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即死亡

七月 9th, 2017

拉库-拉巴特

纪念萨拉

“生即死,而死亦是一种生。”

——荷尔德林,《在迷人的蓝光里……》[1]

 有一些原始场景——至少——自弗洛伊德以来,这已被人所知或承认。它们是模体:通过一种回抛的效应,被回忆,被重制,被重构,如果不是被简单地发明——就这样,被加工,它们透露或支配了一种命运,个体的或集体的命运。一个生命,如同一个文明,就是对这些开端性质的,或者更确切地说,不可追忆的场景的重复——严格意义上的反应——如果我们让“不可追忆的”这个修饰语说出了它应说出的东西:它们先于记忆本身,它们其实是记忆本身最为确切的可能性。一切生存——生存的事实——都是对那个按定义没有记忆的东西的记忆:出生。

场景的这一机制,有史以来最古老的机制,早已得到了神话学家和民族学家的证明:这是对那些被视为生存原型或行为开创者的神话图式或序列的援引。但不要忘了,古典的、古代的或现代的整个道德——从普鲁塔克到蒙田或尼采——都是基于对典范(“杰出人物”)的沉思;而基督教伦理,依照“圣徒传”,最终可被概括为《效仿基督》。众所周知,上帝之死的预言家把他的自传题名为《瞧这个人》。

所以,假定这个现象就是文学本身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点也不荒谬。文学的起源,同样,可以说是不可追忆的。然而,差别在于,文学对自身的维持是通过一段比出生的不可能之记忆还要不可能的记忆,虽然这是完全相反的记忆:死亡的记忆。

这就是阿尔托——在我看来,典型地——证明了的事情。当然是那个在老鸽巢剧院发表演说的阿尔托。

两个“原始场景”很有可能主宰了西方。还有西方的文学。或作为文学的西方。

荷马诗歌——永久地——安置了这两个场景。愤怒的场景(阿喀琉斯,《伊利亚特》),以及字面意义上,经历的场景:穿越一场危难的场景——正如人们知道的,它是一个航海的术语(尤利西斯,《奥德赛》)。西方是易于愤怒的,追求冒险的,富有经历的,甚至当它进入基督教时代,当《圣经》中上帝(先知)的愤怒对着希腊神话发出咆哮时,也是如此。或者,当精神的命运,它视之为其命运——如果不是命运之神本身——被称为荒野的历程,以及回归:回归自身,回归家(伊萨卡就是一个应许之地)时。或者:激情,死亡和复活。“有危险的地方,也有拯救生长”[2],荷尔德林如是说,他在康德身上看到了“(其)民族的摩西”[3]。但黑格尔,还有谢林,将哲学(西方思想),自其最遥远的起源起,定义为“意识的奥德赛”,他们本可以赞成相同的判断。然而,他们都继承了路德的这个知识:“上帝本人死了。”我会回过头来谈论这个。

愤怒的场景和正义有关,因此和审判有关:根据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末世论(它不一定是“弥赛亚主义”),就是最后审判。阿尔托,在他挑选的殉道者(典型的证人)——梵高,“被社会自杀的人”——的祈唤下,再度上演了这个场景。这(根本不是偶然地)叫做:《为了同上帝的审判决裂》。不要误会:存在着审判,但这是为了同审判决裂。对“最后审判”的最后审判,“目的王国”的终结。阿尔托在抗议,如同阿喀琉斯(或约伯),他寻求救济。这是试图在激烈和反叛——“神圣的愤怒”——中,实现神学-形而上学的劫掠,灵魂的盗窃。如此的愤怒可与尼采的愤怒相比,尼采同样痛苦,同样悲情。但也许更加艰难。最终恳求停止剥夺和夺占。尼采狂喜;阿尔托忍受殉难。他的问题绝不是:我是谁?甚至不是:我还活着吗?(这些终究是幼稚的、自恋的问题。)他的问题是:为何我被迫存在?为何我被逼疯(借用他自己的一个表述)?这是关于死亡——出生——的问题。

尤利西斯的经历,不是简单的航海;甚至也不是不屈不饶的回归。其高潮是穿越死亡,是落入冥府——由此是一个对所有伟大的(西方)文学来说不可避免的主题:从维吉尔和卢坎,到但丁或乔伊斯,再到布洛赫。这插曲,在技术上,被称为“招魂”(nékuia):英雄向死者迈出脚步——正如布朗肖说的,“彼处的步伐”(pas au-delà)——他跨过“这受蔑谤的浅溪,死亡”(这是马拉美的话):冥河,阿刻戎河。他返回。但他返回是为了不从他的返回中恢复。为此,他说话(他讲述),他写作:他知道他死了,这就是知识(科学)本身。俄耳普斯的神话没有别的意味,它是诗歌,也就是,艺术之起源的神话。

(不要以为这里说的只是为文学或哲学的反复思索而保留的抽象化。历史本身就服从这些场景:1940年的戴高乐是一种愤怒,1981年的密特朗则是向死者的下坠。象征秩序没有出现裂痕。)

这基本的回想只是基于对阿尔托为1947年1月13日的老鸽巢剧院演讲所准备的手记的阅读。在阿尔托临场创作的三份手记里——如果我们可以相信保尔·戴文楠(Paule Thévenin)提供的抄本——有一份手记写到,两千年前,阿尔托被钉死在了各各他。阿尔托就是基督:“上帝本人死了。”这无疑是一种“谵妄”。“治疗”阿尔托的医生,费尔迪埃尔,就这么跟他讲。我引用如下:

——(窃窃私语)阿尔托先生,您知道人们是怎么称呼谵妄的吗,就是一个人符合某个伟大的历史人物的个体特征,从而以为自己就是那个人物?

——你疯了啊,蠢货医生,你从哪里听说我把自己当作耶稣基督了?我就干脆告诉你吧,我再说一次,我,安托南·阿尔托,五十岁,记得各各他。我记得那个地方,正如我记得,1943年2月,罗德兹疯人院,在接受违背我意愿的电击治疗后,我死了。

——要是您死了,您就不会在这儿了。

——我是死了,真地死了,我的死是有医学证明的。然后我作为一个从彼岸归来的人回来了。

而我同样记得那个彼岸。

场景被绝对地搭建好了:这是最古老的场景,最久远的场景。阿尔托这样评论它(他未作任何判断,可以说,只是低语:“不怒喊”,他说):

正是第三次电击导致了我的死亡。

我在电击下艰难地入睡,我记得自己惊惶地辗转了不知多少时间,像是有一只苍蝇在我的喉咙里,然后我觉得我炸裂了,从我自己的遗体上蹦出,但没法把我自己和我的身体完全分开。

我飘浮在空气里,如一只被俘虏的气球,纳闷路在何方,而我的身体又是否会跟我上路(……)

我在那里挣扎,突然来了一声咔嚓,我又落回地上,我在房间里醒来,还是电击打倒我的地方。

我后来得知,费尔迪埃尔医生以为我死了,就叫两个护士把我的身体送到太平间去,而那一刻醒来恰好救了我的命。

阿尔托再度上演了整个场景。事实上,他就这样再度上演了所有的场景。也就是:所有的死亡。蒙田的死亡,他从马背上摔下(《随笔》,II,6,“论身体力行”);卢梭的死亡,他反复说过这事(《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梦》,II);夏多布里昂的死亡(《墓畔回忆录》);兰波的死亡(《地狱一季》);马拉美的死亡,他宣称“毁灭就是我的至福”并对好友卡扎利吐露“现在,我可以说我彻底死了”。还有多少其他的死亡,直至布朗肖的《我死亡的瞬间》。死亡的不可能之经历是文学的授权,没有一位关心文学之本质的作家不是从一开始就死了的。不然他还有什么重要的要说呢?

写作就是说一个人如何死了。这就是思想本身,它毫不惊讶地发现“我存在”这个事实不过是要被“我不复存在”的事实所打乱。死亡就如同思想的绝对命令,文学的绝对命令。黑格尔把这样的必然性变成了一个体系,但阿尔托在最极端的痛苦中大声说出了它,这就叫诗歌。

[1] 参见荷尔德林,《浪游者》,林克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235。——译注

[2] 出自荷尔德林的《帕特默斯》。参见《浪游者》,同前,133。——译注

[3] 出自荷尔德林1799年1月1日致兄弟的信:“康德是我们民族的摩西,他领导人民走出埃及的颓败,进入自由而孤独的思辨的荒漠中,他从神圣的山巅为他们带来生机勃勃的法规。”参见《荷尔德林文集》,戴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410。——译注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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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显明的光中

十一月 21st, 2013

阿尔托

在显明的光中,在大脑之现实的光中,

在一个我们能够获得这个世上的声音和对事物之感受的点上,

带上一个人的双眼,他有所依赖,他感到事物在他身上再次建立,他盯着一个新现实的开始。

在这样的状态里,最简单、最平凡的现实没有抵达我,惯常现实的瞬间压力从不穿向我,而我甚至不抵达赤露实存的层面。

那么,让你已经进入的这种压力和这种感觉在白日的光中泄出,并把其明显的一面和其正常的命运暴露给世界,而世界用你在一个体系中再现的东西,用再现你的一个总和,用再现了你的那个总和,引起人们的注目。

不,严格地说,只有事物的体积,还有它们在我身上的感觉和共鸣:终结于思想的共鸣。

要被事物卷走而不死盯着其更加华而不实的方面,并且总要寻找仅仅揭示事物之最小方面的定义,

但仍要在自身当中拥有事物的涌流,并和那一涌流处于同一平面,至少是和生命处于同一平面,而不总被我们悲惨的精神状况留在间隔当中,

要和对象及事物处于同一平面,在你内部同时拥有其整体的形状和定义,

每当灰质的感觉和视觉在你体内开始运动的时候,就让灰质的焦点也开始它们的运动。

*

只此一次

(a)我似乎真地在坚定地证明,我没有思考并意识到它,并且我是思想虚弱的,但我认为所有人都是思想虚弱的,其次,最好是虚弱并且处于一种对你的心灵做出退让的永恒状态。这对人是一个更好的状态,一个更正常的状态,更适合我们阴险的人类状况,适合人追求意志的这一阴险的虚饰。

我有一种茫然发呆的想象。

*

我们四面被问题的群山所包围:

诅咒任何自认为可以逃脱它们的人,诅咒他,如果他认为自己可以无所思考地行动。

历史上怎样的一个时期包含了这种在心灵的冰山之颠发生的征服的绝望尝试,并能够像展示财产一样把它展示出来。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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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托

十一月 1st, 2013

布朗肖

二十七岁时,阿尔托把一些诗寄给了一家杂志。杂志编辑礼貌地拒绝了它们。随后,阿尔托试着解释他对这些有瑕疵的诗的依恋:他正在遭受这样一种思想之遗弃的痛苦,即他无法简单地忽视自己从这一核心的非存在当中打造出来的形式,不管它们是多么地不完善。这些作为结果的诗歌的价值是什么?在随后的信件交流中,杂志编辑,雅克·里维尔(Jacques Rivière)突然建议发表这些关于未出版之诗作的信件,而部分未出版的诗作,如今会以一种说明性文献的地位出现。阿尔托接受了,但条件是真相不应被隐瞒起来。这就是同雅克·里维尔的著名通信,一起意义非凡的事件。

雅克·里维尔意识到这里的异常了吗?他认为不完善的和没有发表价值的诗歌,在得到其不完善之经验的说明后,就不再如此。仿佛它们所匮乏的东西,它们的缺陷,因为那种匮乏的明显表达和对其必要性的探索,变得丰富和完满。雅克·里维尔感兴趣的不是作品本身,而明显是作品的经验,引向它的运动,以及它笨拙地再现的模糊而无名的踪迹。不仅如此,这样的失败——它事实上没有像它随后吸引那些写作和阅读的人那样吸引里维尔——成为了被阿尔托的解释所令人惊讶地照亮了的心灵之核心事件的一个切实的符号。所以,我们正接近一个看似把文学和艺术联系了起来的现象:也就是说,没有一首诗歌不把其自身作为诗歌的完成当作其隐含的或公开的“主题”,而作品,出于它从中到来的运动之缘故,时而被实现,时而被牺牲了。

在此,我们会想起里尔克在大约五十年前写下的书信:

一个人走得越远,生活就变得越个人,越独一。艺术作品就是对这种独一现实的必要的、不可辩驳的、永远确定的表达……正是在这方面,作品为任何一个被迫创作它的人提供了非凡的帮助……这给了我们一个肯定的解释,关于那种让我们自己屈服于最极端之折磨的需要,它看上去没有说什么有关折磨的东西,直到我们让自己沉浸于我们的作品,不是为了通过谈论折磨来减少折磨:独一的东西——别人无法理解或无权理解的东西,属于我们自己的特别的狂乱——只能通过在我们的作品里占取它的位置来获得任何的价值,以在那里揭示它的法则,一种只能由艺术的透明来彰显的原始的形象。

所以,里尔克绝不意图直接地传达作品从中而来的经验,极端的折磨,其价值和真理只能通过沉浸于它在其中——可见地,不可见地——出现的作品,艺术的遥远光芒而诞生。但里尔克自己总是保持这样的审慎吗?他明确地表达这样的审慎,不恰恰是为了打破它,甚至是在他保护这样的审慎,知道自己和所有人一样无权打破它,而只能与之保持联系的时候?那属于我们自己的特别的狂乱……

思的不可能性就是思想

雅克·里维尔是无可挑剔地善于理解的,留心的和敏锐的。但在他们的对话中,明显有一定程度的同样仍难以定义的误解。这一次,阿尔托仍十分耐心地对这样的误解保持着不断的警觉。他明白他的通信者试图通过承诺未来会带来他所缺乏的一致性,或通过向他展示心灵的脆弱对此是必要的,而让他安心。但阿尔托不想要安心。他和某种如此严肃的东西联系了起来,以至于他无法忍受它的平息。所以,他同样意识到非凡者,以及其思想的毁灭和他不顾这“名副其实的衰败”而能够写下的诗歌之间存在的,对他而言几乎难以置信的关系。一方面,雅克·里维尔没有发觉事件的例外本质,另一方面,他没有看到这些在一种精神缺席的基础上产生的心灵作品的极端之处。

当他带着一种让其通信者印象深刻的沉着洞察给里维尔写信的时候,阿尔托让人毫不惊奇地掌控了他想要述说的东西。只有他的诗歌让他敞开了面对他正遭受的思想的核心缺失,一种他随后用尖锐的言词和,例如,这样的形式,唤起的焦虑:“我正在谈论的是一切精神之失效的缺席,一种没有图像、没有感觉的、冷酷的受难,就像对凄惨之失败的一种难以描述的抵触。”那么,他为何写诗?他自己为何不满足于成为一个为日常的目的而使用语言的人?一切都暗示了,诗歌,对他而言,关系到“思想的这种既本质又短暂的侵蚀”,因此,诗歌本质上被包含于这种核心的缺失,诗歌既让他确信,只有诗歌才能成为这种缺失的表达,又在某种程度上承诺保留这样的缺失本身,保留他的思想,就思想缺失了而言。所以,他开始有点不耐烦地、傲慢地说:“我是一个在其语言和思想的关系中几乎敏锐地感到了语言的令人困惑之混乱的人……我开始迷失于我的思想,正如一个人做梦,正如他在思想中渐渐地睡着。我是一个知道缺失的最内在之幽穴的人。”

他不关心“清楚地思,清晰地看”,不关心具有一致的、恰当的、表达清晰的思想,他知道自己拥有关于这一切的才能。当朋友们对他说,你想得很好,为词语而迷失是一种普遍的经验时,他就感到烦恼。(“我有时被认为在表达我的不完善性,我的根本缺陷,以及我所声称的无助上,过于地出色,因为这种表达不过是一种虚构,一种完全的无稽之谈。”)带着苦难的经验所提供的深刻性,他知道思不是简单地具有思想,并且,他具有的思想只是让他感觉自己还“没有开始思考”。这就是他反抗的可怕的痛苦。仿佛他不顾自己并通过一个让自己发出呼喊的悲惨错误,他抵达了一个点,那里,思总已经不能够思考——就像他说的,一种“非权力”,它,可以说,是思想的本质性东西,但又让思想变成了一种最痛苦的缺失,一种虚弱:思想从这个中心立即发散出去并消耗它所思考的一切有形的实体,在所有的层面上都分化为如此之多的个体的不可能性。

诗歌同作为思想的思之不可能性相联系,这是无法自我揭示的真理,因为它总是转身离去,要求他在他真正经验到它的那个点之下来经验它。这不仅是一种形而上的困难,它也是受难的迷狂,而诗歌是这种永恒的受难,它是“黑暗”,“灵魂的黑夜”,“呐喊之声的缺席”。

在一封大约二十年后写下的信中,那时,他已经历那把他变成了一个固执、暴躁的存在者的折磨,他最为简朴地说:“在文学中,我通过写书来开始,为的是说,我根本不能写任何的东西。我的思想,在我有东西要写的时候,就是最被否认的我。”再一次:“我书写只是为了说,我没有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并且,当我在做什么的时候,我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做。我的全部工作已经并且只能建立在虚无之上。”常识迅速地提出了问题:如果他无物要说,那么,他事实上为何不说无物?我们会回答,当无物几乎只是无物的时候,一个人自己无法满足于说出无物;然而,在这里,我们表面上面对着这样一种根本的无性,以至于在它所代表的过度中,在它所接近的危险和它所唤起的张力里,仿佛是作为一种从中摆脱的代价,它要求构想一个最初的词语,以驱逐一切说了什么的词语。一个无物要说的人如何不努力开始言说,开始表达自己?“我特别的虚弱和我的荒谬在于不惜一切代价地渴望写作,渴望表达我自己。我是一个已忍受了巨大的精神苦难的人,为此,我有权言说。”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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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波卡特佩特传说

十月 5th, 2013

阿尔托

当我思考的时候:人,我思考

甜土豆,波波,粪便,头,帕帕,

而轻轻呼出的“l”激起了那一切。

甜土豆,存在之锅的必需品,存在或许会有它的一锅。

而甜土豆之后:粪便,你复像的气息看见了,如果你愿意的话,必需品的地牢。

如果他们没有在存在的洗礼圣水器上把人焚烧,他们就可以打破并埋葬他。

因为洗礼就是违背一个存在者的意志来煎煮他。

赤裸裸地出生,赤裸裸地死亡,这个人被他们,“在生存的断头台上”,煎煮、扼杀、悬挂、拷打、洗礼、枪杀、焚烧、诽谤、斩首,“砰砰!”

这个人一天要把婴儿吃三次。

他何时能够安然地吃?

我是说,他的牙槽中没有潜在的吸血鬼,

因为谁独自一人吃着东西,而没有神明?

因为一碟扁豆比《吠陀经》《大梵经》《奥义书》《罗摩衍那》《爱经》更有价值,只要它在体腔最深处的阴影中维持着低音管,从中,人,行动者,喷吐出了在其苦难的碟子下咀嚼其眼睛之视觉扁豆——或者当他的纤维在解剖刀下紊乱的时候大叫并诅咒——的教规。

当我说:

屎,阴茎的屁

(这屁以宏伟的诅咒风格释放,同时在警察的靴子底下喷出),

当我说:生命的恐怖,我全部生命的孤独,

粪便,孤独的囚禁,监狱,死亡血统

饥渴的坏血病,

紧迫的瘟疫,

神便在喜马拉雅山上回应:

用科学的辩证法

用你使用权、生存和受难的算法,用反叛流溢(ATZILUTH的生命的被磨碎了的骨骼,

对这,

也就是我自己,

我说去他的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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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达赖喇嘛

十月 5th, 2013

阿尔托

我们是你最忠实的仆人,哦,伟大的喇嘛,用你的启迪,用一种我们被污染的欧洲心灵能够理解的语言,给予我们恩典,并且,如果必要的话,转变我们的心灵,为我们创造一种心灵,让它完全地转向那些让人类心灵不再受难的完美巅峰。

把我们变成一个没有习性的心灵,一个真正冻结于心灵的心灵,或一个具有更纯粹之习性的心灵,你的习性,如果它们可以帮助我们走向自由。

我们被咆哮的教皇、持异议者、批评家和狗所包围,我们的心灵转到了狗身上,它们直接用大地的观念思考,它们根深蒂固地在当下思考。

教我们,哦,喇嘛,教我们质料的物理飘升,教我们如何不再受地面的束缚。

因为你很清楚灵魂的透明释放,清楚我们所谓的心灵当中的心灵的自由,哦,不可接受的教皇,哦,心灵中的真正教皇。

我用内在的眼睛凝视着你,哦,内在之巅峰上的教皇。我内在地如你:我,尘埃,观念,嘴唇,飘升,梦,呼喊,观念的弃绝,在一切的形式中悬置起来并且只冀求心灵。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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