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德—帕索里尼

九月 28th, 2016

罗兰·巴特

法西斯分子不喜欢《萨罗》。但,既然对我们中的一些人来说,萨德已成为了一份珍贵的遗产,就有抗议的呼声:“萨德和法西斯主义无关!”而其余的人,既非法西斯分子,也非萨德主义者,则坚持一种方便的立场:萨德是“无趣的”。所以,帕索里尼的电影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然而,从实际上看,它的确在某个地方触动了我们?但在哪里呢?

在《萨罗》中触动我们并形成冲击的东西,就是文字。帕索里尼根据文字拍摄其场景,正如萨德描绘(我说的不是写下)的那般;场景由此患上了一种忧郁症,一种冷酷的,精确的美,如同百科全书的宏大插图。强迫某人吃排泄物?挖去一只眼睛?在食物里掺针?你看到了一切:碟子,粪便,污斑,针盒(在萨罗从附近的家纺店里买的),玉米糊的构成;你,正如常言所说,一览无遗(文字的前提)。鉴于如此的严格,最终暴露的就不是帕索里尼描画的世界,而是我们自身的凝视了:我们的凝视裸露了,这就是,文字的效果。在帕索里尼的电影里(我想,这是他独有的东西),不存在任何象征主义。一方面,是残酷的类比(法西斯主义,萨德主义);另一方面,则是文字——详细,醒目,得到了精心的阐述,像一幅纯朴的画一样被擦得锃亮;寓言和文字,但绝不是象征,隐喻,或解释(相同的,但更为高尚的语言,就在《定理》中)。

即便如此,文字仍有一种奇妙的、意想不到的效果。我们或许认为,文字会站在真理和现实的一边。不:文字扭曲了我们要在其上方采取立场的意识的对象。忠实于萨德场景的文字,帕索里尼最终扭曲了萨德的对象和法西斯主义的对象:所以,萨德主义者和政治人士有理由愤怒,或非难。

萨德主义者(醉心于萨德文本的读者)不会在帕索里尼的电影里认出萨德,出于一个普遍的原因:萨德无非是不可描绘的。正如没有什么萨德的肖像(除了一幅虚构的肖像),对萨德世界的任何描画都是不可能的:那个世界,由于作家萨德的专横的决定,被整个地交给了书写的权力。倘若如此,那无疑是因为书写和幻想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权化的关系。两者均有裂隙:幻想不同于梦;它不追随故事的线索,无论那些线索怎样地分岔;而书写也不是描画,它不遵循对象的轮廓;幻想只能被书写,它不能被描画。这就是为什么,萨德绝不会被拍成电影,而从萨德的角度看(从萨德文本的绝佳位置看),帕索里尼只能是错的——并且错得顽固(遵从文字即是顽固)。

从政治的角度看,帕索里尼也是错的。法西斯主义是一个太过严肃,太过险恶的危险,以至于不能用简单的类比来处理,就好像法西斯主义的主子“简单地”替代了浪荡子。法西斯主义是一个紧缩的对象:它要求我们从精确的、分析的和政治的方面来思考。艺术能够对它做的唯一一件事,如果艺术要彻底对待它的话,就是让它变得可信,就是证明它如何兴起,而不是描述它看起来是什么样子:事实上,只有在布莱希特那里,我才看到了它被处理。换言之,有责任把这样的法西斯主义呈现为一种倒错:面对《萨罗》的浪荡子,谁不会放心地说:“我不喜欢他们,我不是一个法西斯分子,因为我不喜欢屎!”

简言之,帕索里尼做了本不应做的事,并且是双倍地。从价值的角度看,他的影片在两方面都失败了——因为任何让法西斯主义显得不那么真实的东西都是糟糕的,而一切让萨德看起来真实的东西也是糟糕的。

然而,如果……如果,从情感的层面说,法西斯主义里的确有某个萨德(一种平庸),并且,更确切地说,在萨德里有某种法西斯主义呢?某种法西斯主义并不意味着法西斯主义。因为存在着“作为体系的法西斯主义”和“作为实体的法西斯主义”。在体系要求一种精确的分析和合理的洞察来确定不是任何形式的压迫都被称作法西斯主义的地方,实体可以到处流通起来:毕竟,它只是这样一种模式,其中,政治“理性”粉饰了死亡驱力——根据弗洛伊德的说法,死亡驱力是不可见的,除非它被某种幻变所浸透。从一种政治类比的基础出发,《萨罗》唤起的正是这个实体,而那样的类比,在此只有一个签名的效果而已。

帕索里尼的电影,作为(萨德和法西斯体系的)绘形遭遇了失败,其价值在于我们每个人内心的一种隐晦的认识,这种认识被人可怜地掌握着,却一定会让人尴尬:它让每个人尴尬,因为,鉴于帕索里尼的特别的天真,它让任何人都不可能自称清白。这就是为什么,我怀疑,在一条漫长的谬误之链的尽头,帕索里尼的《萨罗》会不会最终成为一个固有的萨德式对象,一个不可复原的对象:的确,似乎无人可以复原它。

 

(《世界报》,1976年,6月16日)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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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德

九月 6th, 2013

安德烈·布勒东

萨德返回火山喷发的内部
从其所来之处
带上他美丽的、饰着流苏的双手
他少女的眼睛
而理性和它人人为己的花朵
只能与他同归
磷光闪闪的客厅,内脏的灯下
他继续下达神秘的口令
在道德的夜晚,撕开一道裂口
透过这道裂口,我看见
巨大的破碎的阴影,被侵蚀的古老的壳层
消融
为了让我爱你
就像第一个男人爱第一个女人
以全然的自由
因为这个自由
火焰化身为人
因为这个自由
萨德用抽象的巨木
定义多少世纪
悲剧的杂耍演员
紧抓着欲望的处女编织的细丝

——《水的空气》,1934年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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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德作品中的父与母

九月 6th, 2012

克罗索斯基

分析心理学一般把这当作一个得到了充分观察且无需讨论的事实,即对父亲的仇恨构成了绝大多数人的最初冲突。“考虑某些例外的是有趣的;某些个体身上形成了一种反方向的冲突。”在萨德身上,“生命的根本事件似乎独一地倾向于一种更为罕见,通常更不明显的对母亲的仇恨情结。这样的痕迹在他的作品中随时可以被轻易地察觉;我们甚至可以把这当作萨德思想的恒定命题。”[1]我们必须把萨德的心理构造追溯为“母亲对童年时期的萨德施加的欺骗”吗?一个由真实的环境激发的,或由孩子自己解释的创伤性时刻,在儿子身上强化了一种因为过于忽视父亲而产生的对父亲的罪感吗?

如果是这样,我们会在萨德身上发现一种否定的俄狄浦斯情结,不像神经症患者的许多情形,它不是由阉割焦虑引发的乱伦压抑造成的,而是源于一种后悔,后悔自己曾渴望把父亲献祭给那个虚假的偶像,也就是母亲。一些同性恋的神经症患者出于对父亲的恐惧,放弃了对母亲的征服,满足于自己在同父亲的关系中采取女性的行为,而不敢取代父亲。其他人则把原本指向父亲的侵略性转投到自己身上,并发觉自己屈服于一个无情、严厉的超我的统治。就萨德自己来说,他同父性力量结盟,强化了自身反社会的超我,把他可以利用的全部侵略性都投向了母亲。

青年萨德在灵魂深处对母亲的谴责是什么?他随后把这些谴责都聚集到自己的妻子身上:她不过是一个无耻的荡妇。他首先抵制的是其“女性”的唯我主义——终有一天他将鼓吹无政府主义的哲学。但在心理演化的过程中,萨德仇恨母亲的全部动机都成为了他用来促进父性力量的元素。在儿子看来,母亲的虚伪必然使被弃于一边父亲的所有罪行都变得理所应然了。那么,违法犯罪(恶)将是后悔的儿子向犯有谋杀、乱伦和鸡奸的父亲偿债的唯一方法。

萨德的“虐待狂”会是原始仇恨的一个因素的表达,这种原始仇恨“选取”了侵犯的力比多以便更好地执行它的使命:惩罚一切形式的母性力量并推翻它的体制。当一个放纵的、已然浪荡的青春期结束的时候,萨德看到自己面前站立着蒙特瑞尔夫人的形象,[2]她充满了母性对其特权的猜疑,随心所欲地、残暴地处置自己的后代。同这第二个母亲,也就是岳母的接触,使萨德的侵略性具有了意识并指向了对母性价值的仇恨,即对虔敬、慈善、感激、牺牲和忠诚的仇恨。萨德将开始揭露“激发它们(这些价值)的自我利益和恐惧”。

萨德同他妻子的关系只会加剧这种仇恨。得知自己不是丈夫的所爱后,她或许试图通过一种无限的奉献把自己强加给他;但萨德像厌恶一条锁链一样厌恶这种奉献。他看到了这种奉献的一个目的:由于瑞内·德·蒙特瑞尔无法唤醒丈夫对自己的爱,她至少想要迫使丈夫用感激来替代爱。因而,在其全部的书写中,萨德不断地批判这种感激之情。当他成为米奥兰城堡的阶下囚时,正是瑞内一个人让他获得了自由;当他在威尼斯,然后是巴士底狱被囚禁的时候,只有瑞内的努力给了他些许的希望。对一个他所不爱的女人的这般依赖是他无法容忍的,他在作品中对自己的卑贱展开了复仇。但依赖感被逐渐地一般化了;萨德依赖它,延展它,最终,对萨德而言,这似乎成了人类的一种原始的不完美:“女人……只是大自然的一个次要的手段,但她阻止大自然以首要的手段来行动,因为首要的手段会对她施以狂暴……如果大自然灭绝了所有的女人,或不再意愿享用她们,那么,它将得到更好的侍奉,而我们会迫使大自然恢复其保存物种的首要手段。”这样的想法不是明显受到了对原始感激(男人要感激女人,因为他来自女人的子宫)的反叛的激发吗?

在前浪漫主义时期的其他伟大的形象身上,回归母亲胸怀之宁静的乡愁式欲望显露了他们对黄金时代和另一个世界的幻想。但在我们看来,萨德似乎不断地陷入一种困扰:在母亲的子宫中遭受扼杀。他的行动和观念只是他努力把自身的存在从其原始的封闭中抽离出来的一种有意识的呈现。所以,我们又有了一个理由认为,长期的监禁作为他对原始禁闭之困扰的外在化影响了他的个人,并且,通过这种方式,这段囚禁的生涯促使他采取了一种他随后会对社会采取的特殊立场。

在《茱丝蒂娜》《茱莉埃特》和《卧房里的哲学》中,母亲总化身为一个残暴的偶像,转眼就从社会和宗教崇拜为她摆置的圣坛上被抛向并被还原(在这个词的虐待狂意义上)为男人之快感对象的境地。男人和他母亲之间的这种冲突频繁地在萨德的作品中重现。在《贞洁的厄运》中,布瑞萨科就怀有一种对母亲的纯粹厌女症的仇恨:在这个鸡奸犯看来,男人是唯一完美的人类样本,女人只是男人的一个变形。他的母亲,一个想把他带回正轨的严厉的女人,在儿子眼中不过是阻扰自己生活的一个借口,而她的道德,对儿子来说,似乎也是最可怕的敌人。布瑞萨科决心摆脱母亲,希望说服茱丝蒂娜协助他:“现在我要进攻的是我的母亲,是为我十月怀胎的人。怎么,就凭这个虚幻的理由就想阻止我动手,凭什么它能够得逞?这个母亲,她在淫乱时想到过会生下我这个胎儿吗?她只想到自己快活,我能感谢她吗?”萨德是如此地相信这段话所含的思想的明智,以至于他在别的作品中继续重复布瑞萨科的论证。但母性原则的捍卫者会说,母亲就没有关照孩子的功德吗?萨德预见了这样的反驳,让布瑞萨科准备了答案:“如果一个孩子的心里能够合理地涌现一股对母亲的感激之情的话,也许关键是我们懂事的时候,母亲对待我们的态度。如果她的态度很好,我们可以爱她,也许我们应该爱她;如果她的态度不好,不受大自然任何法则束缚的我们,不仅不欠她什么,而且一切都注定要我们摆脱她,因为我们身上有一股自私自利的强大力量,很自然地和无法抗拒地、就一定会摆脱一切妨碍我们的东西。”

在批判了这种对母亲的感激之情后,我们如今得到了一种对善行应得的感激的批判,一种对慈善、奉献和牺牲的批判。受到妻子的困扰,萨德开始摧毁奉献者的理想。茱丝蒂娜试图承担其慈善的义务,结果只能让自己的处境变得更糟,这恰恰是因为她行善只是“为了安抚自己的良知,使自己得到解脱”。不仅那些欠她恩情的人拒绝感激她,就连达尔维尔这样的人都说,他们没有理由承担感恩的义务,因为对他们而言,感激的必要性是最可耻的事情。当他让达尔维尔对救了自己性命的茱丝蒂娜这样说的时候,他想到的是不是瑞内的奉献和牺牲呢:

请问,你以为我有过感激你的心意,是个什么意思?想想明白吧,你这病弱的动物!无非是两种可能性,一是继续走你原来的道路;二是跟我走。你不是选择了后者?那难道不是你内心的冲动?那么,你不是正好享受到愉快?你自己既然已经愉快了,还活见鬼,要我补偿你什么?[3]

所以,行善和生小孩一样不过是一个人首先赋予他自己的一种潜在的满足的结果。对萨德来说,母性的奉献,不论是源自配偶还是母亲,都只是一种经过掩饰但依旧可怕的唯我主义的策略。

母亲和女儿之间典型的对抗关系也不得不被写入萨德的条目。但这样的对抗,在他看来,与其说是因为占有父亲的欲望,不如说是渴望父亲把自己从母亲传递给女儿的母性责任中解放出来。《卧房里的哲学》或《浪荡教化者,献给年轻女人的对话》,给出了萨德有关反母性教育的方法,向我们展示了父亲为了孩子的利益而惩罚母亲。

萨德怀着残忍的喜悦,开始详细地描绘母亲在孩子面前遭受惩罚或被孩子自己惩罚的场景。萨德想到了她的岳母吗(他无论如何把岳母从绞刑架下救了出来),通过对塑像的处决,通过对这个有权有势的女人所渗透的原则的亵渎,他对蒙特瑞尔夫人采取了一种更加符号化的复仇?在茱莉埃特的人物身上,萨德已经把“男性化”的女人(没有社会委任的女人)理想化了,通过她的确立来对抗母亲的社会理想。多尔曼斯,这个“睡得最酣畅的时候就是在一天之中做够了愚蠢的人儿所谓的罪行的时候”的人,阐释了他的自然观,让毁灭和创造成为了唯一一个根本规律的两个方面。他从这样的论证中得到一个最终的观念,即谋杀只是对物质形式的一种更正。继而,他赞扬了女子同性恋,女性的鸡奸化,和男人的鸡奸。多尔曼斯质疑生殖是一种道德观念的想法,并攻击父性原则,社会保存的原则。

那么,我们会问,萨德对自己的父亲,那桩不幸婚姻的教唆者,不抱任何特别可言的仇恨,这如何可能呢?让我们把这个任务留给传记作家:在布拉蒙及其好友奥尔博格(《阿莉娜与瓦尔古》里的人物)的身上识别萨德伯爵和蒙特瑞尔夫人的肖像,在他们的来来往往和出于堕落的目的而摆弄儿女的方式中识别萨德婚姻背景的一幅小说式漫画;他以如此黑暗的笔触描绘他们只是为了替自己更好地复仇。《阿莉娜与瓦尔古》以及《欧叶妮·费朗瓦尔》中的父亲只是在萨德的秘密和公开作品中以各种形式反复出现的人物类型的一个变奏,是萨德出于一个伟大的颠覆使命而创造的人物类型:毁灭自己家庭的家父。恰恰是在赋予父亲一个黑色英雄的角色,而不是一个善良、可敬的角色的过程中,萨德确立了他自己和父亲之间的一种认同,这样的认同采取了一种不可避免的崇拜父亲的形式。对父亲的崇拜是对母亲的仇恨的配对物,母亲总是扮演高贵女人的角色,以便更容易地在脚下遭受践踏。

布瑞萨科在准备弑母的时候说:“造成胎儿的并不是母亲的血,而只是父亲的血。母腹的功能是结果,保存和加工,可是不能提供什么,这种考虑就是我从来不想谋害父亲的原因,而我却认为隔断母亲的生命线是一件极其平常的事。”这种解剖学的观念,或许是被故意弯曲了的,只能向我们更好地表明,萨德对男人要由女人诞生的必然性的困扰到了何种程度,对他而言,这样的必然性似乎是大自然和人类的共同退化。从而,萨德为我们描述了永远反抗妻子的父亲,在萨德的作品中随处可见的作为母亲的妻子,是父亲和孩子之间的直接关系,尤其是父亲和儿子之间的鸡奸关系的障碍。

萨德把鸡奸和乱伦提升为父亲的属性;父亲必须打破阻止他在肉体上和孩子相融合的婚姻枷锁。没有什么自然规律是反对这点的。社会已经把某些自然的规律变成社会的规律;它没有把其他的规律合法化。这就迫使萨德式的父亲诉诸计略,在他们的女儿面前隐藏自己的父性,以便女儿一到准许的年纪,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占有她们。

我们找不到比布瑞萨科更明显的反母性情结的例子了。布瑞萨科年幼丧父。但在父亲的缺席中,他没有把自己从儿子的地位转变成母亲的第二配偶的角色(肯定的俄狄浦斯情结),相反,他再现了缺席的父亲的自然的男性气质和残酷;可以说,他是替父亲的缺席复仇。在俄狄浦斯情结中,对父亲的压抑使母亲和儿子的原初统一的重建成为了可能,但在这里,由父亲和儿子共同实施的对母亲的压抑(它在布里萨·特蕾丝塔的故事中得到了重述,见《茱莉埃特》)更加明确地引发了母亲和儿子之间的潜在对抗,并揭示了儿子和父亲之间的共通。在萨德自己的情形中,为了儿子的利益而惩罚母亲的父亲,或出于对孩子的爱,同配偶决裂的父亲,将他从母性的牢房中释放。

仇恨母亲的潜在动机(其约束的特点只是一个次要的解释)可能要比公开承认的动机更接近对处女的怨恨。作为纯洁之化身的处女在本源上和作为儿子之偶像的母亲是一致的。那么,一个事件,或对一个事件的纯粹猜忌(在萨德身上不断运作的猜忌),就让母亲在一个既激发吸引又激发排斥的肉欲方面出现了。可以崇拜的元素泄露了吗?不,这种可以崇拜的元素保持着其固有的价值,但它并不本质地属于母亲;它是纯粹的本质本身。从而,处女的图像取代了母亲的图像。

但精神分析家不得不坚持俄狄浦斯情结的理论,他们会说:这个(处女的)图像保持了母亲在禁止方面的俄狄浦斯特征。他们还会补充:正因为处女是母亲的一个变奏,是母亲的俄狄浦斯图像,她保持了这种排斥占有的特征。精神分析家只看到动机的一种连续的起源;他们无法承认一种计划的不连续性的观念,但只有不连续性才允许灵魂固定一个不可化约的价值。没有一个不可化约的价值,就没有良知和升华。但如果纯洁的图像在其女性的方面,首先是以母亲之化身的形式,向年幼的萨德呈现了,那么,这个图像无论如何都在萨德的心灵中,作为一种品质而独立地存在,这种品质随后和宗教的对象融为了一体,并因此变得庄严——或者说,可以亵渎的(在萨德这里是必须被亵渎的)。

在萨德看来,母亲扮演了阉割的角色,而在俄狄浦斯情结中,这样的角色属于父亲。对父亲而言,母亲是儿子的对手(在同性恋的层面上),正如母亲对女儿而言,是父亲的对手。所以,被剥夺了一切俄狄浦斯魅力的母亲,不仅代表了(社会和宗教的)禁闭和扼杀,还为了不可通达的处女的利益,丧失了纯洁的魅力(一种属于宗教和精神的领域,并源自被超越的爱情的亵渎魅力)。

对萨德自己而言的原始事件逃避着我们的探查。但这个原始的事件在萨德的婚姻背景中再现了:他的岳母,蒙特瑞尔夫人,取代了他的母亲;他自己则爱上了强配给他的妻子的妹妹。对他来说,乱伦的情境就体现为他对小姨子的这种被禁止的激情。一个关键的事件激化了这一情境:他从女修道院里带走了他的小姨子,一个修女,并让她成为了自己在第一次去意大利的旅行期间的情妇。萨德甚至在结婚多年后还念念不忘。这迫使蒙特瑞尔夫人,压抑的母亲的原型,采取了严厉的惩罚行动(投入巴士底狱等等)。

在这里,毁灭自己家庭的父亲的图像表现为萨德灵魂的无神论意识所采用的一种补充虚构。正是通过父亲的幻影,萨德离开了母性的牢房并得以和化身为处女的纯洁相沟通;萨德把处女的排斥性特征和父亲的僭越性特征对立起来。处女的天命暗示了对母性境况的弃绝;它无论如何也暗示了一个肉欲的家庭的创造,甚至是以精神母性的名义。在萨德看来,显然没有一种行之有效的天命,但的确存在着对他而言是模糊的处女纯洁的图像。弃绝没有问题,但通过一种强迫的方式,这个反对男性占有的处女纯洁的图像,表明了一道源于肉欲融合的家庭的禁令。伴随着这些暗含的主题,父亲的幻影,自身家庭的毁灭者,可以说成为了不可通达的纯洁的亵渎语境。

总而言之,我再次强调这种个人神话的摩尼教特征:对母亲的仇恨和对物质的仇恨是一个并且是同一个仇恨;对毁灭性的父亲的崇拜也源于毁灭原初纯洁的渴望。



[1] 本文援引了我的一篇题为《关于萨德的精神分析研究的草案》的文章的部分内容(Éléments d’une étude psychanalytique sur le marquis de Sade, Revue de psychanalyse 6, nos. 3-4[1933])。

[2] 通过其权力的可怕手段,蒙特瑞尔夫人对萨德的迫害把他降低至无能的地步。

[3] 萨德,《贞洁的厄运》,张章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0年,第229页。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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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德,我的邻居》前言

九月 2nd, 2012

克罗索斯基

当我远离迫使我写下“萨德,我的邻居”的那种心境时,我并未发觉我离那些总把萨德的无神论视为根本的人更近了,他们还把萨德的无神论当作一种被解放的思想的解放性力量的证据。从上帝中被解放,而无神论宣称上帝即无:这种思想将自身从无中解放了吗?它的自由是否也是……无?

近来完成的研究《恶棍哲学家》着手问答这个问题。它被置于一部新编的旧作的开头,其任务不只是关注作者的首要观念的颠倒,还要,如果可能的话,填补一道严肃的空白。作者坚持其最初的计划,这个计划已经开始在《萨德体系的纲要》(本书搜集的研究中最早的一篇)中实现了,或许作者当时还寻求对萨德和理性的关系作一番更加严格的检查,以如下的论点为基础:(1)理性无神论是一神论规范的继承,支持灵魂的一种统一经济,以及一个可靠自我的占有和同一;(2)如果人的至尊性是理性无神论的原则和目标,萨德,由于他清除了理性规范,追求人的瓦解;(3)在那个时代理性唯物主义以外的一切概念构想都缺席的情况下(正如《纲要》已经注意到的),萨德使无神论成为了整体畸形的“宗教”;(4)这个“宗教”包含了一种禁欲主义,即行动的冷漠重复的禁欲,它证明了无神论的不充分;(5)通过这样的禁欲主义,萨德的无神论把一个神性的特征重新引入了畸形,一个就其“真实的在场”只能通过仪式,即重复的行动来实现而言是神性的特征;(6)因此,限定或解放了萨德式畸形的不是无神论;相反,只要萨德试图以无神论的方式把自身的畸形理性化,这种畸形促使萨德把无神论去理性化了。

描述萨德的思想是一回事;描述萨德的无神论是另一回事。认识到鸡奸的不可还原的、原始的事实是必要的,从中,一种在不孕的客体身上获取的不孕快感(它被经验为规范之毁灭的一个拟像),发展了萨德式的情绪。从而,我们可以表明,在一种理性意义的掩盖下,一种情感的失常揭发了,上帝,规范的担保者,就是理性的一种失常。这种符合思想规律本身的揭发印刻在了共谋的回路当中。思想能够打破这样的回路吗?

但作者没有遵循《萨德体系的纲要》所敞开的道路,而是混淆了他的主题,想要运用绝对对象(上帝,灵魂的深度)决定的绝对欲望的心理—神学图式,对萨德灵魂进行分析性反思,来延展这第一份研究。如今,对作者而言,作品的最后部分(《在无神论的面具下》)似乎把问题投入了一种伪瓦格纳的浪漫主义。在描述萨德身上一种类似于“不幸意识”的东西的借口下,它最终把虐待狂归于无信念。这是通过一种本身就完全内在的论证实现的:萨德的心灵归于自身的意义是在一种禁止的基础上建构的;通过对上帝的审查,这个心灵在绝对的对象中反对绝对的欲望;但它没有因此消灭绝对欲望的持存。因为,这里的欲望是萨德的心灵在其中再也无法认别自我的被否认的不朽,心灵只能在不幸的限度内体验自我。伴随着这种对“相信上帝”的禁止(萨德自己采取了这个禁止并把它作为一个理性的表示),萨德式的自我结束了自身的全体性;最终是心灵对欲望的一种永恒的僭越(只当它决定毁灭这个对象的时候,它才能维持这种意义)和欲望对心灵的一种永恒的僭越(它坚持自身对对象的依恋)。脱离了这种不一致的共时性,萨德的心灵将依据一个并且是同一个要求,产生一种混淆,即欲望之净化和对象之毁灭的混淆,在这样的混淆中,毁灭是淫乐的,只是因为淫乐源于受伤的欲望并掩盖了灵魂的苦恼,掩盖了绝对对象的缺失。

无疑,将萨德从一种理性评论的险隘限制中释放出来的意图,促使作者用他随后相信的观念来阐释萨德的体验,例如在马吉安的摩尼教灵知中寻求灵魂的纯洁,在迦坡加德派为了释放“神圣之光”而进行的高潮仪式中寻找虐待狂的行为。但这种对异端的引用,只有当作者与一切表征,尤其是正统教义的表征保持距离的时候,才是真正清晰的。那么,作者并没有根据贞洁的一种“威严”的——但更多的是“牧师”的——辩解来说明或想象萨德的“不幸意识”,就像他在《忠于处女》一章里不可挽回地做了的那样;他也没有把这种“不幸”解释为面对处女的矛盾图像的男性气质的一个情结。他并没有看到,这个图像,由于它意味着生殖本能的死亡,是两性畸形神话的一种(一神论的)规范化。作者驱逐了鸡奸的主题(它在萨德那里是根本的),把它掩盖在一种渴望占有不可占有的处女(也就是神圣纯洁的肉身化)的被诅咒的男性气质的主题下,[1]并把它作为萨德心理构成的来源。作者必须坦白自己当时就沉溺于这样的浪漫主义,但这种浪漫主义的虔诚意向是他如今必须排斥的。



[1] 作者许久之后会处理这个主题,见《沐浴的狄安娜》(Le bain de Diane)中的《各安其位》(in su loco proprio)。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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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之轮回

八月 30th, 2012

克罗索斯基

对整体畸形的渴望是萨德身上实现快感的所有可以想象的形式,成为一个能够穷尽全部可能的主体的狂暴渴望(但这种全部的可能无法实现,实际存在的可能是不可能穷尽的,是不可穷尽的)。我们怎能不把它和迦坡加德的异端教义相比较?那个诺斯替教派渴望通过一种穷尽一切罪行的实践获得原初的纯洁,并把一道启示之光投到了我们正在研究的心灵之构造上。

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息,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马太福音》5:25-26)

迦坡加德派赋予这段话一个深刻的解释;他们从中看到了自身教义的证明,即对这个黑暗世界的创造者不加抵抗的教义,相反,耶稣把人从这个黑暗的世界中解救出来,让人回归天父的光明。根据他们的说法,对罪的疏忽导致了灵魂的重生,这是世界的创造者要求的,直到灵魂完成了其全部的罪。他们认为,罪行是一种向生命支付的贡品,一种生命的创造者命令的贡品。那么,一旦诱惑呈现了自我,灵魂就必然要把自己交付于罪,以免它被送给审判官(邪恶的上帝,这个世界的创造者),下到监里(一个新的肉体里),除非它一文不少地偿还了所有的债。对迦坡加德派而言,福音书教导人们的是,一个人如何不得不把属于光明的归于光明,把属于黑暗的归于黑暗。一切诺斯替教派所共有的灵魂重生的神话,假定了整体灵魂的一种量化观念;连续的重生穷尽了灵魂的罪。

其中的原因在于,迦坡加德派并不希望在耶稣身上认出化身为人的上帝,因为他的道成肉身开始承担所有的罪并废除了迦坡加德派意义上灵魂重生的必要性,或萨德意义上僭越行动的每一次重复的必要性。只要一个人拒绝上帝在人身上彻底肉身化的表象,一种为了穷尽有待实施的罪而重生的观念,或根据尼采的说法,相同者的永恒轮回的必要性,就让灵魂在回归一种最初的有意识的同一之前,经历了一系列各式各样的存在和身份,将自身向思想呈现为存在的如此众多的经济。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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