顿挫中的叹词

四月 20th, 2018

阿甘本

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第一个强调了卡普罗尼(Caproni)诗歌中叹词的重要性。帕索里尼想要指出一个最小的典型,它证实了卡普罗尼在《索道组诗》第一行诗句“运奶车唉太阳”(Le carette del latte ahi mentre il sole)中使用的诗学材料的“感叹本质”:其中恰恰是一个“纯粹的叹词(“唉”)给出了组诗和十四行诗的这一集合的如此洪亮、如此感人、如此强烈又如此浓缩的音乐”。

这一评论值得继续研究。事实上,在所引的诗句里,叹词“唉”(ahi)在十一音节诗句的顿挫位置上出现,这一顿挫让叹词变得更为复杂了。虽然我们想把它定义为一个休止或一个旋律的转调,但顿挫(它落到latte和ahi之间,带来了一种发音上的音节融合)代表了全部的技法(如同跨行连续和押韵),它是符号线和语义线之间一条至少潜在的裂隙。但在我们研究的诗句里,这一语义悬置或打断的效应由于如下的情形而加倍了,即顿挫和叹词的起点,也就是,和句法运动的根本断裂相一致。这一切就好像顿挫所产生的潜在的沉默的停顿突然间变成了叫喊,像是为了在诗句格律的严密压缩的空间内刻入某种类似于裂痕的东西。这一“喊出来”的顿挫,当然是卡普罗尼“石头般”最了不起的格律发明之一,它标志着诗句韵律能量的最大张力状态。

在《埃涅阿斯通道》的最后说明里,卡普罗尼本人就这些诗作提到了一种“绝望的格律张力”。必须从字面上理解这一定义,即在这里,我们面对着一种格律的纯粹内缩的加剧,因为外展的可数的方面让步于这一内缩的维度并几乎难以觉察地继续执行。叹词“唉”没有取代动词(就像帕索里尼认为的那样),而不如说以某种方式实现了拉紧,把格律的断裂推向其爆炸点。说到底,整首诗都表现为一个强度多变的独特领地:其充满特色的感叹表达就从中产生,仿佛十四行诗形成了一个唯一的叹词,而技术叹词“唉”则构成了它的微缩模型,文本内部的戏中戏。

顿挫的叹词——喊出的叹词——还呈现了另一方面,它允许我们在格律形式的指示之外看到一个可以说是历史预言的记号。卡普罗尼的批评者已惯于区分其诗学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由一种严格的、强大的格律建构所支配,而到了更晚的阶段,诗人似乎砸碎了其强有力的格律工具,以放任构成晚年诗集之特点的不连贯的诗句和韵律学的缺席。叹词的顿挫充当了一个晦暗的预兆,它在一个尚且完整的格律结构的中心宣告了后来的《自由的猎手》(Il franco cacciatore)和《凯文许勒伯爵》(Il Conte di Kevenhüller)通过悬点的大量引入所指示的“音乐纽带”的断裂。

《自行车》(Le biciclette)——卡普罗尼诗歌的这一杰作可追溯至在1940年代中期——可被解读为这样一个拓扑时刻,其中,一种爆燃性的预言张力作为一个凶兆在早期卡普罗尼紧凑的格律划分的中心浮现出来。带着一种完美的清晰性,这一预兆的显现就位于前七节诗句的结尾,如同“时间的不可撤销的分裂”。

né ora più
v’è soccorso a quel tempo ormai diviso

(……如今分裂了的时间)

直到第八节也就是最后一节诗句,虽然诗的“旋律之脚”沉默不语,但预兆浮现为

un di più
nel tempo ancora intatto ed indiviso.

(……尚且完好的未分裂的时间。)

诗人自己已在诗集结束时所做的说明里暗示,这“分裂的时间”就是被卷入一场消解的“整整一代人”的时间,它对那些“被剥夺的个体”和对“建制与神话构成的一整个世界”而言拥有一样的价值;但这个时间同样也是卡普罗尼的格律建制发生第一次爆炸的时间,这对二十世纪意大利韵律学的“最优秀匠人”(miglior fabbro)的诗学作坊的历史来说当然不是无关紧要的事。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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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德—帕索里尼

四月 6th, 2017

罗兰·巴特

法西斯分子不喜欢《萨罗》。但,既然对我们中的一些人来说,萨德已成为了一份珍贵的遗产,就有抗议的呼声:“萨德和法西斯主义无关!”而其余的人,既非法西斯分子,也非萨德主义者,则坚持一种方便的立场:萨德是“无趣的”。所以,帕索里尼的电影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然而,从实际上看,它的确在某个地方触动了我们?但在哪里呢?

在《萨罗》中触动我们并形成冲击的东西,就是文字。帕索里尼根据文字拍摄其场景,正如萨德描绘(我说的不是写下)的那般;场景由此患上了一种忧郁症,一种冷酷的,精确的美,如同百科全书的宏大插图。强迫某人吃排泄物?挖去一只眼睛?在食物里掺针?你看到了一切:碟子,粪便,污斑,针盒(在萨罗从附近的家纺店里买的),玉米糊的构成;你,正如常言所说,一览无遗(文字的前提)。鉴于如此的严格,最终暴露的就不是帕索里尼描画的世界,而是我们自身的凝视了:我们的凝视裸露了,这就是,文字的效果。在帕索里尼的电影里(我想,这是他独有的东西),不存在任何象征主义。一方面,是残酷的类比(法西斯主义,萨德主义);另一方面,则是文字——详细,醒目,得到了精心的阐述,像一幅纯朴的画一样被擦得锃亮;寓言和文字,但绝不是象征,隐喻,或解释(相同的,但更为高尚的语言,就在《定理》中)。

即便如此,文字仍有一种奇妙的、意想不到的效果。我们或许认为,文字会站在真理和现实的一边。不:文字扭曲了我们要在其上方采取立场的意识的对象。忠实于萨德场景的文字,帕索里尼最终扭曲了萨德的对象和法西斯主义的对象:所以,萨德主义者和政治人士有理由愤怒,或非难。

萨德主义者(醉心于萨德文本的读者)不会在帕索里尼的电影里认出萨德,出于一个普遍的原因:萨德无非是不可描绘的。正如没有什么萨德的肖像(除了一幅虚构的肖像),对萨德世界的任何描画都是不可能的:那个世界,由于作家萨德的专横的决定,被整个地交给了书写的权力。倘若如此,那无疑是因为书写和幻想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权化的关系。两者均有裂隙:幻想不同于梦;它不追随故事的线索,无论那些线索怎样地分岔;而书写也不是描画,它不遵循对象的轮廓;幻想只能被书写,它不能被描画。这就是为什么,萨德绝不会被拍成电影,而从萨德的角度看(从萨德文本的绝佳位置看),帕索里尼只能是错的——并且错得顽固(遵从文字即是顽固)。

从政治的角度看,帕索里尼也是错的。法西斯主义是一个太过严肃,太过险恶的危险,以至于不能用简单的类比来处理,就好像法西斯主义的主子“简单地”替代了浪荡子。法西斯主义是一个紧缩的对象:它要求我们从精确的、分析的和政治的方面来思考。艺术能够对它做的唯一一件事,如果艺术要彻底对待它的话,就是让它变得可信,就是证明它如何兴起,而不是描述它看起来是什么样子:事实上,只有在布莱希特那里,我才看到了它被处理。换言之,有责任把这样的法西斯主义呈现为一种倒错:面对《萨罗》的浪荡子,谁不会放心地说:“我不喜欢他们,我不是一个法西斯分子,因为我不喜欢屎!”

简言之,帕索里尼做了本不应做的事,并且是双倍地。从价值的角度看,他的影片在两方面都失败了——因为任何让法西斯主义显得不那么真实的东西都是糟糕的,而一切让萨德看起来真实的东西也是糟糕的。

然而,如果……如果,从情感的层面说,法西斯主义里的确有某个萨德(一种平庸),并且,更确切地说,在萨德里有某种法西斯主义呢?某种法西斯主义并不意味着法西斯主义。因为存在着“作为体系的法西斯主义”和“作为实体的法西斯主义”。在体系要求一种精确的分析和合理的洞察来确定不是任何形式的压迫都被称作法西斯主义的地方,实体可以到处流通起来:毕竟,它只是这样一种模式,其中,政治“理性”粉饰了死亡驱力——根据弗洛伊德的说法,死亡驱力是不可见的,除非它被某种幻变所浸透。从一种政治类比的基础出发,《萨罗》唤起的正是这个实体,而那样的类比,在此只有一个签名的效果而已。

帕索里尼的电影,作为(萨德和法西斯体系的)绘形遭遇了失败,其价值在于我们每个人内心的一种隐晦的认识,这种认识被人可怜地掌握着,却一定会让人尴尬:它让每个人尴尬,因为,鉴于帕索里尼的特别的天真,它让任何人都不可能自称清白。这就是为什么,我怀疑,在一条漫长的谬误之链的尽头,帕索里尼的《萨罗》会不会最终成为一个固有的萨德式对象,一个不可复原的对象:的确,似乎无人可以复原它。

(《世界报》,1976年,6月16日)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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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索里尼,或论圣洁

五月 6th, 2016

拉库-拉巴特

关于他,我只知道他的行动和死亡
一者不把权威给予另一者
它无论如何未被提前铭刻
另一者亦非首要(或次要)
在没有墓志铭可读,也没有指示的地方
他知道处罚的风暴临近。
这不也是他总已经说过的?

假设一

“或许,自现代以来,圣洁,已在艺术中,在艺术的行动中,找到了庇护。”

圣洁:这个词的意义必须从基督教当中提取,甚至仍然潜藏。从宗教中提取——它,很有可能,难以抹除。

现代是荒芜,是荒废:一个进入现代并留在那里,因而留在孤独而非哀悼当中的人,是不信神的,“被神所弃”(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661)。[1]他的忧郁是英雄的;这是狂暴,愤怒(“女神啊,请歌唱愤怒”[2])。

行动,比作品更加古老,乃是作品的中断之谜:毫不怜悯的恩典。“我的确是说行动。无论如何,不存在创造的问题。你知道吗?”

孤独——荒芜——诚然就是荒漠:荒野里有人声喊着说,[3]“荒漠在扩张。”[4]在古代悲剧里,神“在死之形态中为当下现实”,[5]可以这么说:

心灵为了至上的觉悟而回避意识……在高度觉悟中,她不断把自身与没有意识的对象相互比较,但却在她的命运中接受意识的形式。如此之对象是变得荒凉的国土,在原始而丰腴的富饶中它过分加强阳光的作用并且因此而干涸。

——荷尔德林,《关于<安提戈涅>的说明》,第2节[6]

*

他追随古代的踪迹:他追溯遗迹。他游荡于“不可思者之下”(荷尔德林,但这一次是关于俄狄浦斯)[7]。

*

被遗留,被离弃——他只是被仍下。如果他迷路了,那因此是被他所缺乏的东西所统治:那一个。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

宗教是农民的:留在这里。但它无人认领,因为分离已经发生,因为他们都被驱逐,这甚至是“萤火虫的消失”[8]:死者与自然不胜恐惧……[9]

*

母亲和孩子在古老的牧场(vaffanculo)和前方的风声中:气息的呈现,最辛辣的。母亲,一种缓慢;孩子,欲望的颠覆了的姿态,带着一种绝对的精确,比困扰他的天真更加强大。

夫人在近旁的草地上站立良久,
那里飘着丰收的瑞雪……

——兰波,《记忆》[10]

*

一段音乐,圣事的,合唱的,远处的共同之激情,干燥郊区的无法呼吸的灵晕。面孔是原始的,微笑属于恶的暴力和淫荡——属于纯粹的善。

污秽。目光在逃逸,同样,狡猾,大胆。徒劳的勇气,但勇气依旧,诡秘,犹豫:一种坦诚。

*

宗教是家庭的:未加遏制的堕落(每个人:父亲与母亲,兄弟与姐妹,或儿子与女儿),农妇的不大可能的高尚,(善良的?)女仆[11]。

空白即瞬间

——荷尔德林

*

在那些可以说处在类似于圣徒状态的人背后,阿西西和锡耶纳的无家可归者,一言不发,但同野兽对话,绝大多数是鸟,有希腊人及其与生俱来的东方之野性:这些是野蛮的和凶猛的,不是真正迷信的,而是焦躁不安的,没有喘息,打开了耳朵(恐惧的器官:黑夜和音乐),倾听另一种声音。他们在存在之喃呢中颤栗,难以察觉,他们也坦承(黑格尔)。

别的时候,身陷恐惧,他们缄默。

他们脚下圣徒的天国就是大地本身。

他们,希腊人,他们让自己坠落又升起,他们不断地穿越那绝不把至高者与至低者分开的距离。

*

人口减少了的农民:
它们在何处预示,智慧的农夫之言?

——荷尔德林

*

他——他们——没有年纪。

假设二

“圣洁是对物的一种规训。它许诺了凄惨的体验。”

圣徒体验到人身上的非人:人的事实,那从内部超出他的,其最私密的外部。

比我最内在的部分更内在。[12]

这是他的凶猛。

*

他说:

”显然,我总已经是一个下等的种族。我不能理解反叛。我的种族除了抢夺从不起身:如同狼群追逐那些它们并不杀死的野兽。”

在那之前,他宣称有权“继承偶像崇拜和亵渎爱情;——噢,所有的罪恶,愤怒、淫荡,——绝妙的淫荡——;尤其是谎言和懒惰”(兰波,《地狱一季》)。[13]

这不假,他回应道,但这是反叛:考虑这已经采取的一步,所有的反叛都是合乎逻辑的,等等。绝非倾诉。已然道出。

*

宗教:总是古旧的:物消耗着我们。不要用警觉包围它,也不要把它挑出。没有光泽。他们中自然而然的东西免除了对象。

*

他只和物质性有关:声音,颜料;语言,光。或和身体有关,身体的灵魂是他们的猥亵。

一个虚无将向他袭来。

*

没有谋杀:一个人必须逃避定形。

*

圣洁,因为它要求并回应,它是严格的,精准如计算。它源自一个定理,也就是,痛苦。这便是行动。

*

这因此可以重复:

心灵为了至上的觉悟而回避意识,在当下之神真正攫住它之前,以大胆的、往往甚至是渎神的言辞对待神,从而保持精神的神圣而生动的可能性。

——荷尔德林,《关于<安提戈涅>的说明》,第2节[14]

*

他体验到贬低;这是遭受蔑视所要求的。猪舍不是世界,而是现实:事物的迟钝的绽放,几乎不被照亮:自然之恶。

*

(虽然他死了,被不实地钉上了十字架,但那是真切的。威尔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错过了全部。)

*

正是动物在他身上颤抖并抗争,古老的、凶恶的神,暴怒。这就是为什么,他的历史是自然的,蓝得像一个神话。

“……我被交给了土地,连同一个寻求的使命,还有需要拥抱的粗俗现实!农民!”——这被一言道尽。

*

由此诞生了他的愤怒,他的喜悦,他的决不妥协的“一个人必须”。Cazzo。他既不祈祷,也不乞援,他歌唱痛苦。美妙的无调之音。

三个评论(献给阿曼多·巴蒂斯通)

没有倾诉:孟克与杜菲——不是科尔特兰;莫兰迪,布拉姆·凡·费尔德——不是康定斯基。没有“艺术的精神”。

有三个人,他们每一个代表了西方的(赫斯帕里得斯的)欧洲的三大宗教:卡夫卡,贝克特,还有他,帕索里尼。

实际上,他是正义的。

[1] “我要是存这样的心,我宁愿为人神所共弃,不得好死。”参见《罗念生全集·第二卷:埃斯库罗斯悲剧三种·索福克勒斯悲剧四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63页。

[2] Menin aeide, Thea: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开篇第一句。参见《罗念生全集·第五卷: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页。

[3] Ego vox clamantis in deserto:《新约·约翰福音》1:23。

[4] 参见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黄明嘉、娄林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90页:“荒漠在扩张:心藏荒漠是有祸的!”

[5] 荷尔德林,《关于<安提戈涅>的说明》。参见《荷尔德林文集》,戴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75页。

[6] 参见《荷尔德林文集》,第273页。

[7] 参见《荷尔德林文集》,第272页:“神变难思”。

[8] Pier Paolo Paasolini, “1 febbraio 1975. L’articolo delle lucciole,” Scritti Cosari, Milan: Garzanti, 1975, 160-168.

[9] Mors stupebit et natura:莫扎特《安魂曲》第二乐章III-2。

[10] 《兰波作品全集》,王以培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143页。

[11] 波德莱尔:“您曾嫉妒过那位善良的女仆……”参见《恶之花》,郭宏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09页。

[12] Interior intimo meo:奥古斯丁,《忏悔录》,3. 6. 11。

[13] 《兰波作品全集》,第185页。

[14] 《荷尔德林文集》,第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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