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洛德·奥什的时代

二月 26th, 2018

米歇尔·莱里斯

天穹之下,可视之万物当中,唤醒精神,迷醉感官,动人心魄,或见之赞叹,或睹之色变者,莫过于异兽奇人,怪形畸体,损天工,毁地造,破灭自然杰作。

——皮埃尔·博埃斯图欧,《异怪史》,巴黎,1561年,引自乔治·巴塔耶,《自然的偏差》,收于《档案》,第2年,第2期,1930年。

一片普通的海滩及其家庭度假别墅,还有猛烈的夏日暴风雨;一座西班牙城市,少不了异国游客拜访教堂,或在斗牛场消遣午后时光:这就是《眼睛的故事》发生于其中的连续场景。如同萨德(Sade)想象过的那些最著名的作品,这部虚构的小说兼具犯罪体裁和情色体裁的特点;它以火焰的笔触,照亮了一种哲学。萨德已将此哲学公布天下(他把阐明其观念的任务托付给其笔下的众多人物),但在乔治·巴塔耶的处女作里,这一哲学仍隐而未现。

该虚构作品以第一人称写成,这在情色文学史上不乏先例。它突显着既纯朴又狂暴的怪异特点,呈现了一种独一性:那个被视为叙述者的“我”公然成为了另一个真实之“我”的重影,因为这部虚构作品附有一篇自传说明,它讲述了一些让作者印象如此深刻的童年和青春往事,以至于它们在一篇初看上去与之毫无关系的故事里,以种种改头换面但事后又可加辨认的形式重新出现了。在1928年发行的第一版里,这第二部分接着“故事”(Récit)被如是标出,构成了一个姐妹篇:“巧合”(Coïncidences);它明确且不加打断地把虚构作品和其心理基础联系起来,从而将亲身经历的分量和情感性质赋予了一篇至少就体裁规范来看显得过分的故事。但在“1940年塞维利亚版”和“1941年布尔戈斯版”中,这篇题为“回忆”(Réminiscences)的说明不过是一个以更小的字体印刷的附录;它此时位于故事之外的另一层面,呈现为一个简单的评述,似乎有所删减,甚至不少地方还有所缓和。或是因为作者执意要轻轻地抹掉其幼年和少年时代父亲和母亲在他身上唤起的那些情感的过于内心化的秘密,或是因为作者觉得自己从俄狄浦斯情结的角度出发,也许错误地采取了一种观点,扭曲了某些事实。这最后的版本取消了一段话——仿佛巴塔耶逐渐觉得这样的声明招致了谬误或不合时宜——它指出“这个部分想象的故事”是以小说的方式创作的,其中,作者让他的心灵在一切思辨或说教的目的之外进行游戏:“开始写作的时候,我并没有确切的目的,我的写作主要是由一种忘却的欲望激发的,即至少暂时地,忘却我能够个人地所是或所为的事情。”从一个版本到另一个版本,前后两部分之间——同时也是真实的“我”和叙述的“我”之间——打开的裂隙表明,一种毫不含糊的自我批判已然展开:巴塔耶从此深深地投入了一种本然地哲学的反思,他似乎一方面更为严格地评判其阐述的尝试,另一方面则不再承认他的事业能够具备一种本质地无端的特点。不然的话,他为什么要删减说明并缩小其字体,而且去掉上述的引文呢?他为什么要在其撰写一份更精炼版本的总体计划的框架下,从虚构作品中删除某些恰好(有时不失讽刺地)突出其小说性质的风格或发明的细节?就此改良后的作品当然在精度上更胜一筹,且丝毫未失其侵蚀的威力;但对某个一开始就读了其最初形式的人而言,要把最早的版本丢到一边并不容易——虽然做起来其实也没什么困难——因为最早的版本最意气行事,相应地,也就最吊人胃口了。

在为第一版神魂颠倒的人当中,我承认自己几乎毫不例外地宁愿它不经修饰、保留原样(其配图出自当时的超现实主义者安德烈·马松[André Masson]之手,后者采用了一种与其说是真实主义的不如说是抒情化的风格,一如他为《伊蕾娜的阴户》[Le Con d’Irène]所作的配图,这两部作品也由相同的出版商推出);此外,令我遗憾的是,英译本——它基于最终定本,并像一些法文本一样,称其是由《艾德瓦尔达夫人》的化名作者皮埃尔·昂耶利克,而不是由洛德·奥什所作——以《饱欲的故事》(A Tale of satisfied desire)为题,其好处是彰显了情节的推动力:欲望的满足;但“眼睛”一词不再似一盏桅灯隐隐将之照亮。我意已明:在此我显然会一直以旧版为参考,它或许算不上最好(它当然是部草率之作),但在我看来,它有些许启示的样子。

两个阳光普照的布景平淡无奇,其中一个充满布尔乔亚气息,另一个也差不了多少,因为其如画的风光并未超出旅游的层面(当然是时尚旅游,它并没有西班牙旅行从那时起来得普遍)。我们会觉得,作者挑选这两个舒适平凡的布景是为了更加鲜明地突显叙述者和他的女友所尽情制造的偏差:起初只是淫荡和污秽,最终则变得血腥。少男少女性欲狂暴,却不乏嬉戏,其苦闷的贪求里还流露着一种神圣的潇洒。除了这对情侣,还有一些角色也属于富裕的社会阶级:一个十分年轻的女孩,她与其说是个同谋,不如说是个着了迷的牺牲品——这个本和别人一样温柔的金发女孩在如此的错乱里举止激烈,最终发疯并绞死了自己——然后是一个更年长的英国人,他在该故事的彻底萨德化的插曲里,扮演了一个类似于仪式主持者的角色。还有两个木偶般的傀儡,他们典型地代表了那些通常要人对之极为尊敬,却不恭地遭到了嘲弄的人物:一个是女主角的母亲,女主角在阁楼上作乐时把尿撒到了她身上;另一个是塞维利亚神父,他被迫参与一场渎圣的狂欢,随后遭到杀害,他的眼睛还被扯出来,被女主角塞入她女性的窦穴——这个场景如封神一般为整个叙事加冕,它结合了三种越界的方式:性欲的谵妄,渎神的放肆,以及谋杀的狂暴。在这一切的中心,有一个以人眼为枢轴的真实故事,而巴塔耶愉快地(正如他在第一版的说明里写的)将它融入了一篇本质上仍是虚构的叙述。那故事就是备受尊崇的斗牛士曼努埃尔·格拉内罗(Manuel Granero)之死:1922年5月7日,他在马德里斗牛场被牛角刺穿了眼睛。有一名正在西班牙首都进行大学旅居的年轻的巴黎文献学院学生观看了这场过于难忘的斗牛表演,而他很快就会成为这些文字的作者:首先是几场放荡但近乎天真的游戏,玩弄牛奶——喂猫的牛奶——玩弄鸡蛋;然后是年轻的疯女孩自杀的插曲,但她的自杀并未阻止她继续潜在地到场(这儿有一个城堡鬼故事的现代范例:在此,城堡成了一个精神极不稳定的女孩及其幻影所住的疗养院,而她要晾干的尿湿了的床单则在人们眼中呈现出鬼魂的样子);接着就是这场眼珠被刺穿的意外事件,之后不久便是一起蓄意的残暴行为,它不再玩弄一个内部黏稠、金黄的球体,即鸡蛋,而是把一颗几分钟前还有感觉的眼球作为了玩具。他和她,连同他们的英国伙伴,就这样达到了高潮,正如叙述者在开篇不久后说的:“我们不缺乏羞耻,相反,我们缺乏某种急切地驱使我们尽可能狂妄地蔑视羞耻的东西。”

鸡蛋,眼睛:这两个固体不失几分外形的相像,并由发音几乎相同的词语写成复数。对巴塔耶——还有他的女主角——而言,它们和太阳有关。1930年,在一篇献给毕加索(Picasso)的文章标题中,巴塔耶将太阳形容为“腐坏的”(参见《档案》,第2年,第3期)。其正文写到“[公鸡]可怕的、尤其是太阳一般的叫声总类似于一次屠宰的尖叫”,并指出,伊卡洛斯(Icare)的神话表明“上升的顶点其实混含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坠落,一种前所未闻的暴力”。1931年也有一个太阳,出自《太阳肛门》(L’Anus solaire)的订购公告,那是一种以预言和幽默的口吻宣告的宇宙论,它称太阳“像龟头一样红润恶心,又像泄孔一样敞开撒尿”,至少看它的人无不害怕自己头晕目眩,如“盛夏之时,面颊通红,浸透汗水”;这和《眼睛的故事》的主角们所处的情境一模一样:西班牙的阳光如此强烈,像是融化了一般,乃至于取代了海滨浴场的夏日光芒,那里的夜空还不时地被闪电划破。

鸡蛋:乡下鸡舍的纯洁产物,童年复活节的奢侈品,一个和新生、和世界起源紧密相关的高度象征化的客体。对故事说明里的“我”而言,它让人想起失明病弱的父亲撒尿时睁开的眼睛。对叙述者和他的女友而言,它既是一个被他们正常使用(食用)的东西,又是一个被他们如此不知羞耻地滥用的玩意,以至于没多久,一看到它,他们就会脸红,并心照不宣地停止说它的名字。

眼睛:1929年9月,巴塔耶(在《档案》第4期词典的“眼睛”条目中)揭示了和该身体部位相关的极端模糊性。这个器官,既是道德意识的一个化身(“良知的眼睛”[l’œil de la conscience],一个广泛使用的老生常谈的表述),又是一个压抑的形象(一份专载犯罪故事的刊物不是长期以“警察的眼睛”[L’Œil de la police]为标题吗?这份彻头彻尾的萨德主义的出版物以一只眼睛为图形标志,或许只是“一种嗜血的盲目渴求的表达”)。对西方人来说,它是一个既迷人又让人不安的客体,并且,其动物的形态如此抵制食用,以至于“我们从不吃它”。但其他民族对它有完全不同的态度。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Louis Stevenson)凭借其在南太平洋诸岛长期生活的经验,就把眼睛称为“食人族的佳肴”。巴塔耶注意到“极端的诱惑很可能处于恐怖的边缘”;他指出,在这方面“眼睛可和刀刃相比,后者的外表同样会引起相互矛盾的强烈反应”。他补充说,这无疑是路易斯·布努埃尔(Luis Buñuel)和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i)的隐晦感受;他们俩是《一条安达鲁狗》(Chien andalou)的当时几乎不知名的作者,而在那部“非凡影片”开场不久的画面中,“一把剃刀生生切开了一位美丽的年轻女子的闪亮眼睛”。此外,巴塔耶还附上了格朗维尔(Grandville)的一幅素描,画的是艺术家做过的一场噩梦:一名凶手被一只复仇的眼睛追赶到大海深处并变身为鱼的故事。这只眼睛所连续呈现的变形把一个独一无二的意象变成了另一个“眼睛的故事”:如同巴塔耶的小说,此处的引线也取决于视觉器官。最后,巴塔耶讲述了一则既恐怖又诙谐的轶事:一名被判死刑的犯人,克朗彭(Crampon),临刑前扯出自己的一只眼睛,当作礼物送给了想要伴护他的神父;不俗的玩笑,因为神父不知道这眼珠是玻璃做的。

由此可知,眼睛的主题对巴塔耶来说是多么地重要。在词典的同一条目下,还有两篇应邀撰写的文章:一篇出自罗贝尔·德斯诺(Robert Desnos)之手,题为《眼睛的图像》(Image de l’oeil),它从语言学的角度评论了一些涉及眼睛这一词语或观念的流行用法,其中还不乏淫亵的暗示;另一篇的作者是马塞尔·格里奥列(Marcel Griaule),他从民族志的角度探讨了“邪恶之眼”(Mauvais œil)的信仰。此外,还有一条最终的评注指出,惯用语“使眼色”(faire de l’œil)被认为太过通俗,以致未被收入法兰西学院的词典。(在我看来)正是在那一时期(它可被称为《眼睛的故事》和《档案》时期),巴塔耶关注起自然科学的种种奇异,开始对松果体,人脑当中一个功能不明的小部位感兴趣。根据《拉鲁斯大百科全书》(Grand Larousse encyclopédique)的说法,笛卡尔(Descartes)曾把这一部位视为“接收并向灵魂传送外部印象的中枢”。但巴塔耶——如果近四十年的时光流逝还没有让我曲解他的意思——更喜欢视之为一个命中注定要朝向高处,即朝向太阳的眼睛雏形;由于人类进化未将此命运进行到底,因而松果体终归是一只失败了的眼睛。

鸡蛋,眼睛:在这两个碰撞的元素之外,巴塔耶又加上了刚被宰杀的公牛的睾丸,其外形酷似粉色的鸡蛋或眼球,而叙述者的女友让另一个同伴把公牛睾丸带到其所在之台阶的向阳一侧(相较于人们更中意的阴影区域,她无论如何要选阳光下的位置),目的不是像以前的一些斗牛爱好者那样加以烹煮并马上吃掉它们,而是把它们放到其赤裸的屁股下。“‘这是生睾丸’,埃德蒙德先生用一种轻微的英式口音,对西蒙娜说。”西蒙娜先是咬了其中一只睾丸,随后又把另一只塞到她的私处;后一举动做出之时,格拉内罗正被那头“太阳怪物”的尖角刺伤,眼珠都蹦了出来,仿佛两个事件通过某种隐晦的巧合而召唤出彼此。黑发的西蒙娜就盼望着如此的献祭,她是一个新的莎乐美,爱上了一个被斩首的替代者,但只有经过一场以塞维利亚教堂为剧场的卑劣谋杀,她才得到了她所觊觎的怪异玩具。

尿液,血液:西蒙娜把前一个有着太阳般色彩的液体的喷射比作“光一般的枪击”,而她年轻的金发朋友在其每每快乐得抽搐起来时忍不住一泄千里;后一个更为深暗的液体,则由这个伊卡洛斯,格拉内罗,和那个可怜的殉道者,被挖掉眼珠的神父,所溅洒。除了牛奶(它洁白得不容亵渎),除了精液(叙述者将之比作银河:“星辰的精液和宇宙的尿液,在星丛的圆环构成的天灵盖上,打开了一个古怪的缺口”),已找不出其他可能的奠酒:一者卑污,另一者壮烈,其含糊的潜能——嘲弄和放纵的欲望——要由一个男主角,尤其是由一个女主角来实现;后者对“阴险残酷之闹剧”的品味,以及她从不平息情绪,借着最恶劣的放纵无度,傲慢而快乐地抖动身躯的方式,都类似于阿兹特克的神:“阴森的恶作剧者,一身不怀好意的幽默”。就在他以洛德·奥什的戏谑笔名发表《眼睛的故事》的那一年,巴塔耶还以国家图书馆管理员的身份参与了一场有关前哥伦布时期艺术的大型展览;受此展览的激发,他写了一篇文章向阿兹特克的神灵们致敬。“墨西哥”,他在描述了祭仪的残酷和某些阿兹特克神话的滑稽怪诞后评论道,“不只是最鲜血淋漓的人类屠宰场,更是一座富饶的城市,一个真正的威尼斯,它有河渠行桥,有富丽堂皇的神庙,尤其是有鲜花盛开的美丽园圃。”

在这座受巴塔耶如此高度评价的城市里,正如在《眼睛的故事》以及《档案》词典的“眼睛”条目(那里汇集了不少从另一层面上对故事说明加以补全的元素)中,一个个通常被视为相互对立的概念,均以并连的形式出现:恐怖与嬉笑,辉煌与恶心,轻盈与沉重,奢华与灾祸。种种对立的如此一致,正是巴塔耶思想的力线之一,而《眼睛的故事》的叙述者,则发觉自己头晕目眩地冲它而去:“死亡乃是我勃起的唯一后果,如果西蒙娜和我死去,那么,我们无法忍受的个体幻觉的世界无疑会被纯洁的星辰所取代,它们和任何的外部凝视都毫无关系,在一种没有人类延缓或迂回的冷漠状态中,它们将实现某种作为性放纵之目标而击中我的东西:一种几何学的炽热(在别的事物中间,这就是生命与死亡,存在与虚无相融合的点),完美得炫目。”但这一切,只有到了后来,才得以明确地表达;那时,巴塔耶会得出他自己关于神圣者之模糊性的观念(或者说,神圣者有两副面孔,一左一右,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这一观念是他从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那里发现的,并且对他来说,这是一个活跃的思辨酵母,就如同另一个同样源自莫斯的视耗费为至尊性之手段的观念——而且到那时,他又会在一个不同于社会学的新层面上,吸收尼采的教导了。但目前,他还是个野蛮的哲学家,与其说他正寻找一块由方法理性所支配的白板,不如说他正追求欢乐地洗劫道德律令,快活地蹂躏由审慎逻辑所绘制的路线;他似乎把支撑或反映其内心执迷的感性主题,杂乱无章地,统统扔到了纸上;这一堆主题会在日后得到回顾,或变精练,或变充实,但此时,它们只因自己刚从混沌中释放出来,而显得愈发动人。

这篇迅猛的故事,实则多么杂乱,它打破了低卑和高贵之间的一切阻隔,交织着最污秽的物质(排泄物,呕吐物)和最庄严的宇宙(大海,风暴,火山,日月,星空),编汇着最粗俗的事物(我们不是可以说,西蒙娜懂得将一道神圣的光晕赋予某些物体吗:鸡蛋,公牛睾丸、眼睛?仿佛她确实坐在它们上面)和最矛盾的浪漫(女主角受一种疏离感的刺激,玷污了年轻的疯女孩的尸体,接着在塞维利亚,后者又成了男主角眼中“灾难之悲伤”和极端之恐怖的幻象:当西蒙娜半吞着教士的眼珠时,男主角竟觉得那眼珠好像是曾遭囚禁的马塞尔的眼睛,他发现那蓝色的眼睛在流泪,看着它,他想起马塞尔曾求自己把她从一名神秘的红衣主教,“断头台上的神父”手中救出,但红衣主教其实是她在一场使其发狂的喧闹聚会上看见的男主角本人,而当她意识到他和红衣主教是同一个人时,她就害怕得自杀了)。既人性又非人性的种种相关的元素彼此交叠,与其说是按照一般的象征主义,不如说是根据叙述者(他实乃作者的代言人)所如是简单呈现的个人联想,以及一种奇怪的自然辩证法;那一辩证法把宇宙还原为一个圆环,而构成该圆环的每一项只是另一项的反射或它向另一区域的转移;宇宙就这样成为了一部词典,但词语的意义却在其中消散,因为每一个词语都由另一个所定义。我们会在《太阳肛门》的开篇读到:“世界是纯粹的戏仿,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每一事物都是对另一事物的戏仿,或者是同一事物的虚伪形式。”在一个“装饰复杂而曲折”,让人想到印度并促发爱欲的祭坛前,发生了眼睛的惊人胜利,这构成了那些勾勒《眼睛的故事》的生动画面(它们有时是主角想象出来的,有时又由主角付诸实践)的最后也最令人窒息的一幕。这难道不是超现实主义拼贴或照相机所允许的叠印的物质化吗:种种和诗歌双关所依赖的词语游戏一样让人不安的物体游戏,尤其是身体各部位的游戏,介入了血与肉的图像?

巴塔耶的写作“没有确切的目的,主要是由一种忘却的欲望激发的……”,意即,它完全地自由(只让自己屈服于“淫荡的梦想”)。这很可能是若干对调所产生的幻想组合在其身上涌现的必要条件;而在一个如此缺乏等级,以至于一切皆可互换的宇宙内,那样的对调拥有无数的可能性。遇害者的眼睛,被嵌入了最生动鲜活的女性肉体,几乎就是一种巴洛克的构造,并且,此构造的充沛会让人想起神秘的远方和爱欲的行为;但自杀的女伴的眼睛,通过温情的回忆,叠加于这只黯淡的眼睛;其生理方面的一种添补——淫乐的排尿的痕迹——模仿着泪水,又使目光在活着的女友身上,看到了那个经由一种通俗的隐喻而与这眼睛相像的贪婪盲点。对叙述者来说,寓意着爱与死的“梦幻般的错觉”,似乎应答了他对那些只有通过断裂和撕扯才得以抵达的无以言表之物的等待:“我发现自己面对着某种东西,某种我在想象中一直等待的东西,正如一座断头台等待一根脖子。”这些话会在十七年后的《论尼采》(Sur Nietzsche)里找到回音:“我爱恋的狂暴面向死亡,如同窗户面向院子。”

如果《眼睛的故事》,这首以小说形式呈现的诗,其作者洛德·奥什根深蒂固的迷人魔力与作品内部一个无礼抒情的“我”(他酿制着屠宰场的废屑,天空的蓝色和污物)和一个冷酷自传的“我”(他试着借助一些标记,将些许秩序引入这场末世灾难)之间持续进行的相互渗透大有关系,如果“奥什”(Auch:“哦嘘”,如厕时发出的声音)这个名字以一种简洁的方式将一切遣回到了更低级的语言所谓的茅厕,而它贵族气的前缀(Lord:大人,天主)又把它打扮成一个时髦的绰号,如果这黑色幽默的产物已然掩盖了乔治·巴塔耶的真正面目(多年后,他炮制出一套僭越的辩护理论,在推翻既成观念的高墙时,还绞尽脑汁地阻止其他理想之墙将他围闭),那么,我们会说,这部处女作——因其私下出版,因其注定要被打入图书馆的地狱,它本身就承担着罪名——如游戏一般,只以僭越、打乱和摊平为目的。

在这场无法无天、侮辱偶像的节庆里,眼睛——那个极似太阳的器官——所遭受的攻击,作为主导的攻击达到了高潮,而另一只“警察的眼睛”(因为它属于教会人士),如公牛的第二颗睾丸,所获的待遇将女性的性器官变成了食人族的嘴巴;深刻的洞见不停地从中显现,却只是电光火石一般,或如那片阴云密布、隐藏无限的低沉天空的中心,突然打开了一道裂口。这个故事,像一场清醒的梦,沉浸于不太可能的情节,丝毫没有召唤过奇迹,它从众多真正悲剧的题外话里形成,一旦达到顶峰,就变成喜歌剧的化装舞会,仿佛为求完成,神话不得不自贬为一出《地狱里的俄耳普斯》(Orphée aux enfers)——“第四日,英国人在直布罗陀海峡买了一艘游船,我们起航,随同一班黑人,开始了新的冒险”,通过召唤一种表面的异域情调,凭借其对可能之续集的貌似安排,连载故事的帷幕就此落下——我们会毫不讽刺地说它,就像在说一件尚未成熟、却散发着完全青春气息的造物,它恰如其分地,把一个个未成年的人物当作了它的主角,其中只有一个例外。

不管他们被怎样的火焰侵噬,不管他们的举止最终抵达怎样的黑暗,事实上,这些主角,尽管蔑视天底下的一切,仿佛属于伊丽莎白时代的剧场,但仍保留着不可化约的顽童的印记;而他们所历经的层层磨难,只能发生在一个如青春的白日梦呈现的那般,从各方面看都无拘无束的暑假。自由的时代,消遣的时代,从不够放纵。1930年,巴塔耶会解释这消遣的意义:“消遣乃人性之最强烈、当然也最可怕的需求”(《档案》,第2年,第4期,《镀镍脚》[Les Pieds Nickelés]。我们会在这篇文章里读到,儿童刊物《妙趣》[L’Epatant]用连环画讲述了这流行的三人组的不法功绩,他们有点像“墨西哥瓦尔哈拉的那些血迹斑斑、浑身欢笑的形象”)。但在这自由的时代,古老的禁忌被几个焦躁而不安分的年轻神灵有条不紊地打破了:叙述者和西蒙娜,还有他们的同伙,这三人不断地试着让其绝对闲暇的时光充满其难以平息的渴望所唤起的离经叛道之举;他们渴望脱离一切的法则,同时也脱离他们自己。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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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神

二月 20th, 2018

三岛由纪夫

最近我读到两篇绝佳的小说,因其无与伦比的鲜活读后感,我须在此为之写上一笔。

这两篇小说就是乔治·巴塔耶的作品集《圣神》里的《艾德瓦尔达夫人》和《我的母亲》。巴塔耶的日本读者一直苦恼于糟糕的翻译,而如今生田耕作的译本显然要出色得多。

现代西洋文学里我最关注的作家是乔治·巴塔耶、皮埃尔·克罗索夫斯基和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因为他们的作品里可以找到形而上学与凡俗肉体的一种生动、粗陋、无礼、直接的联系,这一直接的联系形成于十八世纪和二十世纪之间,绕道于十九世纪。他们的作品展示了一种反心理主义、反现实主义、情色抽象主义、直接象征主义的技法,以及隐藏在这一切背后的宇宙观,还有许多其他共通的特点。

巴塔耶的小说《艾德瓦尔达夫人》证明了上帝对人的显现,同时它也是一部极其淫荡的作品。叙述者在妓院“镜宫”里选了艾德瓦尔达夫人,一位自称为上帝的妓女。然后她披上一件黑色斗篷,遮着脸,裸着身,出门游荡,而叙述者就跟在她身后,目睹了她突然的发作,并帮她上了一辆出租车。在车里,坐到司机身上与之交欢的艾德瓦尔达夫人让他见识了真正上帝的显现。

若和《我的母亲》一起阅读,便会发现母亲的形象和艾德瓦尔达的形象有着重叠之处:一种污秽、乱伦的幻见侵犯了圣母的圣性。但在这些作品里,圣母并非侵犯的受动牺牲品,相反,她驱使并强迫别人进入一种充满恐怖、战栗和神迷的体验,诱导他们见证上帝。

但这里,我的目的并非展开一种关于巴塔耶的理论。在此有限的篇幅内,我有太多关于巴塔耶的话要说。

可以确定,巴塔耶很清楚情色体验中隐藏的圣性是言语不可能抵达的东西(这也是因为通过言语不可能重新体验任何东西),但他仍用言语将之表达出来。这是一种名为上帝的沉默的言语化。同样可以确定,小说家的最大野心只能于此体现。女人被选作上帝的代表,后者在小说中的显现得益于女人所具化的精神与肉体的根本一致,以及这样的认识,即被认为代表了女人至高德性的母亲和被认为代表了最污秽者的娼妓,诞生于肉体的同一部位。你会想起波德莱尔的话,他曾把上帝呼作娼妓的代表(《赤裸的心》)。

要用这些概念化的解释一板一眼地领会巴塔耶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为了阅读这篇小说(尤其是其翻译过来的文本!),有必要假定,留下的只是那些成功地突破了言语限制的部分。

巴塔耶在前言里写道:“倘若没有任何东西能超出我们、能以我们无力抵抗的方式超出我们,倘若没有任何东西是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去避免的,那我们就永远无法获得自身所竭力触及、同时又竭力拒斥的疯狂时刻。”

这“疯狂时刻”,不消说,就是怪异、可怖的上帝显现的时刻。

“在这些极度恐惧和极度快乐彼此契合的时刻,我们身上的存在仅仅以涌溢的方式存在……倘若我们不去凝视溢出了凝视之可能的东西、不去凝视难以凝视的东西,倘若我们不像在神迷状态中一样去享受那无法享受的东西……真理又意味着什么?”

巴塔耶的这个观念体现了一种十分典型的基督教思维方式:简单地说,当我们的存在保持其恰当的、平稳的形式时,上帝自身并不显现;惟当我们的存在超出了这个生命,在其背后留下了某种东西,就像广岛原子弹投下之际,石阶上印留的人影时,上帝才会显现自身。而他的独特性在于,他利用极度的“情色和痛苦”作为到达该目标的方法。

《艾德瓦尔达夫人》开篇简洁,它介绍了叙述者,一个典型的、色眯眯的醉鬼。“在厕所楼梯处看到了两个鬼祟女子”,叙述者陷入肉欲的苦恼,开始流连于酒馆,纵饮狂欢,直到日暮。这段引言只用了六行。

在接着的一段,故事急转直下。醉鬼遏制不住“如这黑夜一般赤身裸体”的渴望,当街拖下裤子,“将笔挺挺的生殖器握在手中”。

将要发生什么?突然间,世界的规则就随他的裤子一起塌落了。故事以惊人的速度将叙述者带到“镜宫”,把他引向那个妓女,艾德瓦尔达夫人。

把她从尽情乱醉和肆意挑逗的人群带到她房内并与之交欢的这段如冲上旋梯一般头晕目眩的描述富有真正法语的简洁。女人把一只腿高高抬起,用双手扒着大腿的皮肤,展示了她“红润而多毛,像一条恶心的章鱼一般充盈着生命力的‘破烂’”,然后宣称她自己就是上帝。所有这些描述,因其简洁,因其速度和密度,而显得优雅。优雅,就文学而言,只是个直挺的姿势的问题。(我饶有兴致地想起圆地文子对野坂昭如的《黄色大师》的批评,对后者的描述,她只用了“优雅”一词。)遵照“姑娘上楼”的仪式,艾德瓦尔达夫人从骚乱和猥亵中起身,显出一种近乎悲壮的威严和华丽,让人想起让·热内美化污秽的技法。这无疑是场“加冕典礼”。

现在,这部短篇小说意图成为上帝存在的一份可怕的简要证词。一种悬疑感被编入其整个结构,如同一部惊悚小说:上帝何时向人显现自身,上帝的存在何时得到证实?它被小心翼翼地构造起来,仿佛一场独幕剧。在第一幕,叙述者遇见艾德瓦尔达夫人,同她睡觉,而她光着身子披上黑色斗篷,突然出门了。叙述者追着她,还没有到达见证上帝的体验,虽然艾德瓦尔达自己承担了“上帝”的名字,但上帝存在的证明仍被遗漏了。

接着,叙述者看到艾德瓦尔达一袭黑衣,站在拱门下,“好似一个窟窿,简单而令人不安”。通过性的释放,他脱离了她,因此也摆脱了迷醉,认识到艾德瓦尔达如她自己宣称的那样就是上帝

然而,可以认为,这其实是一个理论化的上帝,一个笛卡尔式的上帝:他通过肉欲中觉醒的理智,通过悟性,而被人抵达。这,在某种意义上,乃这位独具匠心的小说家的诡计。而且,在这核心的场景里,作家让一个女人身着黑衣、头戴面具,从深夜无人的大都市里跑过,并创造了一种神秘的氛围,与之前的场景截然不同,仿佛邀请读者进入一座巨大的神庙。在这里,艾德瓦尔达突然发作,并暴露她洁白的裸体,在痉挛中蠕动,当着叙述者和读者的面,如黑暗中一道白色的裂口。

叙述者在注视。他怀着一种冷酷的焦虑,消磨着时光。而时光如沙漏里的沙子,在看的虚无中,让一个人自身之存在的本质,一点点地朝着一个对象转化。她自称为上帝,而叙述者也认出了上帝。大约在这时,上帝能被看到。他会何时显现呢?在这绝望和苦恼前,在艾德瓦尔达白皙的裸体前(这是绝望和苦恼的肉体表现),叙述者几乎触到了存在的充足和存在的过剩之间的裂缝,但不完全……

但……

“我的绝望带来了一种跳跃的可能。”

“在这完全无法停歇的运动中,油然升起了一种由狂热所带来的抽干一切的神迷。”

再次需要“神迷”!

叙述者由此从一种到目前为止近乎数学化的描述坠入一种错乱。他抛开言语,陷入挣扎:“我的写作是徒劳的。”这个评论道出了不可能性,道出了经由言语抵达的不可能性。它不是小说圆满的句号,而是构成了最后一幕里目睹上帝的情色体验的次要情节。

小说在最后一幕的出租车里迎来其真正的高潮。同出租车司机交欢的场景包含了十多行,从中可以瞥见人类存在的至暗深渊,同时也能看见那里浮现出了一个纯净、清澄的黄昏领域。在这里,巴塔耶展示了他身为一位小说家让人瞬间目眩的冲击力。

“上帝”一词不再被明确地使用。叙述者抵达了放任,甚至放弃了看,他坦承“对我而言我的苦痛和狂热无足轻重”。但上帝其实在那一刻显现了,并且可以确定,叙述者的确看到了上帝。

《艾德瓦尔达夫人》确是一部别样的小说。虽然和(比如)梅里美的《马铁奥·法尔哥尼》这样典型的古典短篇小说相比,它看似一部随意、涣散的作品,但细读之下,其内部还是隐含着一种严格的古典结构。令人钦佩的是,它那让人透不过气的强度正是从这样一种古典的构造中酝酿出来。

*

乔治·巴塔耶的《我的母亲》是一部中篇小说。相较于《艾德瓦尔达夫人》,它发生了彻底的改变,采用了法国古典心理小说的体裁。事实上,这仍是个纯粹的体裁,并且从《我的母亲》里可以发现,巴塔耶是位精通普通小说家的那些古典技法的写作者。虽然他能够轻易地将就运用这些技法,但他唯一感兴趣的问题,十分大胆,是瓦解为这些技法奠定基础的至深根据。结果,他成了一位对读者而言要求苛刻却值得一读的作家。

叙述者是“我”,一位刚刚丧父的十七岁少年。那是一九〇六年。“我”恨烂醉如泥、时常折磨母亲的父亲,甚至一度把踏入教堂视作对后者的反教权主义的反抗。但为了和母亲同居,“我”最终放弃了成为一位神甫的念头。少年崇拜他认为神圣的母亲。

在那之前,少年眼里的母亲一直是暴虐父亲的悲伤、无辜的牺牲品:父亲沉迷于酒色和赌博,而母亲则是个甜美动人的存在,将少年呼作“我英勇的情人”。直到那时,少年只渴望成为她完美的骑士。至此,这还是个普普通通的故事。几个美妙的段落组成了简洁的开篇,它们辞藻简约,但仍十分精致。

父亲还在世的时候,“我”就清楚哀愁动人的母亲有偷偷饮酒的癖好。但随着父亲的死,母亲的形象彻底变了。她出人意料地坦白,她甚至比父亲更坏:“她不怀好意地笑着,其中透露着巨大的失落。”

“我”的人生竟取决于父母的忧虑所“策划”的阴谋。“之后她会对我说出父亲曾经说过的那句话:‘你就怪我吧。’我父亲是这么期望的,他知道在我眼里母亲完美无缺,并且无论如何她必须保持这份完美。”

真相被逐渐揭示出来。最终母亲自杀了。这是她的遗言,也是她的意愿:“我希望,你爱我爱到死。我爱你直至死亡。但如果我要接受你的爱,你必须知道我是多么令人厌恶,你必须知道这一点并爱我。”

这个故事终结于一幕裸露着神圣精神的母子乱伦的场景,将倒错和疯狂推向了高潮。我只能留给读者去自行品鉴。但对我而言,这部作品当然成功地满足了近来任何一部日本小说都无法平息的一种渴念。

随着母亲真相的暴露,巴塔耶的写作也离开了此前一直维系的温和、节制的风格。仿佛为了证明这安定之家看似如此稳固的墙壁其实只是纸板做的,他拔出一把又一把锐利的刀片,发起过于野蛮的切割。

“我要看到你眼中的鄙夷和恐惧。”这是母亲身为一位母亲和一个女人所传达的最后愿望。诱人堕落就是让人洞悉真理,而她不得不成为她所信奉的那一真理的化身,而不是它的喉舌:简言之,她自己最终不得不成为“上帝”。这很可能就是巴塔耶小说的根本结构。我有时会在巴塔耶那里发现十八世纪理神论的残留。正是这样的残留使得母亲说出:“我只有在污秽堕落中才会感到自在。”

一种真诚的爱驱使她要让别人(还有她挚爱的儿子)获得见到上帝的体验。这样的爱是什么?她是萨福的门徒吗?

对于我们,小说的阅读是一种半感官、半智识的探究体验。期待与不安,“将要发生什么?”,以及解答“为什么?”“怎么办?”“谁?”等问题的希望,乃是任何一个,不论品性高低,专心阅读小说的读者的朴素的、基本的欲望。“教育小说”往往使用第一人称,因为第一人称最易于向读者交流情感。它不仅让读者认同主人公,而且通过激起读者的理性好奇心与求知欲,使他们在短短数日内就经历了主人公事实上是在漫漫岁月中形成教养的过程。

巴塔耶的小说与这样的观念背道而驰。他的小说可被称为堕落的教育小说,但两者的根本结构十分相似,即这部小说有意让“我”代表读者的天真探究欲、理性分析欲、自我意识、抒情性、性欲等等。而作为这些欲望的必然结果,小说的读者被迫面对真相。读者本不愿见到这个真相,但再也没法回避了。并且,只有经过这样的厌恶与恐惧,他才获得了见证上帝的体验。

那么“母亲”是什么?母亲是一个诱惑者,她把我们诱向上帝,甚至就是上帝本人。她很清楚,她是诱人走向最高理性的唯一道路:官能的道路。而这条路也必定通往错乱。她的“爱”充满残酷。她没有迷失自己,却把对方引向歧途,引向毁灭的边缘。她无情地鞭笞他们,严厉地要求他们最终发现自己的欲望,不论是肉体的欲望还是精神的欲望。

“你还不知道我所知道的东西。”临终之际,母亲告诉儿子的话,交缠着后者刚刚得知的堕落之真相,显然就是上帝的话。

由此看来,上帝是一个游手好闲者,是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的娼妇。而人,总被迫劳作,被迫努力,被迫受击倒地。任何一部试图描绘上帝的小说都不过是一个散发着微妙绝望的断片,其中还混合着爱以及智识在人(儿子)的愚谬面前流露的焦躁。上帝就像一匹河马,在热带的泥浆里纹丝不动:“你母亲只有在泥沼里才觉得安宁。”

巴塔耶冷酷地指出了人对上帝的否认。否认上帝的绝望叫喊其实“并不发自本心”。这“本心”就代表了巴塔耶所谓的“情色”的核心。毕竟多亏了他,连某个粗俗的维也纳精神分析家也无力探索的这道情色的深渊才向我们敞开。

然而,就像我之前说过的,巴塔耶绝未忽视把小说所必需的精致的“心理程序”编入这篇形而上的情色小说。的确,只有一位心理小说家会让母亲“心神不宁”,直到她让天真的儿子收拾父亲的书房,这样他会找到一叠淫秽照片;而预料到儿子的厌恶,她能够“将这令她几近癫狂的厌恶不断与他分享”。

直接的结果就是,柔情流溢似蜜;而爱,伴着共通的苦痛和甜美,一道涌起,从中将会诞生一种残酷。

为了慎重地准备小说以母子乱伦收场的最后一幕,作者有意揭示了母亲自杀的结局,并暗示她的死既是因为她对自己最终别无选择而只得诱使儿子来她床上感到自责,也是出于绝望:“我欲望的并不是母亲,她欲望的也不是我。”这不过是一种心理分析,一种让读者信服的程序。它作为一种心理描绘对一篇小说而言已经足够。然而,由于作者的野心并非展示一出单纯个人的心理悲剧,他刻意提前告诫了读者,而一旦读者确知了结局,巴塔耶就准备把读者推入母子在精神和智识上的乱伦,它终将比肉体的乱伦还要恐怖、还要官能、还要“堕落”。

母亲自己说:“精神快感远比肉体快感要来的肮脏和纯粹,这是唯一不会消散的快感。在我看来罪孽就如同精神散发出的黑色光芒,它令我头晕目眩、生不如死。堕落是在深处统治万物的精神绝症。”

对她,这个萨福的门徒来说,“男人”又是什么?

“男人永远不会占据她的思想,男人只能满足她独自燃烧的欲望,她欲望的是和她一道,一切生命所具有的无名而冷漠的静谧之美能以肮脏的方式被彻底摧毁。在欲望的国度中,柔情不占有任何位置:温柔的人将被从中驱逐,正如《福音书》所言:狂暴的人就得着了。狂暴就是母亲为我定下的命运,而她则是狂暴之母。”

小说《我的母亲》的最后告白是一段高度紧张的独白。但我不会在此加以引述,因为该独白的真正深意只对读完全篇者的情感述说。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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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构与批评

十二月 6th, 2017

罗兰·巴特

让我们说,我在此借用了一个机会,因为罗歇·拉波特(Roger Laporte)刚刚在弗拉马里翁(Flammarion)的“文本”(Textes)系列里出版了一部传统上被描述为批评的文集,里头的各篇文章涉及一位不同的作者,那些作者也不同于拉波特本人。文集名为《一个传记主题的十五个变奏》(Quinze variations sur un thème biographique)。我要用一句话——确切地讲是两句话,因为我有两个要表达的论证——说出,为什么这部极度清晰的作品是重要的。并且,让我顺便补充一下,存在着一种属于拉波特本人的清晰性:我会说拉波特的写作是一个清晰的发音。

那么,通常的观点是,批评家,文学批评家,是某个喜欢在他所讨论的作者身上看到他自己的人——他把自己投射到了那个作者身上,就像人们说的。他被认为同那个作者有特别的亲密关系,并且他自己不能写出优秀的原创作品,只能在别人所写的作品里找到他自己的回音。正如习以为常的观点认为的(文学自身也是如此),所有的评论最终是寄生的。拉波特质疑这样的批评观,我想,并不是为了大胆地炫耀某种独立性或原创性。而只是因为那样的观点本身就是错误的。批评家同作者的关系绝不是投射的,绝不是想象的。作者并不是“我”这个批评家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迷恋或爱恋的另一个人;作者不是一个影像。那么,他对批评家而言是什么呢?勒内·夏尔、阿尔托、卡夫卡、布朗肖和普鲁斯特对罗歇·拉波特而言是什么呢?很简单,一个欲望——写作的欲望。我引用了拉波特本人的话:“纯粹的阅读,不激发其他写作的阅读,对我来说,是某种无法理解的东西,并且很可能总已经存在着了。我只对那些能够让我想要写作的作品感兴趣——虽然那也充满了激情。”那么,这就是写作的回路:别人的写作吸引了我,既是一个模型,也是一种缺憾;我相反地,受到诱惑,不得满足。我想要从文学上对那样的写作行善——也就是说,补充它,替代它——我的写作之欲就在这个爱和现实的运动中形成。拉波特其实清楚地宣称——我再次引用了他的话——“阅读普鲁斯特、布朗肖、卡夫卡和阿尔托没有让我想要写那些作者,而是让我想要写作。”这说得不错:批评家似乎实践着一种及物形式的写作。他像我们及物地处理材料一样“处理”一位作者,但他生产的东西其实是一种不及物的写作——这样的写作是一个没有对象的动词。写下写作的欲望。换言之,他所写的作者是他的间接对象;作者提供了一个必要的迂回,使得批评家能够随意使用他的写作。当然,这并不妨碍批评家谈论一位作者,对批评家而言,作者并不是一个借口,而是,更为强烈地是——正如拉波特自己说的——欲望的一个中介物。如果对这样一个主体(在这里就是罗歇·拉波特本人)而言,生命——他的生命——最终被完全地、根本地,我会说,被结构性地束缚在写作的欲望里,那么,我们就会明白,这个欲望——这个欲望的冒险——所遭遇的事情开始逐渐地形成了这个主体的真正传记;因此,他所谓的批评文章其实就是一个传记(biographique)主题——我会说,一个几乎情色(erotographique)的主题——的变奏。

和文学批评家有关的另一偏见,把他们从真正作者的万神殿当中,根本地排除了出去。只有圣驳夫(Sainte-Beuve)在文学课本里为人称颂,最终,未来的写作者总被要求选择成为一个小说家还是成为一个批评家:成为了小说家,他会是一个彻底的作家,但如果成了批评家,他就是荣耀家族的一个可怜的亲戚,一个纯粹的历史编纂者了。相反,罗歇·拉波特温和又坚定地认为,在他所是的这个写作主体身上——他用欲望把自己变成了这个主体——虚构和批评、文学作品和文章是同一活动的副本;它们处在一个重迭的状态里。当一个人阅读虚构的作品时,他可以悟到批评的文章,重新建构它,认出它。反之(这至少是我愿意给拉波特的正确论题补充的证明),在纯粹批评的作品的纬纱上,我们被召唤着发觉一部虚构之作的丝线——并且,如果可能的话,为之感到喜悦。正是在这一刻,可以说,小说似乎从我们活跃的文化中历史地消失了,文学类型之间的古典区分似乎黯然褪色,并被某种崭新的东西——我们可简单地称之为文本——所取代;正是在这一刻,罗歇·拉波特告诉我们:“在我们每个人所写的东西里,试着把写作变成虚构,写作是虚构的本源,它的吸引。”因为罗歇·拉波特的文章具有和他的自由文本完全一样的语气,一样的发音,一样的典雅,还有,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一样的严谨——简言之,从文学上说,一样的写作——所以,我们明白,在其引人注目的作品里,所写的一切都是为了超越自身并去掉自身的名字,这样,剩下的一切就是谜一般的东西,既温柔,又抽象,既默默无名,又无法效仿,既遥远,又顺畅:这,充满矛盾地,就是罗歇·拉波特之写作的全部实体,而我们称之为一个声音。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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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的画室

十一月 16th, 2017

阿甘本

艺术家及其画室,这个主题似乎没有引起古人太大的兴趣,直到十六世纪末才开始真正地进入西方绘画。但该题材的第一批代表作(例如,波士顿美术馆收藏的伦勃朗的小画)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画室得到了完美的收拾,空荡荡的,和随便一个房间没什么区别。

在克斯廷(Kersting)1811年描绘工作状态的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的画中仍是如此:画室只是一个朴实无名的房间,没有任何活动的物质痕迹,只是小桌上放了三个玻璃瓶。地上或墙边都没有摆着什么画,地板上没有任何颜料斑点,角落里也没有遗忘了的工具。

相反,任何一个人进入当代画家的画室,就多多少少知道了一切都承担着正在进行或已经完成的工作的痕迹,甚至最不起眼的细节里都保留着工作的残余和指示。仿佛画家为了生产画作而不得不完成的所有姿势都被铭刻进了空间,就像在一个活的档案里。出于这个原因,至少是对那些懂得观看的人而言,没有什么比拜访艺术家的一间画室更有教益的了。我们眼前得到了艰辛而无名的生产进程的忠实图像,它把潜能引向实现,把天赋引向作品,把作画(pictura pingens)引向画作(pictura picta)。每个人都像一位精明的侦探,通过仔细观察桌面上分散的剩菜——法国人所谓的桌上残羹——就能在细节中重建用餐的过程。画室保存着创造的分分秒秒。

所以,崇拜完成之作和完美形式的古人们不喜欢展示艺术的厨房就不怎么奇怪了。相反,现代人,从浪漫派到达达,都把创造过程对于作品的无上权力理论化了,只要有可能,他们就暴露这一创造的物质条件,并喜欢在其画室里表现自己。进入蒂蒂娜(Titina Maselli)画室的人很快就注意到,在这里,画室和居所的分界线是难以察觉的。确实,人们甚至不能在其专有的意义上谈论一间画室。它,根据情况,和客厅或饭厅重合。看着墙上挂着或地上摆着的一些画布,我们才意识到自己进入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场所。1988年卡夫里戈亚展览目录开头的一张照片展示了罗马画室中的艺术家。蒂蒂娜坐在一张巨大的白色手扶椅上,正在打电话:除了这地方的熟人外,没有人会想到这是间画室。如同古代画家,蒂蒂娜没有画室,也不展示创造过程的印迹。从中,这位如此现代的画家找回了一种古典的傲慢,一种最终了无痕迹的姿势。

可一旦我们的目光投向一张画布,一切都变了。人们常说蒂蒂娜的绘画是张力的场域,其中,每一个点,每一条线,每一块色斑,都倾向于捕捉一种运动。

“对于现象的展开所耗的时间,须懂得呈现其动态的力量。显现通过运动突然发生。”人们在画家的一则狂热的笔记里读到这段话。批评家往往对蒂蒂娜的激烈图像学留下深刻印象,后者再现了以摩天大楼为基底正在比赛的足球运动员或拳击手,或再现了一列列全速穿梭的地铁。我不认为强调这些图像的写实性或抽象性有什么意义,更不用说其关于都市生活的隐喻本质了。如果这些竞技者是某种东西的寓意,那么,它会是绘画的潜能本身,而蒂蒂娜试图从中捕获的运动就是那种把绘画从潜能引向实现的运动,是那种从巨林(sylva ingens)里提取形式并将之全部纳入潜能的姿态。

让-路易·舍费尔(Jean-Louis Schefer)已理性地强调了蒂蒂娜绘画中各式各样的意指层面的准地层学式的共存。在我看来,我认为其绘画是潜能与实现之间关系在作品中的一种小心翼翼的地层学记录,是对画作中作画之在场的一种卓越追忆,是对实现中创造之潜能的非凡回想。亚里士多德曾给出过一个运动的定义,让哲学家们思索至今:“运动,”他写道,“是一种潜能作为潜能的实现。”这意味着,运动是潜能和实现的一种混合体,是一种虚拟物的现实存在。蒂蒂娜的绘画就是这一定义的完美说明。尤其是如果人们记得,所讨论的运动就是“绘—画”的运动。艺术创造并不是,根据通常的想象,从创造之潜能到实现之作品的不可撤销的转化:它不如说是潜能在实现中的保存,是一种如其所是地给出的潜能的实存,是天赋在作品中的生命,几乎就是舞蹈。在这个意义上,其粗粝的城市风光,其燃烧的都会场景,就是蒂蒂娜缺席的画室,是一个创造过程的同时视觉化。在这里,在这些颤动的表面,艺术家最终找到了其画室,就在那房子里,就在其画室中。画室里的艺术家:想象的蒂蒂娜式美术馆的理想标题应如是响起。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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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神

十月 17th, 2017

博纳富瓦

我们,随同石匠,立于秋日薄暮的最高之平台。突然,“它”从沟壑中升起,喷涌而过,如被唤向东方——振翅群集,身影繁密,半透半明,飞旋涡动,群影之中复有千万重。怎样的静寂,直到夜幕落下!劳作已歇,无鸟歌唱,无虫翁鸣,我们眼望这一个个巨轮膨胀又收缩,间或厚重得黯淡了太阳。

时而会有一位旅人猛然抓住护栏或我们尚亮的袖子;我们告诉自己,它的心在跳动,我们愿优雅锻造的古老面容闪耀在无限小中,在三重冕下。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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