论就是:五月的革命,由于它席卷一切,由于它改变一切,它也把一切完好无损地留下。我不相信这点,但由此出发,我将坚持一个迫切的要求:要充分地,并且一再地,意识到,我们正处于历史的终结,因此绝大多数承继下来的观念,从革命传统的观念开始,必须被重新审视,并因此被弃绝。五月风暴所代表(同样也制造)的打断同时击中了意识形态的语言和行为。让我们承认,马克思,列宁,巴枯宁,他们彼此接近又相互远离。在我们身前,在我们身后,有一片绝对的空虚——而我们的思想和行动应无任何援助,任何支持,除了这片空虚的根本性。再一次,一切已经改变。就连国际主义也变了。我们不要被神秘化。让我们质疑一切,甚至质疑我们自身的确信和我们口中的希望。革命就在我们身后:它已是消费的对象,有时还是享乐的对象。但在我们面前,且将变得可怕的东西,还没有一个名字。

1968年12月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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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死亡的瞬间

十月 6th, 2017

布朗肖

我记得一个年轻人——一个尚且年轻的人——被死亡本身——或许还有不公的谬误——阻止了死。

盟军已成功地踏足法兰西的土地。德国人,已经溃败,带着一种无用的凶猛徒劳地抵抗。

在一幢大房子里(人们管它叫城堡),有人相当畏怯地敲门。我知道年轻人来为访客开门:他们无疑在求助。

这一次,一声吼叫:“所有人出来。”

一个纳粹副官,操着可耻地标准的法语,让最年长的人先出来,然后是两个年轻女人。

“出来,出来。”这一次,他在吼。然而,年轻人没有试图逃走,而是缓缓前进,几乎像个僧人。副官摇了摇他,给他展示弹壳、子弹,明显有过战斗,土地是一片战地。

副官在一种奇怪的语言里哽住,而把弹壳、子弹、一枚手雷放在那个不再年轻的人(人老得快)的鼻子下,他清楚地喊道:“这就是你们的下场。”

纳粹让他的手下站成一排,准备,根据规则,击中人靶。年轻人说:“至少让我家人进去。”于是:姑母(94岁),他更年轻的母亲,他的姐姐和嫂子,一列缓慢的长队,沉默着,仿佛一切已然完成。

我知道——我知道吗——德国人只等最后一声令下、已经瞄准的那个人,那时体会到一阵极度轻盈的感觉,一种至福(但毫无幸福可言),——至尊的喜悦?死亡与死亡的相遇?

在他的位置上,我不会试着分析这轻盈的感觉。他或许突然变得不可战胜了。死亡——不朽。或许迷狂。不如说是对受难的人类流露的怜悯之情,是为自己既非不朽也非永恒而感到的幸福。从此,一种秘密的友谊就把他和死亡联系在了一起。

在那一瞬间,唐突地返回世界,邻近的一场战斗发出巨大的噪音。马基游击队的同志们想要帮助那个他们知道身陷险境的人。副官动身去查看。德国人保持队序,准备就这样一直一动不动,让时间停止。

但这时其中一人靠近并用沉稳的声音说:“我们,不是德国人,是苏联人”,并笑了笑:“瓦拉索夫军队”,然后对他做了个走人的手势。

我想他走开了,仍怀着轻盈的感觉,直到进了远处的林子,名叫“欧石南林”,在那里,他一直藏身于他很了解的树丛。在密林里,突然,过了不知多久,他恢复了现实感。四处,火光冲天,一阵阵持续的大火,所有农场都在燃烧。随后,他得知,三个年轻人,农夫的儿子们,与一切战斗毫无关系,只是因为他们的年轻,被杀死了。

甚至肿胀的马,在路上,在田里,也证实了一场持久的战争。事实上,过去了多少时间?当副官回来并意识到年轻的城堡主不见了时,为什么怒气、狂暴,没有促使他烧掉(静止庄严的)城堡呢?因为那是城堡。门面上刻着1807的日期,像是一个不可磨灭的记忆。他有足够的学识知道这是耶拿的著名年份吗:那时拿破仑,骑着他的灰色小马,从黑格尔的窗下经过,后者从他身上认出了“世界精神”,就像他写给一位朋友的那样?谎言与真相,因为,正如黑格尔对另一位朋友写道,法国人掠夺并洗劫了他的住所。但黑格尔知道如何区分经验与本质。在1944那一年,纳粹副官对城堡怀有一种敬意或尊重,这是农场激发不了的。然而,四处都被搜查了一遍。一些钱被拿走了;在一个独立的房间,“顶房”里,副官找到了一些纸和一叠厚厚的手稿——也许包含了战争计划。他最终离开了。一切都在燃烧,除了城堡。领主逃过一劫。

那时对年轻人来说无疑开始了不公的折磨。不再有迷狂;他觉得自己活着只是因为,甚至在苏联人眼里,他也属于一个高贵的阶级。

这就是,战争:对一些人是生命,对其他人,则是谋杀的残忍。

然而,在枪声只差响起的时刻,留下了我不知该如何表述的轻盈感觉:摆脱生命?无限敞开?既非幸福,也非不幸。同样不是恐惧的缺席,或许还有已经迈出的脚步。我知道,我想象这不可分析的感觉改变了生存为他留下的东西。仿佛他身外的死亡从此只能和他体内的死亡相撞。“我活着。不,你死了。”

 

后来,回到巴黎,他遇见马尔罗。后者告诉他,他曾被俘(但没被认出)并顺利逃脱,途中弄丢了份手稿。“这只是对艺术的反思,容易重构,而手稿就没那么容易。”随同波朗,他做了些调查,但仍旧徒劳。

不管怎样。留下的只是死亡本身所是的轻盈感觉,或者,更确切地说,从此一直悬而未决的我死亡的瞬间。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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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

九月 6th, 2017

巴塔耶

对我而言,在这个世界上,似乎没有什么逃避了我们的思想。我们移动:各个事物进入我们的目光。目光遥不可及之处,我们估测一片无边的疆域,诸世界在那里得到安置,为一种缓慢的摄影所揭示。

无边的?但我们已让这所谓的无边进入了我们的尺度,我们甚至按我们的尺度缩小那看似超出尺度的东西。

只有死亡逃避了一种意图无所不包的精神的努力。

但死亡,人们会说,在世界之外。死亡在界限之外。它因此必然逃避一种如果不加限制,就无所考量的思想之方法的严格。

如果人们愿意这样。

我手里拿着一本奢华的画册,其文本配有许多彩色插图。

以“我们活在其中的世界”(The World we live in)为题,《生活》(Life)杂志(它在美国发行了四百万册)在1954年发表了一组文章,这些文章又在1955年的画册里汇集起来。(今天发行的法文版题为Le Monde où nous vivons。)

地球的诞生,海洋和大陆的形成,动物和人对地球疆域的占据,或地球所穿越的星空,产生了一系列迷人的图像。摄影无法抵达的东西,素描已把它描画。手中的这本画册,生命所呈现的东西,人之精神的形成向这一精神揭示的东西,在其可以把握的整体中向我的眼睛敞开。对于我们,“我们活在其中的世界”,就它产生了人而言,是人所起源的世界,而一种清晰的再现,使这个世界符合人之精神的尺度。人,的确,不拥有世界。他至少拥有靠近他的东西,而他对离他最近的东西施加的统治,在科学所发现的空间中,以一般的形式给出了在家的感受。

但我现在想提出一个问题。

我们活在其中的世界(le monde où nous vivons),难道不同时是“我们死在其中的世界”(le monde où nous mourons)吗?“我们死在其中的世界”(The world we die in)也可以充当美国杂志的标题。

或许吧。

然而,有一个困难。

“我们死在其中的世界”无论如何不是我们所拥有的东西。其实,在“我们活在其中的世界”里,死亡是逃避占有的东西,意即,我们把它还原为恐惧,没有任何要占有它的欲望,我们试图对它施加一种统治,最终却承认它逃脱了。

各个时代的仪式和宗教实践努力在人之精神的领域里进入死亡。

但我们在死亡的迷恋中维持这些仪式和实践。为之着迷的精神能够想象死亡成为了它的王国:在那王国里,死亡会被克服。死亡仍然留在了我们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在那里,最终,逃避之物,因为科学,不再对我们完全地隐藏起来。我们死在其中的世界不是“我们活在其中的世界”。我们死在其中的世界对立于我们活在其中的世界,正如不可通达之物对立于可以通达之物。

我向孩童展示《我们活在其中的世界》。他立刻抓住这些图像,它们是可以直接通达的。我向最为反思的精神提出《最后之人》(Dernier homme)的阅读,它能够向精神打开“我们死在其中的世界”;把这本小书读了两三遍之后,它才隐约地预感到,有必要恢复一种它一开始无法进入的艰难的阅读。无疑,这样的阅读会通过一种难以置信的超越的力量,对它有所强制,但一段耐心的时间过后,不可把握之死亡的一个方面才向它敞开,并在给出自身的同时再次逃离:再一次,其固有的思想有可能让它逃避其根本的要求,逃避思想一开始在它身上安置的一切。

我谈到了《最后之人》的阅读所呈现的种种困难。之前的一些句子会表明它涉及哲学。然而,《最后之人》外在于哲学。

首先,正如其书名页所指示的,它是一篇记述(récit)。

这篇记述介绍了一些人物,把他们置于一个确定的情境当中,它走向了一种消解。我会进一步描述这些人物以及他们面对的东西。但我要马上指出那个不把任何哲学性赋予《最后之人》的最为深刻的原因:这本书其实不是一场劳作(travail)。哲学是一场劳作,在那里,作者,着眼于一个目的,放弃了其前行的疯狂自由。只有文学是一场游戏(jeu),它一次次抛出骰子,以便获得一个不可预见的数字……

现在,我将陈述记述的材料。我至少会说出那对我呈现的东西(它们,或许,部分地远离了以作品为出路的思想,但在我看来,如此的远离不是为了让迂回变得不可能)。

三个人物,以其各自的方式,接近了死亡。其中的一个,“最后之人”,先于其他两个人接近:他的整个生命或许就是其体内的死亡的功能。并非他本人拥有一种确定的关注,而是说,叙述者看着他在死,他对叙述者而言就是他身上存在的这个死亡的一道反射。正是在他身上,叙述者得以凝视和沉思死亡。

如此的沉思从未被完全地给出。“最后之人”的证词没有真正地接近死亡,惟当它们自身进入“我们死在其中的世界”时,它们才预感到了它们最终之所是。但那时,它们消解了:这个在它们当中说话的“我”逃离了它们。

凝视死(mourir)的人处在了他向死亡(mort)敞开的凝视之中:这是因为他已不再是他,他已是“我们”,他已被死亡所消解。但这个位于死亡之中的“我们”不能被明显地置于这个孤立的、不可领会的、熟悉却令人恐怖的死亡面前,凝视死亡的时候,人只有一边躲避恐怖的在场,一边凝视,如果不调转那道病弱的目光,人就无法凝视(拉罗什福科:“太阳或死亡无法被人直视”);事实上,这个“我们”不能源自“我”的一个总和、一个系列;只要这里所说的死亡不再是我们恐惧地认识到的东西,而是“最后之人”所归属的“普遍的死亡”,对这个“我们”的直面就有可能。一个死了,但在死着的时候把他的在场赋予了死亡的人,至少,一个因为偏离生命的翻来覆去而死了的人,一个死了并因此被“我们死在其中的世界”所吸收(在那里,缺席诚然继承了在场,但其实,我们只把在场赋予“我们活在其中的世界”)的人,一个死了并把一切献给其死亡所是之消失的人,不会有什么证人,如果这些证人没有——通过哪怕一丝的不安——分担死亡所是的普遍之消失(但这普遍的消失,最终,难道不是普遍的显现吗?)

在他那并不做作但令人惶惑的语言中,莫里斯·布朗肖“明确表达”了这“最后之人”的偏爱,他第一个进入了“普遍的死亡”:“从他这些偏爱,我相信每个人都感觉是另一个人遭到锁定,但这另一个亦非任意是谁,而总是最接近的那个,仿佛他根本无法观看,除非他稍微望向别处,选定那个摸得到、触得到而事实上至此亦被认为存在之人。也许他总在您身上选定了另一人。也许,借此选择,他进而做出另一个人,人人最冀望的无非是受到这眼神的看顾。但他却可能从不看顾您,只看顾着您身旁的些许空无。此一空无,一日,曾是一位与我结交的年轻女子”(第18页)。我着重标出了我想要强调的话(此前的话要求读者,如果它们应向读者敞开的话,进一步探入这本书的深处——显然是所有书中最深的一本)。

正是这样的空无,“您身旁的些许空无”——但这一公式,在《最后之人》里,从来只有一种可疑的、临时的价值,而我努力引入其中的那一提要本身在我看来也只有一种可疑的价值——无论如何正是这样的空无,更改了生命固有的布置,宣告了记述的人物进入“我们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似乎,没有这样的空无,叙述者一日曾是的“我”就不会是“一个谁?”,独自一人,“无穷无尽的谁?”(第16页)。而“我”也不会被遗忘所取代,遗忘正是远远地构成了“我们死在其中的世界”的“我们”的原则。

一种晦暗的亲近在根本上把记述的各个人物结合起来。我们得到了“最后之人”的特定面貌、特定反应和特定活动。我们得到了其说话或咳嗽的声调,其在过道里走路的步调。他和这个叙述者、这个年轻女子住在同一栋建筑里,他们结合了一种相互吸引的关系。关于这栋“中央大建筑”(第55页),关于记述的这个地点,我们几乎一无所知:我们听见有人谈到电梯,谈到无止境的白色走廊,如同一家医院。疾病就像这房子的众多住户的联系,那儿有厨房,有一个可以打雪仗的庭院,还有一个游戏室,像是娱乐场里的那种。但,这些可以把握的现实,在那里是为了消失。仿佛消失,作为这本书所暗示的事件———哪怕它们,轮流地,逃避了清晰化的认知———为了发生,为了“到场”,需要消失的对象显现。不然,我们会过早地得到消失的根本方面。我们会过早地知道,这个事件,乃是事件的一种缺席。

年轻女子特别地逃离了其临近的消失。在她身旁,我们恢复了正常。“她所在之处,一切都是明亮的,呈现出一种透明的光彩,而且,当然,这光彩远远地扩散至她身之外。走出房间,依然是如此安静的明亮。走廊不至于在脚步下碎裂,墙壁仍旧坚实且白,活着的人不死,死者不复活,稍远之处亦同,也还是一样明亮,可能没那么安静,或是相反地具有一种更为深沉、更为广延的宁静,其差异无法感知。同样无法感知的,即是举步前行时那道影之帷幕,穿透着光线,却已有可疑的不规则处,某些地方在黑暗中现出皱褶,既无人之热度亦不可亲近,反观咫尺一旁且熠熠闪耀着欢悦的灿阳光面”(第55-56页)。纵然不可把握的空无已决定了“最后之人”的“偏好”,“年轻女子”事实上仍旧身处空无。或至少,她只有通过这“无法感知”的滑移才与生命分离,从“坚实且白的墙壁”所封闭的空间,走向这道“影之帷幕”,走向这道死亡的帷幕,在那里,被她称为“老师”的人自身也不知不觉地消失了。但只要空无是其存身之所,她在死者边上的在场就保持着死亡之消失的特点:若身旁没有什么东西继续出现,谁还能消失呢?

年轻女子是一场双重运动的所在。

她突然在光下出现。这光照着一个正在流逝的现实,后者无论如何不再真实。叙述者呼唤他所碰触并拥抱的这个女子。“我可以感受到,有那令人绝望的什么就含藏在令她跳出我碰触她的那一晚那一瞬之外的倏然恐怖里。我每每回想,总一再于我内中得见这股激情的奇巧风貌,那印象是欢悦的。我感觉就要再次抓住她,就要拥抱她的散乱,感受她的泪水,还有她做梦的躯体已不像是个形影,而是翻覆于啜泣之中的内心私密”(第80页)。

这泪水中现实的光彩恰好散发于空无之上。而透过泪水的现实,空无,蔓延着的遗忘,一下子就变得可以把握了。空无什么也不是,遗忘什么也不是:如果啜泣先于空无,如果啜泣先于遗忘,那么,空无,遗忘,就是啜泣的缺席。那曾令人着迷,如今更令人着迷或更加奇怪地令人着迷的东西,在这个地方消失:这就是正在形成并呈现的消失本身,它不断壮大,乃至于让人神迷并让为之神迷者变得渺小。

然而,探寻者在这双重的运动中迷失了其所遗漏之物,不再属于“我们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了,那里他从不缺乏自身肯定的可能性,说出“我”的可能性。他进入了“我们死在其中的世界”,那里“我”沉没,只剩下一个任何东西都无法加以化约的“我们”。“我”死了,被死亡所驱赶、所围捕,终将落入一阵沉默,坠入一片其承受不住的空无。但作为沉默的同谋,空无的帮凶,它被一个迷失了一切的世界所控。

当他抵达这个不可把握的世界,也就是消失的世界时,叙述者仍体会到一种感觉。再一次,他把这一感觉归于他自己,但没什么用,因为消失已吸收了他,或者,他已没入他的消失。“巨大的幸福之感,我无法将之排除;它是这些日子的永恒辐照,从最初的时刻就已开始,且让这时刻仍旧持续,永久持续。我们待在一块。我们活着,转向我们自身,如同面对一座晕人头地从一宇界拔高至另一宇界的山岭。永不停息,没有限制,一股永远更加沉醉而且更加沉静的醉意。‘我们’:这一词永受显耀,无穷高升,穿行于我们之间如一阴影,寓居眼皮之下如那永远明视一切之目光”(第94页)。

在这里,我们应停留于死亡的这一惊人的蕴意,它坚持那种把它和苦难分开的可能性。

记述的年轻女子让人听叙述者说出那在其运动中面对死亡的东西。

“‘死亡,我想我是可以的,但受苦,不,我做不到。’‘您害怕受苦?’她微微一颤。‘我不怕,只是做不到,我做不到。’当下我只从这个回答看到一股合理的忧惧之情,但也许她想传达的完全是另一个意思,也许这一刻她表达出了那无法承受的苦痛所呈现的真实,又也许她由此泄漏了她最为私密的其中一个想法:会不会她也是死去很久了呢——她周遭已有那么多人离去——如果,为了死去,不需穿越过那层层叠叠厚重的非致命痛苦,如果她并不害怕自己将永远迷失在那阴暗至极的痛苦空间中无从觅得出路”(第74-75页)。

一个事变——“当她死时”(第82页)——在第一部分的结尾告知,年轻女子的死亡实则继承了临近的空无。

叙述者本人无法谈论她的死亡,但,在这一部分终止之时,他谈起了“窄窄的走道上开着一扇又一扇的门,日夜流淌着同样的光,没有影子,没有景象,而且就像医院里的走道,无止境的低语碎响流涌不息”,并补充道:“我从中走过,感受着它那平静、深沉、淡漠的生命,了解到这里对我而言便是未来,且除了这洁白的孤独外,我将别无其他景致,而我的林木将在这儿生长。这儿将绵延出田野的广大窸窣,海洋,云朵变幻的天空,这儿,在这隧道里,我的邂逅以及我的欲望之永恒”(第83-84页)。

几句话过后,便开始了第二部分,也就是最后一部分,在那里,记述走上了一个崇高的进程。我用这个词,并无任何赞美的价值(在我看来,莫里斯·布朗肖的小书超出了、超越了一切赞美),而是在如下的确切意义上:这个缓慢的进程不再停止其向巅峰的攀升。

我已尽力,用一种提要的形式,给出了篇幅最长的第一部分的内容。至于第二部分,我不再试图这么做。我已用某种方式概述了第一部分,我担心给人留下一种捏造的感觉。然而,我已在概述的过程中表露了那无法概述的东西:唯有如此,唯有因其蜿蜒曲折而迷途,我们才真正地进入这本书。唯有错误地留下一个有可能不会迷失于其中的印象,我们才能够在那里找回正途。我说的话也许和作者的思想相差不远,并有可能成为走向该思想的一个引导,但思想并不允许自身被人抓住:它甚至挣脱了靠近它的人。概述所产生的捏造之表象从不符合其运动。从一头到另一头,就像在一场洪水中,慢慢加速的句子逃避了那种只能严格地用来指示其走向的提要:它们始终被一股支配它们的力量所驱动,那力量也支配着写下它们的人。力量因此受到克制。若没有一种平静超乎世外,至少是超乎“我们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之外,就不会有书。但这股力量带着一种如写书者一般的耐心将自身强加于那个有精力阅读它的人。受此力量激发者无法对之提出异议。他进入了“我们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进入了普遍之消失的这个世界,在那里,没有什么只是为了消失而显现,在那里,一切显现。

我从第二部分引述了这段话,它或许阐明了这个“我们”的意义,只有“我们”所环抱的那些人无限地消失了才会开启的一种意义:

“压靠着你,静止的思想,那于我们内中反映自所有人的一切就此成形、闪耀并消逝。我们因此拥有那最大的世界。因此,在我们每个人内中,所有人都在那无尽的镜照中被反射着,而从我们被投射出的辐光般的亲密里,人人回神转醒,被那仅是全体之反光所启明。而关于我们每个人只是那宇宙之反射这样一个思想,这个对于我们之轻盈的响应让我们沉醉于这样一种轻盈,使得我们永远更轻,比我们更轻,在那镜光闪烁之球体——其从表面到那独一的星火是我们自身恒久的往来——的无尽中”(第103-104页)。

如果我们从哲学的意义上理解这段话,我们就会让自己留在原地,围着词语的确切价值打转。但,我说过,《最后之人》所传达的思想没有什么哲学性。它无法在一个严格的链条中找到其位置。这样的思想拥有一种严格性(这是最大的严格性),但这种严格性并不以根基和结构的形式呈现。这样的思想不会成为阴郁顽固的哲学家通过转离一个终将坍塌的命运而搭建起来的脆弱不堪的建筑的根基。人的思想无法完全地投入劳作,它没法让自己担负一个使命,去证明那些被思想的持续进程揭示为虚假的东西。思想寻求其无法预见之物的显现,其预先从中脱离之物的显现。思想的游戏要求一种力量,一种严格,相比于建构所要求的力量和严格,它们给人留下了一种松弛的印象。空中的杂技演员要比脚不离地的瓦匠遵从更为精密的规则。瓦匠在生产,但在不可能性的极限处:杂技演员立刻松开了他已抓住的东西。他停止了。停止是他所否认的界限,如果他有力量去停止。停止意味着呼吸缺失,而回应思想之努力的那一思想正是我们所等候的思想,如果呼吸,最终,并未缺失。

“我们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里,一切都安排好了,一切都在安顿,在建构。但我们属于“我们死在其中的世界”。

在那里,一切悬而未决,在那里,一切更加真实,但我们只有通过死亡之窗才到了那里。

在死亡中,可预感到某种东西,它按照那些串连着稳定关系的静止固体的虚幻稳固性,还原了生命。但我们应让死亡脱离那由难以言表的痛苦所打开并被恶臭所封闭的阴森队列。我们应进入死亡所是的辐照之永恒:普遍的死亡是永恒的。《最后之人》揭示了一个我们只在眩晕的运动中抵达的世界。但这书本身就是运动,在那里,我们失去了一切根基,拥有,如果可以的话,看见一切的力量。

《最后之人》是难以谈论的,因为这本书逃避了绝大多数人想要停留在上面的那些界限。但同意阅读它的人发觉自己不禁要在一本书中把思想献给一个使之摆脱这些界限的运动。前提是敢于冒险。直面危险的勇气不只是对作者提出的要求:读者逃避了不可避免的考验吗?阅读说到底要求直面这个世界——以及我们在那里所过之生存——意味着的东西,直面它们意味着的东西,直面它们的无意义(只有通过疲劳,我们才与之分离)。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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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肖之死

七月 6th, 2017

让-吕克·南希

对于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同样适合发出一种不仅仅是献给作家和思想家的敬意。这敬意转向了那使两者得以可能的东西,它给它们献上了其存在,它赋予了自身一个双重的使命:离开其位置,并把其力量赠予书写的操练或思想的劳作。

这,我们可以说,就是布朗肖那个人。但这并不因此就是我们想要的那个人,那个人,我们想要立刻仔细地查看其隐藏的、“私人的”面孔,其独一又脆弱、大胆又微不足道的人性。这不是我们的好奇心会喜欢的那个太人性的(或超人的)人。这个人把他的生命撤入了一种只找得到极少之典范的审慎,他也让他身上那能够自行地构成一个目的和一种绝对的人性,逃避了注意,人类学神学的人本主义的人性(正如他几乎写过了)。

这不是为了在其位置上树立思想家的庄严形象,也不是为了确立作家的自命不凡的姿态。把分析引入这个方向无疑是可能的,至少是诱人的,但最终,仍有必要跨越这一领域。有必要如此,因为目的或终点本身已如此地隐退,以至于它决不允许通过崇拜那顽固地幽居的生命来辩证化。

任何未来的荣耀都无法实现这样的翻转。在隐退中死着,布朗肖已在死亡中延长了其生命的隐退。他守护着简朴,而不再把它戏剧化,但也没有什么在其线的单纯性上(在其“生命之线”上)或在那由此邻近贫苦和无名的东西上让步。“形象”的这一消散能够拥有一切动力并被一切可想象的情感所穿越:这,恰恰,不是去想象。

这是要考虑一个事实,即布朗肖在其死亡(mort)中已经并且正在为我们紧紧地持守这个(mourir),这个词在他那里定义了书写和思想的无作之劳作:“死”,片刻不息地穿越可意指的意义的界限,同样让有限打破了界限,而不因此再度居有它。澄清人类学神学的人本主义是为了让它所命名的东西有朝一日听到“呼喊的人本主义”(呼喊,或者,确切地说,喃喃低语)。我们正试着再次聆听布朗肖在喃喃低语中发出的呼喊。

作家,思想家,既不持有什么权力,也不承担什么重要性,除非是在我们发出又打乱了的这声呼喊的转瞬即逝的指示中。但恰恰是我们,恰恰是我们所有人,不管是不是作家,在我们的日常生命里,呼喊着它,低语着它。这些生命被隐撤进了全然的神显,它们是平凡的——它们在双重的意义上共通(communes)。它们不是“意味深长的”,但它们也不是“毫无意义的”。每个人,唯一的人,以及所有的人,一起抑扬地发出这喃喃低语的呼喊。这是生命的呼喊,也是死亡的呼喊,这是总在抉择的生死的呼喊,这是一切抉择的界限和一切被假定之主体的界限,但也是那偶然地逃离了主体的东西的开始,我们所谓的欲望、梦幻或思想的开始。

今天,难道不是有必要重新思考它吗?这是布朗肖对我们的要求。但至少我们应该承认,布朗肖之死,已不止是和布朗肖所说的死亡相符相合了:一个人的死亡和这个人关于死亡的思考彼此嫁接了,它们是对彼此慷慨的。最终,既非死亡,亦非生命,而是意义的一束渺小黯淡的光芒:一片白(blanc)。

布朗肖写道:“如果你能够像一个确定其中心的圆一样封闭你自己,那么,你,作为一个自我,会同意把这个自我当作可疑的、虚构的,并因此无论如何更加必要的吗?那么,或许,在书写的时候,你会同意把这个符合遗忘的早早得出却姗姗来迟的结论,当作书写的秘密:他人在我的位置上,在这个作为我唯一身份的无人占据的位置上,书写;正是这让死亡一瞬间显得欢乐、偶然。”(《无尽的谈话》,第458页)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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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尽的谈话

五月 6th, 2017

莫里斯·纳多

当一个人并非诸观念的专业操纵者,无法得意地进入当今最为艰难也最为精妙的精神之迂回时,想要与莫里斯·布朗肖的思想为伴,难道不是一句狂言?至少阅读的困难,不同于人们在那些最不审慎的思想家新近的著作中体验到的,它不在于一种难以逾越的语汇或写作上拐弯抹角的故作风雅:莫里斯·布朗肖使用了一种透明的语言,即便某一断定一开始对我们显得隐晦难解,那也处在了一种至高之明晰的中心。

如果我们一下子艰难地理解了他所说的东西,那么,我们恰恰该怪我们自己,怪我们欠缺训练,怪我们不够开放,怪我们迟钝。无论如何,要是我们无法让自己超出理解的最低层面,作者和我们之间的电流也强大且充沛得足以让此刻还锚定于我们心中、充其量不过是一些烦人废话的诸多确定性付之东流。

首先,为什么要用“无尽的谈话”这样一个标题?因为它事实上,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关乎一场对话。对话与其说是两个真正的交谈者之间一场的真正交谈的汇报,不如说一架云梯,在那里,重要的是在迈出左脚之后稳定右脚,诸如此类。至于作品的最伟大的部分,如果它由我们十年来能够在刊物上连续读到的研究构成,并且按照某一秩序、鉴于某一目的而被组织起来,那么,我们大可以说,作者于此同样追求一场“谈话”:同一位位作家、同一部部作品进行谈话,而这些作品,就在其原创性和其特别的光芒中迅速得到了描绘——这是批评家的角色和义务——同时也从一个个为思想而不懈努力的点上被抓住了,通过它们并经由它们,那个思想寻求着其自身的路。指出这样一点是恰当的,即作者似乎没有给自己指派一个明确的目标,并且他也不想得出什么表明论证已然完毕的结论。正是在半途之中,像是游戏一般(但这是一场严肃的游戏),莫里斯·布朗肖推倒了哲学或形而上学的支架,毁灭了诸如“全体”、“统一性”、“连续性”、“话语”这样的概念,他让我们侍奉的充足理性的隐喻数目干瘪下去(那一切都把一个问题或一个难题的“澄清”托付于,例如,“光”、“明晰”、欲望),而作者在《文学空间》或《未来之书》中看似仍然坚持的东西,对我们来说不再真正地要紧了:“艺术”的观念,“文学”的观念,“杰作”的观念,简而言之,“作品”的观念,而更根本的,则是“书”的观念。他到底如何就这样清空了一切,乃至于认为“虚无主义”的观念属于一个幸福的时代?他让我们回到了他通过“谈话”听到的内容上,那内容,或公开或隐藏,或明确或暗示,显然和哲学的争执无关:关键是让对手服从或利用他——如同苏格拉底之所为——好让他在我们协同参与的缓慢的妊娠期中分娩出一个真理。但问题也不是自在地把言语献给恶魔的辩护人,或表达玩弄同伴的那部分自我,或把作家(或作品)当成一个单纯的无声配角——这些都太过轻松了。谈话只有从“他者”的存在出发才是可能的,并且,那样的存在被感受为最大的陌异性和最为切近的陌异性。对莫里斯·布朗肖来说,这个“他者”可以名为乔治·巴塔耶,而他们之间持续着一段三十年的友谊,延续着这场“无尽的谈话”。

关于巴塔耶,布朗肖确切地写道:“在我们所考虑的对话中,正是思想本身让自己游戏了起来,它召唤我们在未知的方向上维持这场游戏的无限性,此刻的思,就像马拉美所说,乃是掷出一把骰子。”(中译本,第419页)这场游戏的目的?“在这个运动里,问题不是一种或另一种观看或构思的方式,不管这些方式有多么地重要;问题毋宁总是一种独一无二的肯定,总是最广阔者,最极端者,乃至于一旦得到了肯定,它就应在穷尽思想的同时,把思想和一个完全不同的尺度联系起来:那是不允许自身被抵达或被思考的东西的尺度。”(第419页)

与其把这类交谈命名为“对话”,莫里斯·布朗肖更愿称之为“复多的言语”,他这样定义:“寻求一种肯定,这种肯定虽然逃避了一切的否定,但既不实施统一,也不允许自身被统一,而是时时返回一种总忍不住延宕(différer)的差异(différence)……”(第420页)由此可知,对谈者“在相同的方向上言说,他们说出相同的东西,因为他们既不讨论,也不谈及那些能够以各种方式接近的话题。他们承担了一种言语,这种言语的言说是鉴于那种超出了一切统一性的独一无二的肯定;在他们不得不说的东西上,他们绝不相互对立,也绝不相互区别;然而,肯定的翻倍,肯定的反思,总是更加深刻地让这样的肯定产生了差异,揭示了肯定所固有的隐藏之差异,那样的差异就是肯定的总未被揭示的陌异性……”(第420页)或许更加简单,我们说,两个对谈者,这一个人总是那一个对之说话的人的“他者”,并且,这个“他者”重复了前者之所说,“在言语的在场中言说,并且,言语的在场就是其唯一的在场”(第421页),莫里斯·布朗肖把这言语定义为“中性的、无权力的,其中,思想的无限者,在遗忘的守护下,游戏了起来”(第421页,有改动)。或许更加简单,如果这是可能的,那么,就有必要承认,出于执行的目的,思想的“游戏”(在jeu一词的不同意义上)总需要至少两个伙伴。

正如我们看到的,准确地说是在巴塔耶那里——还有赫拉克利特、萨德、尼采、西蒙娜·薇依、加缪、罗贝尔·安泰尔姆、雷蒙·鲁塞尔、超现实主义——莫里斯·布朗肖让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和作家的言语“翻倍”了,而他们所有人,都曾想要超出文学、艺术作品和思想的界限。不是着眼于他们所发现的某一特定的真理,同样不是出于充实人类宝库的目的,而是说,一种根本地毁灭了共通经验的经验之主体和客体,仿佛从来不过是我们在命名的无能中称之为“未知”的东西的代言人,那东西无疑一直不可通达,但也会通过它们而得以经验,至少莫里斯·布朗肖在其挖空的能力中(通过对一切现实、一切概念和一切观念的持续不断的质疑,他挖空了现实、概念和哲学观念)对之有过描绘,仿佛这样的“未知”只能在外在性(Extériorité)和中性(Neutre)的类别下被截获。

外在性和中性既是书写的特点,同时也是那个通过人们从中得出的无利害实践而引发(必须说,自动地引发)书写的东西的特点。虽然人们以为它服务于言语,那种从来只是理想主义的或道德化的言语(并将自身几乎自然地置于其中),但布朗肖却视之为马拉美所说的“疯狂的游戏”,然而,这样的“游戏”,如果不同时被感受为一种迫求,就什么也不是。虽然我们对它的持有并无多少时日,且在十九世纪继承的意识形态里,是为了生产“杰作”、“作品”和“书”,但它无论如何是一种“只和它自身相关”的力量,全然致力于它自身,并且“被缓慢地释放出来”,成为了“缺席的即兴的力量”,不属于任何人,也不再有什么身份,“引出”了无限的“可能性”(第2页,有改动)。无化的力量?这仍会赋予它一种肯定性。“以其谜样的严格性来理解”,布朗肖宣称,它不如说表现为“一种无名的、消遣的、延异的、离散的关联方式,由此,一切都受到了质疑——首先是上帝的观念,自我的观念,主体的观念,然后是真理和唯一者的观念,最后是书和作品的观念……”( 第2页)“根本不把书作为它的目标”,它“外在于话语,外在于语言”,外在于书,“标志了书的终结”(第2-3页)。

在“复多的言语”和“极限体验”之后,莫里斯·布朗肖把其作品的第三部分确切地命名为“书的缺席”。他促使诺瓦利斯、兰波、卡夫卡、阿尔托、勒内·夏尔、安德烈·布勒东进入那里。所有这些人,在他看来,或多或少,心照不宣地认可了这一定义:“书:一个无限之运动的通道,从作为操作的书写走向了作为无作的书写;一个迅速阻断的通道。书写经过了书,但不命定于书(书不是书写的命运)。书写经过了书,书写在书中得以完成,哪怕是以消失的方式;但一个人书写并不是为了书。书:一个让书写走向书之缺席的计略。”(第818-819页)莫里斯·布朗肖思想的这漫长迂回,对于我们这些作为他者的读者能够从中汲取的教益而言并非毫无用处:换言之,和世上那些十分折磨人的理论相反,书写首先是追问的力量,是挖空那些看似最为稳固的现实的力量,是不连续性和打断的力量。它不创造什么,也不让任何人充实。相反,它剥离,拆解,毁灭。

这力量通过打破一切的圆环(布朗肖补充说,“圆环之环:观念的总体——它奠定了历史,它在历史中发展,并且它的发展就是历史”[第3页]),邀我们一直走向彼岸。这力量首先责难“话语”:“这样一种话语:不论我们相信自己多么不幸,只要我们还支配着它,我们就仍被舒适地安置在里头”(第4页)。这力量其实从不只被一者支配,但它把存在归于一切之名,并且无名地,如同最后的迫求,“假定了时代的一种根本的改变”(第3页)。换言之:“历史的终结”和共产主义的来临,这总处于共产主义之彼岸的共产主义。在如此的情境下,依照这一视角,“书写”,布朗肖声称,“就这样成为了一个可怕的责任”(第3页)。它其实是“最大的暴力”:它“它僭越了法则,一切的法则,甚至它自己的法则”(第4页)。

或许,莫里斯·布朗肖的贡献,他对其读者施展的魅力,与其说在于作者的人格,在于把他变成我们认识的那位作家的种种品质的整体,不如说在于他为思想通道提供的这一完美的传导性,在于这种推动思想的能力,思想征服了他而他也征服了思想,直至让思想超出了其界限。不是通过推理、论证、阐述。而是通过本质之物的跳跃,它把我们抛入了一种直到那时才得以察觉的显明性的中心。这一同样近乎游戏的方法(通过一种一直看到人所能抵达之处的好奇心),属于一场至为严肃的游戏,它让让本质的东西陷入了风险:我们通常的所思,所感,所信。应邀进行一次艰难的精神操练,我们当然没有获得任何文化的油脂,但我们失去的东西,或零碎或庞然,都只是我们为财富而采取的一次笨拙的加重而已。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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