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德—帕索里尼

九月 28th, 2016

罗兰·巴特

法西斯分子不喜欢《萨罗》。但,既然对我们中的一些人来说,萨德已成为了一份珍贵的遗产,就有抗议的呼声:“萨德和法西斯主义无关!”而其余的人,既非法西斯分子,也非萨德主义者,则坚持一种方便的立场:萨德是“无趣的”。所以,帕索里尼的电影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然而,从实际上看,它的确在某个地方触动了我们?但在哪里呢?

在《萨罗》中触动我们并形成冲击的东西,就是文字。帕索里尼根据文字拍摄其场景,正如萨德描绘(我说的不是写下)的那般;场景由此患上了一种忧郁症,一种冷酷的,精确的美,如同百科全书的宏大插图。强迫某人吃排泄物?挖去一只眼睛?在食物里掺针?你看到了一切:碟子,粪便,污斑,针盒(在萨罗从附近的家纺店里买的),玉米糊的构成;你,正如常言所说,一览无遗(文字的前提)。鉴于如此的严格,最终暴露的就不是帕索里尼描画的世界,而是我们自身的凝视了:我们的凝视裸露了,这就是,文字的效果。在帕索里尼的电影里(我想,这是他独有的东西),不存在任何象征主义。一方面,是残酷的类比(法西斯主义,萨德主义);另一方面,则是文字——详细,醒目,得到了精心的阐述,像一幅纯朴的画一样被擦得锃亮;寓言和文字,但绝不是象征,隐喻,或解释(相同的,但更为高尚的语言,就在《定理》中)。

即便如此,文字仍有一种奇妙的、意想不到的效果。我们或许认为,文字会站在真理和现实的一边。不:文字扭曲了我们要在其上方采取立场的意识的对象。忠实于萨德场景的文字,帕索里尼最终扭曲了萨德的对象和法西斯主义的对象:所以,萨德主义者和政治人士有理由愤怒,或非难。

萨德主义者(醉心于萨德文本的读者)不会在帕索里尼的电影里认出萨德,出于一个普遍的原因:萨德无非是不可描绘的。正如没有什么萨德的肖像(除了一幅虚构的肖像),对萨德世界的任何描画都是不可能的:那个世界,由于作家萨德的专横的决定,被整个地交给了书写的权力。倘若如此,那无疑是因为书写和幻想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权化的关系。两者均有裂隙:幻想不同于梦;它不追随故事的线索,无论那些线索怎样地分岔;而书写也不是描画,它不遵循对象的轮廓;幻想只能被书写,它不能被描画。这就是为什么,萨德绝不会被拍成电影,而从萨德的角度看(从萨德文本的绝佳位置看),帕索里尼只能是错的——并且错得顽固(遵从文字即是顽固)。

从政治的角度看,帕索里尼也是错的。法西斯主义是一个太过严肃,太过险恶的危险,以至于不能用简单的类比来处理,就好像法西斯主义的主子“简单地”替代了浪荡子。法西斯主义是一个紧缩的对象:它要求我们从精确的、分析的和政治的方面来思考。艺术能够对它做的唯一一件事,如果艺术要彻底对待它的话,就是让它变得可信,就是证明它如何兴起,而不是描述它看起来是什么样子:事实上,只有在布莱希特那里,我才看到了它被处理。换言之,有责任把这样的法西斯主义呈现为一种倒错:面对《萨罗》的浪荡子,谁不会放心地说:“我不喜欢他们,我不是一个法西斯分子,因为我不喜欢屎!”

简言之,帕索里尼做了本不应做的事,并且是双倍地。从价值的角度看,他的影片在两方面都失败了——因为任何让法西斯主义显得不那么真实的东西都是糟糕的,而一切让萨德看起来真实的东西也是糟糕的。

然而,如果……如果,从情感的层面说,法西斯主义里的确有某个萨德(一种平庸),并且,更确切地说,在萨德里有某种法西斯主义呢?某种法西斯主义并不意味着法西斯主义。因为存在着“作为体系的法西斯主义”和“作为实体的法西斯主义”。在体系要求一种精确的分析和合理的洞察来确定不是任何形式的压迫都被称作法西斯主义的地方,实体可以到处流通起来:毕竟,它只是这样一种模式,其中,政治“理性”粉饰了死亡驱力——根据弗洛伊德的说法,死亡驱力是不可见的,除非它被某种幻变所浸透。从一种政治类比的基础出发,《萨罗》唤起的正是这个实体,而那样的类比,在此只有一个签名的效果而已。

帕索里尼的电影,作为(萨德和法西斯体系的)绘形遭遇了失败,其价值在于我们每个人内心的一种隐晦的认识,这种认识被人可怜地掌握着,却一定会让人尴尬:它让每个人尴尬,因为,鉴于帕索里尼的特别的天真,它让任何人都不可能自称清白。这就是为什么,我怀疑,在一条漫长的谬误之链的尽头,帕索里尼的《萨罗》会不会最终成为一个固有的萨德式对象,一个不可复原的对象:的确,似乎无人可以复原它。

 

(《世界报》,1976年,6月16日)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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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索里尼(论圣洁)

四月 19th, 2015

菲利普·拉库-拉巴特

关于他,我只知道他的行动和死亡
一者不把权威给予另一者
它无论如何未被提前铭刻
另一者亦非首要(或次要)
在没有墓志铭可读,也没有指示的地方
他知道处罚的风暴临近。
这不也是他总已经说过的?

假设一

“或许,自现代以来,圣洁,已在艺术中,在艺术的行动中,找到了庇护。”

圣洁:这个词的意义必须从基督教当中提取,甚至仍然潜藏。从宗教中提取——它,很有可能,难以抹除。

现代是荒芜,是荒废:一个进入现代并留在那里,因而留在孤独而非哀悼当中的人,是不信神的,“被神所弃”(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661)。[1]他的忧郁是英雄的;这是狂暴,愤怒(“女神啊,请歌唱愤怒”[2])。

行动,比作品更加古老,乃是作品的中断之谜:毫不怜悯的恩典。“我的确是说行动。无论如何,不存在创造的问题。你知道吗?”

孤独——荒芜——诚然就是荒漠:荒野里有人声喊着说,[3]“荒漠在扩张。”[4]在古代悲剧里,神“在死之形态中为当下现实”,[5]可以这么说:

心灵为了至上的觉悟而回避意识……在高度觉悟中,她不断把自身与没有意识的对象相互比较,但却在她的命运中接受意识的形式。如此之对象是变得荒凉的国土,在原始而丰腴的富饶中它过分加强阳光的作用并且因此而干涸。

——荷尔德林,《关于<安提戈涅>的说明》,第2节[6]

*

他追随古代的踪迹:他追溯遗迹。他游荡于“不可思者之下”(荷尔德林,但这一次是关于俄狄浦斯)[7]。

*

被遗留,被离弃——他只是被仍下。如果他迷路了,那因此是被他所缺乏的东西所统治:那一个。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

宗教是农民的:留在这里。但它无人认领,因为分离已经发生,因为他们都被驱逐,这甚至是“萤火虫的消失”[8]:死者与自然不胜恐惧……[9]

*

母亲和孩子在古老的牧场(vaffanculo)和前方的风声中:气息的呈现,最辛辣的。母亲,一种缓慢;孩子,欲望的颠覆了的姿态,带着一种绝对的精确,比困扰他的天真更加强大。

夫人在近旁的草地上站立良久,
那里飘着丰收的瑞雪……

——兰波,《记忆》[10]

*

一段音乐,圣事的,合唱的,远处的共同之激情,干燥郊区的无法呼吸的灵晕。面孔是原始的,微笑属于恶的暴力和淫荡——属于纯粹的善。

污秽。目光在逃逸,同样,狡猾,大胆。徒劳的勇气,但勇气依旧,诡秘,犹豫:一种坦诚。

*

宗教是家庭的:未加遏制的堕落(每个人:父亲与母亲,兄弟与姐妹,或儿子与女儿),农妇的不大可能的高尚,(善良的?)女仆[11]。

空白即瞬间

——荷尔德林

*

在那些可以说处在类似于圣徒状态的人背后,阿西西和锡耶纳的无家可归者,一言不发,但同野兽对话,绝大多数是鸟,有希腊人及其与生俱来的东方之野性:这些是野蛮的和凶猛的,不是真正迷信的,而是焦躁不安的,没有喘息,打开了耳朵(恐惧的器官:黑夜和音乐),倾听另一种声音。他们在存在之喃呢中颤栗,难以察觉,他们也坦承(黑格尔)。

别的时候,身陷恐惧,他们缄默。

他们脚下圣徒的天国就是大地本身。

他们,希腊人,他们让自己坠落又升起,他们不断地穿越那绝不把至高者与至低者分开的距离。

*

人口减少了的农民:

它们在何处预示,智慧的农夫之言?

——荷尔德林

*

他——他们——没有年纪。

假设二

“圣洁是对物的一种规训。它许诺了凄惨的体验。”

圣徒体验到人身上的非人:人的事实,那从内部超出他的,其最私密的外部。

比我最内在的部分更内在。[12]

这是他的凶猛。

*

他说:

”显然,我总已经是一个下等的种族。我不能理解反叛。我的种族除了抢夺从不起身:如同狼群追逐那些它们并不杀死的野兽。”

在那之前,他宣称有权“继承偶像崇拜和亵渎爱情;——噢,所有的罪恶,愤怒、淫荡,——绝妙的淫荡——;尤其是谎言和懒惰”(兰波,《地狱一季》)。[13]

这不假,他回应道,但这是反叛:考虑这已经采取的一步,所有的反叛都是合乎逻辑的,等等。绝非倾诉。已然道出。

*

宗教:总是古旧的:物消耗着我们。不要用警觉包围它,也不要把它挑出。没有光泽。他们中自然而然的东西免除了对象。

*

他只和物质性有关:声音,颜料;语言,光。或和身体有关,身体的灵魂是他们的猥亵。

一个虚无将向他袭来。

*

没有谋杀:一个人必须逃避定形。

*

圣洁,因为它要求并回应,它是严格的,精准如计算。它源自一个定理,也就是,痛苦。这便是行动。

*

这因此可以重复:

心灵为了至上的觉悟而回避意识,在当下之神真正攫住它之前,以大胆的、往往甚至是渎神的言辞对待神,从而保持精神的神圣而生动的可能性。

——荷尔德林,《关于<安提戈涅>的说明》,第2节[14]

*

他体验到贬低;这是遭受蔑视所要求的。猪舍不是世界,而是现实:事物的迟钝的绽放,几乎不被照亮:自然之恶。

*

(虽然他死了,被不实地钉上了十字架,但那是真切的。威尔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错过了全部。)

*

正是动物在他身上颤抖并抗争,古老的、凶恶的神,暴怒。这就是为什么,他的历史是自然的,蓝得像一个神话。

“……我被交给了土地,连同一个寻求的使命,还有需要拥抱的粗俗现实!农民!”——这被一言道尽。

*

由此诞生了他的愤怒,他的喜悦,他的决不妥协的“一个人必须”。Cazzo。他既不祈祷,也不乞援,他歌唱痛苦。美妙的无调之音。

三个评论(献给阿曼多·巴蒂斯通)

没有倾诉:孟克与杜菲——不是科尔特兰;莫兰迪,布拉姆·凡·费尔德——不是康定斯基。没有“艺术的精神”。

有三个人,他们每一个代表了西方的(赫斯帕里得斯的)欧洲的三大宗教:卡夫卡,贝克特,还有他,帕索里尼。

实际上,他是正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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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要是存这样的心,我宁愿为人神所共弃,不得好死。”参见《罗念生全集·第二卷:埃斯库罗斯悲剧三种·索福克勒斯悲剧四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63页。

[2] Menin aeide, Thea: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开篇第一句。参见《罗念生全集·第五卷: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页。

[3] Ego vox clamantis in deserto:《新约·约翰福音》1:23。

[4] 参见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黄明嘉、娄林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90页:“荒漠在扩张:心藏荒漠是有祸的!”

[5] 荷尔德林,《关于<安提戈涅>的说明》。参见《荷尔德林文集》,戴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75页。

[6] 参见《荷尔德林文集》,第273页。

[7] 参见《荷尔德林文集》,第272页:“神变难思”。

[8] Pier Paolo Paasolini, “1 febbraio 1975. L’articolo delle lucciole,” Scritti Cosari, Milan: Garzanti, 1975, 160-168.

[9] Mors stupebit et natura:莫扎特《安魂曲》第二乐章III-2。

[10] 《兰波作品全集》,王以培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143页。

[11] 波德莱尔:“您曾嫉妒过那位善良的女仆……”参见《恶之花》,郭宏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09页。

[12] Interior intimo meo:奥古斯丁,《忏悔录》,3. 6. 11。

[13] 《兰波作品全集》,第185页。

[14] 《荷尔德林文集》,第273页。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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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摘录

二月 12th, 2014

雅贝斯

(1983年,5月2日,米兰,
纪念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

在其存在的最亲密、最沉默的部分中,将一个作家同另一个作家相连的东西,超乎赞美。这是其紧密的位置,就在一场取消了其差异的冒险的正中。
所以,在这个词语应和词语的友谊的位置上停留片刻,我愿变得悖谬并唤起沉默:在沉默中埋葬着书能够归还给我们的生与死的词。
书,它的天职,当然,是引起无尽的阅读,但它的神秘,一次,只为一个读者,只为它的读者,敞开。特别之相遇的十字路口,书只能通过繁衍来肯定自身,但任何偶然的或熟悉的破译者,能够凭一己之力推动它的命运。
作家是他的书。但我们不从同一扇门进入。我们毋宁总是通过我们自己来接近一位作家。我们仿效他的欲望把他变成了我们的造物,因为我们不知不觉地把我们自己的特点借给了他。他是我们的异己的自我,但不听从他的意志,而是听从我们的。因此,当我们敢于谈论他的时候,我们从不知道我们最终,是否,在谈论我们自己。
在此,我们今日的演说,纪念着一位强大的、缺席的人物:一个作家,电影制作者,小册子作者,思想家,斗士;最后,一个诗人——在诗人一词的全部意义上的诗人,一个伟大的诗人,因为他用一生来发现一个声音,一个词汇,一个句子,一首歌——不论是欢乐的,反叛的,还是悲苦的——一个图像,一个沉默。他知道诗歌是一个全然献身的行动,诗歌所言说的东西——它不真正地言说,不拐弯抹角地言说——只是那个想把诗人之词据为己有的人所承担的风险。
他要求绝对,他走向一种日夜萦绕着他的绝对,帕索里尼探索所有向他敞开的道路,所有可能的和不可能的道路,直至那条致命的道路,他知道它的致命,他悲剧的死亡已让我们瞥见。
他把他对人及其语言的研究带到了一个至高的层面,他谴责一切堵塞其道路的东西,那些突然看似无礼的挑战,面对不可容忍的障碍,他只能通过毁灭自己来毁灭它们。
没有人以一团更强大的火焰,为人和人的真理,而燃烧,那或许只是一个人用来承担其邻人和真理的爱。
答案就在它所传达的问题里。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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