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的喧嚣

十一月 1st, 2016

弗朗索瓦·巴拉

“无休无止、低沉喑哑、无边无际的嘈杂。”

——《爱》

绝望的希望。我们已如此长久地等待这些阶级社会的崩溃;但它渗透,接近,显露,开始,波动:因为它在这里,在电影中(在银幕上!),在别处,也就是,在一场别处的革命里。因为那样,这里,别处,那里,没错!一个重要陈述的位置,大众记忆的位置,人民斗争中的活石头,爱情审判中的个体,因为那样,嘴巴紧闭,沉默。人们歌唱。正是人们歌唱,一如正是人们打扫,烹饪,洗刷,接吻,造铁,再热,重烧,擦亮,重漆,重修,没错,人们歌唱!

一具身体(起初)难以察觉地移动,轻轻地摇晃变样弯曲。低垂的脑袋的运动和音乐所引发的温柔的变向。歌声和音乐来自这迷失之地的底部,来自这疯狂的时刻,来自远方。接着它流入那里各个地方该怎么办。

玩偶的歌声,歌声神迹细密画和湿壁画,绝望,光的呼喊,疯狂的爱,内部的灼烧,脱落的皮肤。

颠倒的图像恢复了倾听,给出了倾听,呻吟的言语。巧克力时光里的钢琴,小调献给手心里尚有余热的死鸟。孩子,在树底,大海,我挖掘第一个墓且无疑在有小提琴的各处,死人的化妆将我侵袭。因为在你的电影里人们哼唱;这个女人,就坐在地上,在什么旁边;受难的音乐,在一具开裂并流露出痛苦和紫色意义的身体的末端,被夹紧,被抓住。我已经(在历史中)知道这种关于爱情、关于离别、关于碎裂的短暂之歌。召唤!搂着脖子,贴近妈妈的肌肤:歌声来自喉咙,来自胸脯(因为孩子醒着,睡着,被对半地折叠安置)我接着倾听这些歌声,它们来自你,来自你的历史,来自你的破碎的、散落的柔情,来自你那被召回的、重新复活的、再度上演的童年。我们说起在拉雪兹神父公墓里瞥见的一位年轻女子,在受难、崩溃、粉碎、碾压、践踏、赤裸、嘲弄、折磨、否认的无限真理中一动不动。它在何处歌唱,把这些隐晦的、艰涩的音符写入怎样粗糙的身体,穹顶,回声和释放的欲望,自由,释放的言词,再度听闻,再度响起,再度征服,反叛。

电影的身体在紧闭的嘴巴的暴力下颤栗,或是女乞丐猛烈地温柔地抬起的嘴巴,她把她的歌声洒向整个合奏,洒在一切之上和之外,洒向空虚,别处,我们的空洞,返回中心,如同守护大海的栏杆,在正中独自起舞,在她怀里围住沉默,肩膀的温柔运转;直至那里这歌声!直至这浅吟低唱的海岸,也就是说残余,痛苦的克制。听,某处,一个声音,一个身体,它在什么上哭泣?

一日我在我的厨房里发疯。我哼唱:“丁香何时盛开,吾爱,丁香何时永远盛开。”围着副歌,转瞬即逝的喧嚣,广场的舞蹈,舞厅的音乐,火光,塞壬,爆炸,炸弹,别处的人群在毁灭,试图用这糊浆侵入我们的器官。人群,喧嚣,引起一阵骚动,一个悲剧时刻的音效和声轨,外部的威胁,帝国的蒸汽压路机,地区身份的终结,主体的死亡,愚笨、空虚、死亡的辩证法,死亡加快了,现代的阿提拉,无。

变心
而这如此突出的迹象……
属于

变心。今天,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五日,我身旁这崩溃的女人为了别的什么流泪,这些啜泣为了谁,为了什么可辨的东西,为了从哪里开始的什么故事,如果我们不再有泪,为了谁,这些啜泣,这些鲜红湿润暴力的血块。

回声一直归来,中心呻吟的波频,中心呐喊的波频。够了。今天人们为西班牙法西斯分子暗杀的五个人落泪。自打我们在苦恼中生活,理性也在那里沦入了恐惧,我们何时会生活在希望里?

“是一首庄重、缓慢的进行曲。一首缓慢的舞曲,来自逝去的舞会,血腥的节日。她没有动。她在倾听远处的颂歌。她说:——我该睡了,不然我会死。”

变心,并且或者,变换唱片,让一切漂浮脚步遗忘脚步遗忘大众的记忆,歌声,颂歌,情歌,挽歌,歌声献给革命的死者,记忆的挑选,必须四处歌唱,站着,呼喊,窃窃私语,我们扯起嗓子,让人听见空洞,我们的领地,沉默,迂回渗透的别处。

“他说:
——沉寂开始于时间的稀释。
呻吟声刚刚有所稀化。
——您看。”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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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灭

十月 5th, 2014

布朗肖

毁灭:正是一本书(它是一本“书”吗?是一部“电影”吗?是两者之间的间距吗?)把这个词作为一个未知的词给予了我们,它用一种全然他性的语言提出了这个词,它是那种语言的允诺,那种语言只有这一个词要说。但对我们这些仍属于古老世界的人而言,倾听它是困难的。当我们听到它时,我们仍听着我们自己,怀着我们对安全的需要,我们的占有的确定,我们的小小的厌恶,我们的持续的怨恨。那么,毁灭,充其量只是一种绝望的慰藉,一个命令的言词,它到来只是为了平息我们当中的时间之威胁。

我们如何听到它,而不使用一种知识——进而,一种合法的知识——任我们所支配的词汇?让我们平静地说:一个人必须为了毁灭而去爱,一个能够在爱的纯粹运动中进行毁灭的人不会做出伤害,不会毁灭,只会给予,给予空洞的无限,在那无限中,毁灭成为了一个非私人的词,一个非肯定的词,它成为了一种传达中性之欲望的中性之言语。毁灭。它只是一种喃呢。不是一个在其统一中获得荣耀的单独之词,而是一个在稀薄的空间中自我倍增的词,她说出了它,她无名地说,一个年轻的形象,来自一个没有视界的地方,没有年岁的青春,她的青春让她变得古老,或太过年轻,以致无法只是显得年轻。就这样,在每一个青春的少女身上,希腊人高呼一种神谕之言的希望。

毁灭。这如何鸣响:轻柔地,温和地,绝对地。一个词——被无限者所标记的不定式——没有主语;一个工作——毁灭——由词语本身所实现:我们的知识不能恢复什么,尤其是,如果它期望从当中得到行动的可能性的话。它就像一个人心中的光:一个突然的秘密。它被托付给我们,这样,当它毁灭自身的时候,它也毁灭了我们,为的是一个永远和一切当下相分离的未来。

人物?是的,他们在人物的位置上——男人,女人,阴影——但他们是独一性的点,一动不动,虽然一个稀薄的——在几乎没有什么能在那里发生的意义上——空间里,一种运动的轨迹也能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地被描绘出来:一个多重的轨迹,通过这个轨迹,被固定了的他们不断地交换自身,并且,同一的他们不断地改变。一个稀薄的空间,就界限并不约束它而言,稀薄的效应倾向于制造无限。

当然,那里发生的事情,在一个我们可以命名的地方发生:一个旅馆,一个花园,在那外面,森林。我们不要解释。那是世界的一个位置,我们的世界:我们都住在那里。然而,它虽自然地四处敞开,但也被严格地划界,甚至被封闭起来:在古老的意义上,它是神圣的,分开的。它在那里,似乎,在书的表演,在电影的追问开始之前,死亡——死着的某一种方式——就已经完成了它的工作,产生了一种致命的无为。其中的一切都是空洞的,茫然地面对我们社会的事物,茫然地面对其中看似发生的事件:用餐,游戏,感觉,词语,没有写下、不被阅读的书,甚至还有在他们的强烈情感中,属于一种已死之激情的黑夜。没有什么是让人舒服的,因为没有什么能是完全真实的,或完全不真实的。在那里:在一种令人着迷的缺席的背景下,仿佛书写正在展现句子的相似,语言的剩余,思想的模仿,存在的模拟。一种不由任何在场——不论是未来的在场还是过去的在场——所维持的在场;一种不承担任何被遗忘之物并且与一切记忆相分离的遗忘:始终,不可确定。一个词,一个独一的词,最后之词或最初之词,带着一种由诸神诞生的言语的全部不起眼的光辉,在这里介入:“毁灭”。在这里,我们能够把握这个新词的次要的急迫,因为如果一个人必须为了毁灭而去爱,那么,一个人也必须在毁灭之前,通过死亡本身,将自己,从一切——从一个人自己,从活着的可能性,从已死的和有死的事物——当中,释放出来。死。爱:只有那时,我们才能接近大写的毁灭,接近不熟悉的真理为我们预备的那种毁灭(它是中性的,正如它是可欲的,它是暴力的,正如它远离一切僭越的权力)。

他们来自何处?他们是谁?无疑,和我们一样的存在者:这个世界上没有其他人了。但事实上,存在者已被根本地毁灭(这个说法涉及犹太教);因此,这种侵蚀,这种毁坏,或死亡的这种无限的运动——这是他们身上关于他们自己的惟一的记忆(在一个人身上带着最终被揭示了的缺席的闪光;在另一个人身上则通过一种持续而不完整的、缓慢的前行;在年轻的女孩身上,则是通过她的青春,因为她被她同青春的绝对关系纯然地毁灭了)——无论如何已经释放了他们,为了温柔,为了他者的关怀,为了一种非占有的,非特定的,不受限的爱:为了这一切,为了他们都承载的独一之词。他们从最年轻的,夜间的青春少女那儿收到这个词,只有她能够在完美的真理中“说出”它:“毁灭,她说。”

他们不时神秘地让人想起古希腊人眼中的诸神,诸神总在他们当中,既熟悉,又不熟悉,既亲近,又遥远:新的诸神,神性全无,总是并且仍然尚未到来,即便他们诞生于最遥远的过去——人,就这样,只是脱离了人的重量,脱离了人的真理,但没有脱离欲望,没有脱离疯狂,那不是人的特点。诸神,或许,就在于他们多样的独一性,他们的不可见的裂隙,这种经由黑夜的同他们的关系,遗忘,爱欲和死欲的共同的简单性:死亡和欲望最终为我们所及。是的,诸神,但根据狄奥尼索斯的未经阐明的谜,他们是疯狂之神;正是一种神圣的交换,在最后的笑声前,在他们允许我们抵达的绝对的天真中,引领着他们,把他们的年轻伙伴指定为本质地疯狂的,那疯狂超越了一切关于疯狂的知识(或许,尼采会从自身之悲苦的深处,用阿里阿德涅的名字,称呼同一个形象)。

勒卡特,勒卡德:“毁灭”一词的光辉,这个词照耀却不照亮什么,哪怕是在一片总因诸神之缺席而荒芜的空洞天空下。我们不要以为,这样一个词,既然已由我们念出,就可以属于我们,或被我们所接收。如果森林仅此而已,既没有神秘,也没有象征;如果它只是界限,虽然不可僭越,但总是作为不可突破的东西而被突破,那么,正是从这里——没有位置的位置,外部——浮现了不熟悉的词,它陷于沉默的喧嚣(这就是狄奥尼索斯,最喧嚣的,最沉默的),脱离一切可能的意指。它从最遥远的地带,穿越一种被摧毁的音乐的巨大轰鸣,向我们到来,被摧毁的音乐,正在到来,或许是欺骗性地,但也是一切音乐的开端。某种东西,主权本身,在这里消失,在这里出现,而我们无法在幻影和消失之间决定,或者,无法在希望和恐惧,欲望和死亡,时间的终结和开端之间,决定,无法在轮回的真理和轮回的疯狂之间决定。将自身揭示为被毁灭但又重生了的,不只是音乐(美);还有,更加神秘地,我们对之呈现并参与其中的作为音乐的毁灭。更加神秘,更加危险。无边的危险,悲伤将会无边。这个毁灭并自我毁灭的词将会怎样?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对它的聆听取决于我们每一个人,天真的年轻伙伴自此在我们身边随同我们,她,可以说,永恒地,给予并接收死亡。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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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人的共通体

五月 29th, 2013

布朗肖

离弃的唯一法则,如同爱的法则,乃是无可回返、无可诉诸地存在。

——让·吕克·南希

在这里,我以一种或许看似随意的方式,引入了一些写好的文字,其唯一的想法是陪伴自己对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的一篇相对新近(但日期并不重要)的记叙(récit)的阅读。[1]无论如何没有一个清晰的想法,那篇记叙(自足的,也就是说完美的,即无懈可击的)将把我引回一个在别处得到了坚持的思想,即追问我们的世界——我们的世界,因为它是无人的世界——把它从遗忘中唤醒,不是对其间幸存的共通体的遗忘(它们事实上正在繁衍),而是对或许还萦绕着它们,只是在它们当中几乎肯定地弃绝了自己的“共通”之紧迫的遗忘。

五月风暴

五月风暴已经表明,没有目标,没有咒语,在一次突如其来的欢乐聚会里,如一场打破了人们承认并期待的社会规范的盛宴,爆炸性的共通可以把自己肯定为(超越肯定的一切形式而肯定为)一种敞开,允许每一个人,不管阶级、年龄、性别或文化的区分,混入最初的到来者,仿佛是混入一个已经爱上的存在者,恰恰因为他是未知的熟知者。

“没有目标”:这,既痛苦又幸运地,是一种无以伦比的社会形式的特征,它依旧难懂,它并不意在幸存,不意在设立自身,甚至都不经过诸多的“委员会”——它们模仿的是一种无序的秩序,一种不精准的特殊化。和“传统的革命”相反,它不是一个简单地夺取权力并用某个别的权力取而代之的问题,不是占领巴士底狱或冬宫,或占领爱丽舍宫或国民议会,或所有不重要的目标。它甚至不是一个推翻旧世界的问题:关键是让一种可能性显示自己,一种通过让每一个人欢欣鼓舞的言论自由,在博爱当中恢复一切平等权利的——超越一切功利主义得失计较的——共在的可能性。每个人都有东西要说,有时,还有东西要写(在墙上);具体是什么,倒不重要。说出来要比说了什么更重要。诗歌是一项日常的事务。“自发”的共通,在它看似无所恢复的意义上,不过是同它透明的、直接的自我相共通的共通,而不顾斗争,讨论,争辩,在那里,算计的理性表达更多的是一种近乎纯粹的欢腾而不是它自身(无论如何是一种不存在轻视的欢腾,既没有卖弄知识的人,也没有文化浅薄的人)。因此,人们会有预感,随着权威被推翻,或者,更确切地说,被忽视,一种共产主义将宣告自身,一种之前从未经历过,并且任何的意识形态都无法恢复或宣称己有的共产主义。不是变革的严肃尝试,而是一种天真的在场(正因如此,它是极其不可思议的):这种在当权者看来无法分析的在场,只能和chienlit(乌合之众,乱七八糟,等等,来自chie-en-lit,床上的屎)[2]这样典型的社会学措辞放在一起,也就是,让其自身的混乱加倍的狂欢,一个不再命令任何东西,甚至不再命令自己,只能一无所见地注视着自己莫名其妙地毁灭的命令之混乱。

一种天真的在场,一种“共同的在场”(热内·夏尔[René Char]),它无视自己的界限,它是政治的,因为它拒不排斥任何的东西,并且意识到,它本身就是直接的、普遍的,将不可能之事作为其唯一的挑战,但它没有决定好的政治意志并因此听任自己被它拒绝反抗的正规体制的任何突如其来的推动所摆布。正是这种反抗的缺席(尼采可以说是它的灵感)允许了敌对示威的发展,而且,要阻止或反对这样的缺席并不难。一切都被接受。识别一个敌人的不可能性,考虑一种特殊的敌对形式的不可能性:一切生机勃勃并加速分解的东西,虽然什么也没被分解,鉴于事件已经发生。事件?它发生了吗?

人民的在场

这就是,并且仍然是——被理解为立刻实现了的乌托邦的——在场的模糊性,因此没有未来,因此没有当下:处于悬置当中,仿佛是为了向一种通常之判断的超越,敞开时间。人民的在场?对那个自满之词的诉诸已被滥用。或者,它不能被理解为乐于做出特别的政治决定的社会力量的总体,而是必须理解为他们对任何权力之接受的拒绝,他们对一个代表自己的权力之认同的不信任,因此也就是对他们无能之宣示的不信任。因此就有那些假装要把无组织组织起来并尊重无组织的诸多委员会(我已经说过了)的模糊性,人们并不认为它们要把自己与“无数匿名的大众,与自发游行的人民”(乔治·佩里[Georges Préli])区别开来。[3]这就是无所行动的行动委员会的存在之困境,或朋友圈的存在之困境,因为他们想要否认之前的友谊,以唤起在此存在的要求所传达的友谊(无所预备的同志之情),不是作为一个人或一个主体,而是作为一场兄弟一般无名的、非个人的运动的示威者,在此存在。

“人民”的在场,就在其为了不限制自身,而接受无为的无限权力之中:我相信,在当代,还没有一个比这用至高的广度肯定自己的例子更加清晰的例子了:当人们列队行走,以纪念夏洪尼惨案的死难者时,一个稳固的、沉默的群体便聚集起来,而人数是没有必要去清点的,因为它不能再多,也不能再少:它是一个总体,无法清点,无法计数,甚至不能作为一个封闭的整体,而是作为一个超越了一切总体的整体,迫使自身平静地超出了自身。一个至高的权力,因为它包含了其实质的和绝对的无权力,而并不觉得自己有所减少;无权力被这样一个事实精确地符号化了,即它作为那些再也无法在此存在的人们(夏洪尼地铁站的遇害者)的一种延伸而在此存在:回应有限者之召唤的无限者,拖延着有限者同时也反对着有限者的无限者。我相信,一种共通体的形式——它不同于其特征我们曾以为得到了定义的共通体——在那时发生了:在共产主义和共通体相遇并忽视它们已经通过迅速失去自己而实现了自己的那些时刻之一,发生了。它必须不持续,它必须不参与任何的持续。这在那个例外的日子里得到了理解:没有人必须下达解散的命令。但解散出于一种把无数人聚集起来的相同的必要性而发生了。分离是瞬间的,没有任何的残余,没有任何通过假装继续保持战斗队列而改变了真正示威的那些感伤的后续。人民不是那样。他们在这里,接着,不在这里;他们忽视能够把他们稳固起来的结构。在场和缺席,如果不曾出现,至少也发生了实质的互换。这就是让它们对那些不愿承认它们的当权者而言变得强大可怕的东西:不让自己被人所把握,既是社会事实的溶解,也是以一种法律无法限制的至尊权来重新发明社会事实的坚定决心,因为它挑战社会事实的同时也维持着社会事实作为它的根据。

情人的世界

在我们只能用那个被如此轻易地误解了的词语——人民(不要把它译作Volk)[4]——来指称的东西的无能权力,和那个由朋友情侣构成的,总是乐于分解自身的反社会的社会或联合的陌异性之间,的确存在着一道任何修辞的诡计都无法越渡的深渊。然而,某些特征既区分了又聚合了它们:人民(如果一个人首先避免了对它的神圣化)不是国家,也不是人格化的社会,具有构成了其最固有之结局的功能、法则、判断和紧迫。惰性的,固定的,与其说是一种聚集,不如说是一种暂时地占据了整个空间并且无论如何没有一个位置(乌托邦)的在场的总是即将到来的散布,一种仅仅宣布了其自主和无作(只要它依靠自己,或将迅速改变并成为一个乐于迸发的力量之网络)的弥撒亚主义:这就是人类的子民,我们可以把它视为对上帝子民的不纯的模仿(十分类似于以色列儿女的聚集,鉴于《出埃及记》,如果他们聚集起来,同时又忘了离开的话),或者,让它和“无名力量的荒芜的孤独”(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一样。那种“荒芜的孤独”恰恰证明了它同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所谓的“情人的真正世界”之间比照的合理性,虽然巴塔耶对日常社会和这样一个世界所暗示的“社会纽带的秘密松解”,即世界的遗忘之间的对抗,极为敏锐;而世界的遗忘恰恰意味着:对存在者之间一种独一关系的肯定,这种关系是如此地独一,以至于爱情本身对它而言,都不是必要的了,因为爱情——顺便说一句,从不是一种确定性——会把它的要求强加到一个让其执迷采取恋爱的不可能之形式的圆环当中:让它成为那些人的无感觉的、不确定的痛楚:他们丧失了“爱情的理智”(但丁),但仍渴望走向他们用任何活生生的激情都无法靠近的唯一的存在者。

死亡的疾病

这样的痛楚就是玛格丽特·杜拉斯所谓的“死亡的疾病”吗?当我开始阅读她的书时,我并不知道答案,幸运的是,我可以说,我仍不知道。这允许我再一次,仿佛是第一次,开始阅读和评注,两者是相互阐发和遮蔽的。首先,“死亡的疾病”这个题目怎样:或许是从克尔凯郭尔那里来的,[5]似乎全凭自身持守或保卫着它的秘密?只要被人读出,一切就都被说了出来,但一个人还是不知道说出了什么,因为就知识的范围而言,它是不可度量的。诊断抑或裁定?在它的冷静中有某种残暴的东西。这就是恶的残暴。恶(道德的恶或肉体的恶)总是过度的。它是不允许自己遭受质问的不可承受者。恶,在它的过度当中,作为“死亡之疾病”的恶,不能被限定为一个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我”;它首先关注他者,而他者——别的某个人——是无辜的,孩子,病人,他们的抱怨应和着如“未曾听到”的丑闻,因为它超出了理解,并将我抵押为对它的回应,哪怕我没有回应的权力。

这些评论并没有让我们偏离已被提出的,更确切地说,已被强加的文本——因为它是一篇陈述的文本而不是一篇记叙(récit),虽然它看似如此。一切都被一个最初的“你”决定了:“你”不只是权力主义者,召集并决定了那个已经落入一种无情命运之陷阱的人将要或能够遇到什么事情。为了方便起见,让我们说,正是导演的“你”把指示给了演员,他不得不把自己将要化身的转瞬即逝的形象从虚无当中抽取出来。正是如此。但接着,它不得不被理解为来自至高的导演:《圣经》中的“你”,从高处而来,先知一般确定了我们所穿越的情节的大概框架,但我们并不知道什么事情已为我们而规定。

你不会认识她,虽然同时在什么地方见过她,在旅馆中,在马路上,在列车里,在酒吧里,在书里,在电影里,在你自己身上……”[6]“你”从不述说她,“你”对她没有权力,她是不确定的,未知的,不真实的,因而是在其被动当中不可把握的,在她的睡眠和永远转瞬即逝的在场当中缺席的。

最初的阅读将得出这一简单的解释:一个男人,他从不知道任何的人,除了那些像他一样的人,也就是说,只知道其他不过是作为他自己之增生的男人,一个这样的男人,还有一个束缚于他的女人,通过一笔有偿的交易,几个夜晚的交易,一生的交易,这让草率的评论家谈论起一个妓女,虽然她自己明确表示她不是,虽然有一笔交易——一种纯粹的合同关系(婚姻,金钱)——因为她从一开始就已经感到,虽然不是清楚地知道,没有能力去爱的他只能在一次交易结束后有条件地接近她,正如她表面上完全地离弃了自己,同时只是离弃了她身上被交易的部分,保存或储备了她不曾让与的自由。从这一点,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关系的绝对性从一开始就已经被扭曲了,并且,在一个商业社会里,存在者之间的确有着交易,但从不是一个真正的“共通体”,从不是一种比“商品”生产者之间的交换更多的“知识”,哪怕他们走到了可以想象的极端。在权力关系里,正是支付或支撑的人被他自己的权力所统治、挫败了,他的权力只是度量了他的无能。

那种无能绝不是一个面对女人无法得到性满足的失败的男人的平庸的无能。他做了自己不得不做的一切。她也用无法回答的意识说:“做了。”进而,他“心不在焉之间”激起了性喜悦的叫喊,“通过她的呼吸觉察她享受快感的隐约与遥远的呻吟”;他甚至成功地让她说出:“多么幸福。”[7]但,由于他身上没有任何东西符合这些过度的运动(或者他判定如此),它们对他而言似乎是不合适的,因为它们是一种自我展露的生命的表达,而他总已经被剥夺了那样的生命。

那么,感受的缺失,爱的缺失,正是这样的缺失意指着死亡,那致死的疾病:它不公地毁灭了一个人,同时看似宽恕了别的人,即便她是死亡的信使,并且她本身不是没有责任的。一个让我们失望的结论,但这是因为它遵循已被给定的东西,即便文本发明了它。

事实上,文本是神秘的,只是因为它的不可还原。不可还原,而非它的简洁,才是其密度的基础。我们每一个人都下定决心关心人物,尤其是年轻女子的角色,她的在场—缺席使得她通过超越她让自己适应的现实,而几乎强加了她自己。某种意义上,她独自存在。她得到了描述:年轻的,美丽的,有人情味的,在发现了她的凝视下(通过那双构想了她并同时相信它们正在触摸她的无知的手,发现了她)。此外,我们不要忘了,她是他的第一个女人,因此,在一种让她比现实中的自己更加真实的想象中,她也是所有人的第一个女人——我们不禁要把超越一切称呼、在此存在的那个人归于她,以确定她的此在。还有这句话(它是有条件地为真的):“她会是个身材修长的人。亭亭玉立,妖娆柔软,像由上帝自己一次浇铸而成,个性突出,不可磨灭的完美。”[8]“像由上帝自己”,因此是夏娃或莉莉丝,但没有一个名字,这与其说是因为她没有名字,不如说是因为她似乎隔得太远,以至于没有什么名字适合她。两个进一步的特征赋予了她一个任何真实的东西都不足以限定的现实:她毫无防备的事实,她是最弱小,最脆弱的,通过无心地献出她的身体而暴露了自己,就像她的脸,一张在其绝对的可见性当中作为其自身不可见之显现的脸——因此,诱人的谋杀(“紧抱、强暴、虐待、侮辱、恨恨地叫喊、全身的与致死的热情一发不可收拾”[9]),但,由于她的弱小,由于她的脆弱,她不能被杀死,她事实上被一道禁令所保存:这道禁令让她在始终如一的裸体中,在最亲近又最遥远的裸体中,在外部的不可通达的私密中,变得无法触摸(“你望着这个形体,你同时发现地狱般的威力[莉莉丝]、可憎的脆弱、软弱、无比软弱的不可战胜的力量”[10])。

她在场的其他特征——造就了她的在此存在和她的不在此存在——是这样的事实,即她几乎总在沉睡,她的睡眠甚至没有被来自她的词语,被她无权提出的问题,所打断,并且首先没有被她说出的最终审判所打断,她用这个最终的审判宣布了构成他唯一命运的“死亡的疾病”——不是即将到来的死亡,而是从一开始就被越过了的死亡,因为它是对一种从不在场的生命的离弃。我们不得不准确地理解这点(它是一个理解的问题,而不是无意中听到它,听到我们所不知的东西的问题):我们并没有直面这个,唉,日常的真理:我死了而不曾活过,不曾做任何的事情,除了活着等死,或忽视那样的死亡,它是在一种不可能觉察的缺失中,被还原为我独自一人并且提前失去了的生命(或许,是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短篇故事,《丛林猛兽》[The Beast in th Jungle]的主题,玛格丽特·杜拉斯不久前把它翻译出来并搬上了舞台:“他成了一个在他身上什么事也不会发生的人。”)。

她在房间里睡觉。她睡觉。你(这个不可调和的“你”在一个先于任何律法的义务内建立或持守它所表述的男人)不叫醒她。她的睡眠在蔓延的同时,房间里的不幸在增长……她总是睡得很平稳……”[11]一种神秘的睡眠,它不得不被破译,正如它不得不被尊重,这样的睡眠就是她的生活方式并阻止一个人知道任何有关她的事情,除了她的在场—缺席;她的在场—缺席和风无关,和男人向她描述的大海的亲密无关,海的白色无法和巨大的床铺的白色分开,床铺就是她生命的不受限制的空间,是她的领域和暂时的永恒。可以肯定,一个人有时会想到普鲁斯特的阿尔贝蒂娜,当她沉睡的时候,叙述者——端详着她的安睡——便和阿尔贝蒂娜最接近了,因为让她远避生活之谎言和粗俗的距离继而允许一种理想的共通——仅仅作为理想的,它是真实的,并因此被还原为无意义的美,理念的无关紧要的纯粹。

但不像阿尔贝蒂斯,或许又像阿尔贝蒂斯,如果我们想到了普鲁斯特的并未展露无遗的命运,那么,这个年轻的女子便是永远与世隔离的,因为她藉以献出自己的可疑的亲密,她的与众不同是另一物种,另一类别,或另一个绝对他者的与众不同。(“你只明白死人的体态优雅,你同类的体态优雅。突然,死人的体态优雅与此时你眼前的体态优雅对你显露出来;后者的体态优雅具有最终的弱点,仿佛一挥手就可以把身上的这种权威摧毁。你发现在这里,在她身体里酝酿死亡的疾病,展露在你面前的这个形体宣布了死亡的疾病。”)[12]一段奇怪的话,把我们几乎唐突地引向了另一个版本,另一种读解:“死亡的疾病”不再是那个忽视女性,或者,那个即便是知道女性,也对她一无所知的人——男人——的唯一责任。疾病也(或者首先)在那个在场并通过她的存在颁布了疾病的“她”身上激起了自己。

让我们在对那个谜的探寻(不是阐释)中更进一步,当我们假装把那个谜带到白昼的日光下时,它就变得愈发黑暗了,仿佛我们,作为读者,或者,更糟地,作为阐释者,相信自已经从我们以无论何种方式与之斗争的疾病中豁免了一样。一个人当然可以说,对一个由“你”决定了他必须做什么的人而言,特别的东西恰恰在于,他不过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做”。如果女人睡着了,她的被动就成了一种欢迎,一种献出,一种屈服——并且,是在她过度的疲劳当中,那是她唯一真正讲述的——他,从不被描述,从不被目睹,总是来来去去,总是在这个他闷闷不乐地看着的身体面前有所行动,因为他看不见这个身体的全部,其不可能的整体,它的所有方面;虽然她只有在逃避召集,逃避会把她变成一个可以把握之整体,一个将整合无限并因此把无限还原为一种可以集成之有限的总和的东西时,才是一种“封闭的形式”。或许,那就是总已经提前失去了的战斗之意义。她睡着了,而他拒绝入睡,无法休憩的焦躁不安,一个失眠症患者将在坟墓中睁着眼睛,等待着一次并不给他以希望的唤醒。如果帕斯卡尔是对的,那么,关于两个主角,一个人可以说,他,在他对爱的尝试中,在他不断的追寻中,是更为可敬的人,是更加接近他在无所发现中发现的绝对者的人。他至少应得到这个:他在努力突破自我,而没有怎样地逾越其自身反常之准则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顽固,在这种反常的准则中,她看到的只有一种加倍的自我主义(那会是一个太过仓促的判断),这种徒然流泪的习性,就像他常做的,对此,她冰冷地回应说:“不要哭,这没必要;把你对着自己哭的习惯改了,这没必要”,[13]而至尊的“你”似乎懂得事物的秘密,说道:“你以为你因不能爱而哭。你哭是因为你不能强加死亡。”[14]

那么,这两个命运,一个追求拒绝他的爱情,另一个,通过体态的优雅,为爱而生,知道关于爱的一切,审判并谴责那些在爱的尝试中失败的人,但她自己只是(在交易中)把自己献出来被人所爱,而不曾给出任何有关她从被动走向无限激情之能力的迹象,这两个命运之间的差别何在?或许,这就是吸引读者之研究的不对称性,因为它也逃避作者:一个难以理解的神秘。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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