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即死亡

十月 16th, 2017

拉库-拉巴特

纪念萨拉

“生即死,而死亦是一种生。”

——荷尔德林,《在迷人的蓝光里……》[1]

有一些原始场景——至少——自弗洛伊德以来,这已被人所知或承认。它们是模体:通过一种回抛的效应,被回忆,被重制,被重构,如果不是被简单地发明——就这样,被加工,它们透露或支配了一种命运,个体的或集体的命运。一个生命,如同一个文明,就是对这些开端性质的,或者更确切地说,不可追忆的场景的重复——严格意义上的反应——如果我们让“不可追忆的”这个修饰语说出了它应说出的东西:它们先于记忆本身,它们其实是记忆本身最为确切的可能性。一切生存——生存的事实——都是对那个按定义没有记忆的东西的记忆:出生。

场景的这一机制,有史以来最古老的机制,早已得到了神话学家和民族学家的证明:这是对那些被视为生存原型或行为开创者的神话图式或序列的援引。但不要忘了,古典的、古代的或现代的整个道德——从普鲁塔克到蒙田或尼采——都是基于对典范(“杰出人物”)的沉思;而基督教伦理,依照“圣徒传”,最终可被概括为《效仿基督》。众所周知,上帝之死的预言家把他的自传题名为《瞧这个人》。

所以,假定这个现象就是文学本身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点也不荒谬。文学的起源,同样,可以说是不可追忆的。然而,差别在于,文学对自身的维持是通过一段比出生的不可能之记忆还要不可能的记忆,虽然这是完全相反的记忆:死亡的记忆。

这就是阿尔托——在我看来,典型地——证明了的事情。当然是那个在老鸽巢剧院发表演说的阿尔托。

两个“原始场景”很有可能主宰了西方。还有西方的文学。或作为文学的西方。

荷马诗歌——永久地——安置了这两个场景。愤怒的场景(阿喀琉斯,《伊利亚特》),以及字面意义上,经历的场景:穿越一场危难的场景——正如人们知道的,它是一个航海的术语(尤利西斯,《奥德赛》)。西方是易于愤怒的,追求冒险的,富有经历的,甚至当它进入基督教时代,当《圣经》中上帝(先知)的愤怒对着希腊神话发出咆哮时,也是如此。或者,当精神的命运,它视之为其命运——如果不是命运之神本身——被称为荒野的历程,以及回归:回归自身,回归家(伊萨卡就是一个应许之地)时。或者:激情,死亡和复活。“有危险的地方,也有拯救生长”[2],荷尔德林如是说,他在康德身上看到了“(其)民族的摩西”[3]。但黑格尔,还有谢林,将哲学(西方思想),自其最遥远的起源起,定义为“意识的奥德赛”,他们本可以赞成相同的判断。然而,他们都继承了路德的这个知识:“上帝本人死了。”我会回过头来谈论这个。

愤怒的场景和正义有关,因此和审判有关:根据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末世论(它不一定是“弥赛亚主义”),就是最后审判。阿尔托,在他挑选的殉道者(典型的证人)——梵高,“被社会自杀的人”——的祈唤下,再度上演了这个场景。这(根本不是偶然地)叫做:《为了同上帝的审判决裂》。不要误会:存在着审判,但这是为了同审判决裂。对“最后审判”的最后审判,“目的王国”的终结。阿尔托在抗议,如同阿喀琉斯(或约伯),他寻求救济。这是试图在激烈和反叛——“神圣的愤怒”——中,实现神学-形而上学的劫掠,灵魂的盗窃。如此的愤怒可与尼采的愤怒相比,尼采同样痛苦,同样悲情。但也许更加艰难。最终恳求停止剥夺和夺占。尼采狂喜;阿尔托忍受殉难。他的问题绝不是:我是谁?甚至不是:我还活着吗?(这些终究是幼稚的、自恋的问题。)他的问题是:为何我被迫存在?为何我被逼疯(借用他自己的一个表述)?这是关于死亡——出生——的问题。

尤利西斯的经历,不是简单的航海;甚至也不是不屈不饶的回归。其高潮是穿越死亡,是落入冥府——由此是一个对所有伟大的(西方)文学来说不可避免的主题:从维吉尔和卢坎,到但丁或乔伊斯,再到布洛赫。这插曲,在技术上,被称为“招魂”(nékuia):英雄向死者迈出脚步——正如布朗肖说的,“彼处的步伐”(pas au-delà)——他跨过“这受蔑谤的浅溪,死亡”(这是马拉美的话):冥河,阿刻戎河。他返回。但他返回是为了不从他的返回中恢复。为此,他说话(他讲述),他写作:他知道他死了,这就是知识(科学)本身。俄耳普斯的神话没有别的意味,它是诗歌,也就是,艺术之起源的神话。

(不要以为这里说的只是为文学或哲学的反复思索而保留的抽象化。历史本身就服从这些场景:1940年的戴高乐是一种愤怒,1981年的密特朗则是向死者的下坠。象征秩序没有出现裂痕。)

这基本的回想只是基于对阿尔托为1947年1月13日的老鸽巢剧院演讲所准备的手记的阅读。在阿尔托临场创作的三份手记里——如果我们可以相信保尔·戴文楠(Paule Thévenin)提供的抄本——有一份手记写到,两千年前,阿尔托被钉死在了各各他。阿尔托就是基督:“上帝本人死了。”这无疑是一种“谵妄”。“治疗”阿尔托的医生,费尔迪埃尔,就这么跟他讲。我引用如下:

——(窃窃私语)阿尔托先生,您知道人们是怎么称呼谵妄的吗,就是一个人符合某个伟大的历史人物的个体特征,从而以为自己就是那个人物?

——你疯了啊,蠢货医生,你从哪里听说我把自己当作耶稣基督了?我就干脆告诉你吧,我再说一次,我,安托南·阿尔托,五十岁,记得各各他。我记得那个地方,正如我记得,1943年2月,罗德兹疯人院,在接受违背我意愿的电击治疗后,我死了。

——要是您死了,您就不会在这儿了。

——我是死了,真地死了,我的死是有医学证明的。然后我作为一个从彼岸归来的人回来了。

而我同样记得那个彼岸。

场景被绝对地搭建好了:这是最古老的场景,最久远的场景。阿尔托这样评论它(他未作任何判断,可以说,只是低语:“不怒喊”,他说):

正是第三次电击导致了我的死亡。

我在电击下艰难地入睡,我记得自己惊惶地辗转了不知多少时间,像是有一只苍蝇在我的喉咙里,然后我觉得我炸裂了,从我自己的遗体上蹦出,但没法把我自己和我的身体完全分开。

我飘浮在空气里,如一只被俘虏的气球,纳闷路在何方,而我的身体又是否会跟我上路(……)

我在那里挣扎,突然来了一声咔嚓,我又落回地上,我在房间里醒来,还是电击打倒我的地方。

我后来得知,费尔迪埃尔医生以为我死了,就叫两个护士把我的身体送到太平间去,而那一刻醒来恰好救了我的命。

阿尔托再度上演了整个场景。事实上,他就这样再度上演了所有的场景。也就是:所有的死亡。蒙田的死亡,他从马背上摔下(《随笔》,II,6,“论身体力行”);卢梭的死亡,他复述过这件事(《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梦》,II);夏多布里昂的死亡(《墓畔回忆录》);兰波的死亡(《地狱一季》);马拉美的死亡,他宣称“毁灭就是我的至福”并对好友卡扎利吐露“现在,我可以说我彻底死了”。还有多少其他的死亡,直至布朗肖的《我死亡的瞬间》。死亡的不可能之经历是文学的授权,没有一位关心文学之本质的作家不是从一开始就死了的。不然他还有什么重要的要说呢?

写作就是说一个人如何死了。这就是思想本身,它毫不惊讶地发现“我存在”这个事实不过是要被“我不复存在”的事实所打乱。死亡就如同思想的绝对命令,文学的绝对命令。黑格尔把这样的必然性变成了一个体系,但阿尔托在最极端的痛苦中大声说出了它,这就叫诗歌。

[1] 参见荷尔德林,《浪游者》,林克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235。——译注

[2] 出自荷尔德林的《帕特默斯》。参见《浪游者》,同前,133。——译注

[3] 出自荷尔德林1799年1月1日致兄弟的信:“康德是我们民族的摩西,他领导人民走出埃及的颓败,进入自由而孤独的思辨的荒漠中,他从神圣的山巅为他们带来生机勃勃的法规。”参见《荷尔德林文集》,戴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410。——译注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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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丑闻,但

十月 6th, 2017

福柯

这本书(《伊甸,伊甸,伊甸》),您很清楚,会比《五十万士兵之墓》更不容易被人接受。它缺乏您的第一部小说得以被人理解的那种战争的噪音。人们希望战争只是一段题外话,一个破碎的世界;在此情况下,人们容许所有的极端都在那儿相汇。我寻思《五十万士兵之墓》的通过是否受惠于一种歪曲的戏剧化;有人说:这是阿尔及利亚,是占领,而这是整个军队的踏步,以及奴役的无限喧哗。有人说:这是我们身负罪恶的时代,是我们承认自己,我们因此清白的时代,而赤裸之躯上的这些打击,这些伤口,远不是一幅道德的影像,它们适用于政治的纯粹符号。在战争的巨大托辞的庇护下,您向我们讲述的东西变得像远方的歌声一样轻盈。您的三重《伊甸》采用了相同的话语,但也在调节的界限下面,拉开了可能最微小的距离。人们再也看不到、再也想象不到您在何处说话,而这些句子、这股鲜血又从哪里涌向我们:绝对切近的迷雾。

不管看似如何,《五十万士兵之墓》在编年史之外:当人们试图把一个日期刻入其中时,它已经遭到了误解。《伊甸,伊甸,伊甸》(按定义)在地点之外;但我想,虽然人们会试着还原它,从中找出一个产地:但这是身体(身体,在昨天的思想中,是用来拯救主体、自我、灵魂的“唯物主义”的华丽辞藻)。正是在身体这儿,您的文本靠近了我们:表面,炸裂,敞开——伤口,衣着,翻转的和颠倒的皮肤,白色的和红色的液体,“外部的永恒泉流”。

在我的印象里,您在书中再次回到了人们长久以来就知道的性态(sexualité)上,但对这样的性态,人们唯恐避之不及,以便更好地保护主体的至上地位,保持个体的统一和“性”的抽象:某种像“性”一样的东西并不在身体的界限上,它也不再是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的交流手段,它甚至不是个体根本的或原始的欲望,而是在欲望之前早就有了的进程之结构;个体,不过是其不稳定的、暂时的、转瞬即逝的一个延伸;它,说到底,只是一个苍白的形式,在某些时刻,从一个顽固的、反复的巨大根基中涌现。个体,就是性态匆忙收回的伪足。如果我们想要知道我们知道的东西,我们就必须抛弃我们对我们的个体性、对我们的自我、对我们的主体地位的想象。在您的文本里,个体和性态之间的种种关系也许第一次坚决地、毫不含糊地被颠覆了;不再是人物出于各种因素、结构、人称代词的缘故而遭到抹除,而是性态从个体的另一面经过并且不再“屈从”了。

从这一点看,您已被迫去除了那些让《五十万士兵之墓》显得易于接近的东西;您不得不让所有的形式和所有的身体爆炸,让性态的庞大机器加速运转,让它在时间的直线上反复不已。我相信(我会说:我希望,但涉及另一个东西时会过于轻易),您下定决心提出异议……会有丑闻,但那是另一回事。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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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死亡的瞬间

十月 6th, 2017

布朗肖

我记得一个年轻人——一个尚且年轻的人——被死亡本身——或许还有不公的谬误——阻止了死。

盟军已成功地踏足法兰西的土地。德国人,已经溃败,带着一种无用的凶猛徒劳地抵抗。

在一幢大房子里(人们管它叫城堡),有人相当畏怯地敲门。我知道年轻人来为访客开门:他们无疑在求助。

这一次,一声吼叫:“所有人出来。”

一个纳粹副官,操着可耻地标准的法语,让最年长的人先出来,然后是两个年轻女人。

“出来,出来。”这一次,他在吼。然而,年轻人没有试图逃走,而是缓缓前进,几乎像个僧人。副官摇了摇他,给他展示弹壳、子弹,明显有过战斗,土地是一片战地。

副官在一种奇怪的语言里哽住,而把弹壳、子弹、一枚手雷放在那个不再年轻的人(人老得快)的鼻子下,他清楚地喊道:“这就是你们的下场。”

纳粹让他的手下站成一排,准备,根据规则,击中人靶。年轻人说:“至少让我家人进去。”于是:姑母(94岁),他更年轻的母亲,他的姐姐和嫂子,一列缓慢的长队,沉默着,仿佛一切已然完成。

我知道——我知道吗——德国人只等最后一声令下、已经瞄准的那个人,那时体会到一阵极度轻盈的感觉,一种至福(但毫无幸福可言),——至尊的喜悦?死亡与死亡的相遇?

在他的位置上,我不会试着分析这轻盈的感觉。他或许突然变得不可战胜了。死亡——不朽。或许迷狂。不如说是对受难的人类流露的怜悯之情,是为自己既非不朽也非永恒而感到的幸福。从此,一种秘密的友谊就把他和死亡联系在了一起。

在那一瞬间,唐突地返回世界,邻近的一场战斗发出巨大的噪音。马基游击队的同志们想要帮助那个他们知道身陷险境的人。副官动身去查看。德国人保持队序,准备就这样一直一动不动,让时间停止。

但这时其中一人靠近并用沉稳的声音说:“我们,不是德国人,是苏联人”,并笑了笑:“瓦拉索夫军队”,然后对他做了个走人的手势。

我想他走开了,仍怀着轻盈的感觉,直到进了远处的林子,名叫“欧石南林”,在那里,他一直藏身于他很了解的树丛。在密林里,突然,过了不知多久,他恢复了现实感。四处,火光冲天,一阵阵持续的大火,所有农场都在燃烧。随后,他得知,三个年轻人,农夫的儿子们,与一切战斗毫无关系,只是因为他们的年轻,被杀死了。

甚至肿胀的马,在路上,在田里,也证实了一场持久的战争。事实上,过去了多少时间?当副官回来并意识到年轻的城堡主不见了时,为什么怒气、狂暴,没有促使他烧掉(静止庄严的)城堡呢?因为那是城堡。门面上刻着1807的日期,像是一个不可磨灭的记忆。他有足够的学识知道这是耶拿的著名年份吗:那时拿破仑,骑着他的灰色小马,从黑格尔的窗下经过,后者从他身上认出了“世界精神”,就像他写给一位朋友的那样?谎言与真相,因为,正如黑格尔对另一位朋友写道,法国人掠夺并洗劫了他的住所。但黑格尔知道如何区分经验与本质。在1944那一年,纳粹副官对城堡怀有一种敬意或尊重,这是农场激发不了的。然而,四处都被搜查了一遍。一些钱被拿走了;在一个独立的房间,“顶房”里,副官找到了一些纸和一叠厚厚的手稿——也许包含了战争计划。他最终离开了。一切都在燃烧,除了城堡。领主逃过一劫。

那时对年轻人来说无疑开始了不公的折磨。不再有迷狂;他觉得自己活着只是因为,甚至在苏联人眼里,他也属于一个高贵的阶级。

这就是,战争:对一些人是生命,对其他人,则是谋杀的残忍。

然而,在枪声只差响起的时刻,留下了我不知该如何表述的轻盈感觉:摆脱生命?无限敞开?既非幸福,也非不幸。同样不是恐惧的缺席,或许还有已经迈出的脚步。我知道,我想象这不可分析的感觉改变了生存为他留下的东西。仿佛他身外的死亡从此只能和他体内的死亡相撞。“我活着。不,你死了。”

 

后来,回到巴黎,他遇见马尔罗。后者告诉他,他曾被俘(但没被认出)并顺利逃脱,途中弄丢了份手稿。“这只是对艺术的反思,容易重构,而手稿就没那么容易。”随同波朗,他做了些调查,但仍旧徒劳。

不管怎样。留下的只是死亡本身所是的轻盈感觉,或者,更确切地说,从此一直悬而未决的我死亡的瞬间。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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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

九月 6th, 2017

巴塔耶

对我而言,在这个世界上,似乎没有什么逃避了我们的思想。我们移动:各个事物进入我们的目光。目光遥不可及之处,我们估测一片无边的疆域,诸世界在那里得到安置,为一种缓慢的摄影所揭示。

无边的?但我们已让这所谓的无边进入了我们的尺度,我们甚至按我们的尺度缩小那看似超出尺度的东西。

只有死亡逃避了一种意图无所不包的精神的努力。

但死亡,人们会说,在世界之外。死亡在界限之外。它因此必然逃避一种如果不加限制,就无所考量的思想之方法的严格。

如果人们愿意这样。

我手里拿着一本奢华的画册,其文本配有许多彩色插图。

以“我们活在其中的世界”(The World we live in)为题,《生活》(Life)杂志(它在美国发行了四百万册)在1954年发表了一组文章,这些文章又在1955年的画册里汇集起来。(今天发行的法文版题为Le Monde où nous vivons。)

地球的诞生,海洋和大陆的形成,动物和人对地球疆域的占据,或地球所穿越的星空,产生了一系列迷人的图像。摄影无法抵达的东西,素描已把它描画。手中的这本画册,生命所呈现的东西,人之精神的形成向这一精神揭示的东西,在其可以把握的整体中向我的眼睛敞开。对于我们,“我们活在其中的世界”,就它产生了人而言,是人所起源的世界,而一种清晰的再现,使这个世界符合人之精神的尺度。人,的确,不拥有世界。他至少拥有靠近他的东西,而他对离他最近的东西施加的统治,在科学所发现的空间中,以一般的形式给出了在家的感受。

但我现在想提出一个问题。

我们活在其中的世界(le monde où nous vivons),难道不同时是“我们死在其中的世界”(le monde où nous mourons)吗?“我们死在其中的世界”(The world we die in)也可以充当美国杂志的标题。

或许吧。

然而,有一个困难。

“我们死在其中的世界”无论如何不是我们所拥有的东西。其实,在“我们活在其中的世界”里,死亡是逃避占有的东西,意即,我们把它还原为恐惧,没有任何要占有它的欲望,我们试图对它施加一种统治,最终却承认它逃脱了。

各个时代的仪式和宗教实践努力在人之精神的领域里进入死亡。

但我们在死亡的迷恋中维持这些仪式和实践。为之着迷的精神能够想象死亡成为了它的王国:在那王国里,死亡会被克服。死亡仍然留在了我们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在那里,最终,逃避之物,因为科学,不再对我们完全地隐藏起来。我们死在其中的世界不是“我们活在其中的世界”。我们死在其中的世界对立于我们活在其中的世界,正如不可通达之物对立于可以通达之物。

我向孩童展示《我们活在其中的世界》。他立刻抓住这些图像,它们是可以直接通达的。我向最为反思的精神提出《最后之人》(Dernier homme)的阅读,它能够向精神打开“我们死在其中的世界”;把这本小书读了两三遍之后,它才隐约地预感到,有必要恢复一种它一开始无法进入的艰难的阅读。无疑,这样的阅读会通过一种难以置信的超越的力量,对它有所强制,但一段耐心的时间过后,不可把握之死亡的一个方面才向它敞开,并在给出自身的同时再次逃离:再一次,其固有的思想有可能让它逃避其根本的要求,逃避思想一开始在它身上安置的一切。

我谈到了《最后之人》的阅读所呈现的种种困难。之前的一些句子会表明它涉及哲学。然而,《最后之人》外在于哲学。

首先,正如其书名页所指示的,它是一篇记述(récit)。

这篇记述介绍了一些人物,把他们置于一个确定的情境当中,它走向了一种消解。我会进一步描述这些人物以及他们面对的东西。但我要马上指出那个不把任何哲学性赋予《最后之人》的最为深刻的原因:这本书其实不是一场劳作(travail)。哲学是一场劳作,在那里,作者,着眼于一个目的,放弃了其前行的疯狂自由。只有文学是一场游戏(jeu),它一次次抛出骰子,以便获得一个不可预见的数字……

现在,我将陈述记述的材料。我至少会说出那对我呈现的东西(它们,或许,部分地远离了以作品为出路的思想,但在我看来,如此的远离不是为了让迂回变得不可能)。

三个人物,以其各自的方式,接近了死亡。其中的一个,“最后之人”,先于其他两个人接近:他的整个生命或许就是其体内的死亡的功能。并非他本人拥有一种确定的关注,而是说,叙述者看着他在死,他对叙述者而言就是他身上存在的这个死亡的一道反射。正是在他身上,叙述者得以凝视和沉思死亡。

如此的沉思从未被完全地给出。“最后之人”的证词没有真正地接近死亡,惟当它们自身进入“我们死在其中的世界”时,它们才预感到了它们最终之所是。但那时,它们消解了:这个在它们当中说话的“我”逃离了它们。

凝视死(mourir)的人处在了他向死亡(mort)敞开的凝视之中:这是因为他已不再是他,他已是“我们”,他已被死亡所消解。但这个位于死亡之中的“我们”不能被明显地置于这个孤立的、不可领会的、熟悉却令人恐怖的死亡面前,凝视死亡的时候,人只有一边躲避恐怖的在场,一边凝视,如果不调转那道病弱的目光,人就无法凝视(拉罗什福科:“太阳或死亡无法被人直视”);事实上,这个“我们”不能源自“我”的一个总和、一个系列;只要这里所说的死亡不再是我们恐惧地认识到的东西,而是“最后之人”所归属的“普遍的死亡”,对这个“我们”的直面就有可能。一个死了,但在死着的时候把他的在场赋予了死亡的人,至少,一个因为偏离生命的翻来覆去而死了的人,一个死了并因此被“我们死在其中的世界”所吸收(在那里,缺席诚然继承了在场,但其实,我们只把在场赋予“我们活在其中的世界”)的人,一个死了并把一切献给其死亡所是之消失的人,不会有什么证人,如果这些证人没有——通过哪怕一丝的不安——分担死亡所是的普遍之消失(但这普遍的消失,最终,难道不是普遍的显现吗?)

在他那并不做作但令人惶惑的语言中,莫里斯·布朗肖“明确表达”了这“最后之人”的偏爱,他第一个进入了“普遍的死亡”:“从他这些偏爱,我相信每个人都感觉是另一个人遭到锁定,但这另一个亦非任意是谁,而总是最接近的那个,仿佛他根本无法观看,除非他稍微望向别处,选定那个摸得到、触得到而事实上至此亦被认为存在之人。也许他总在您身上选定了另一人。也许,借此选择,他进而做出另一个人,人人最冀望的无非是受到这眼神的看顾。但他却可能从不看顾您,只看顾着您身旁的些许空无。此一空无,一日,曾是一位与我结交的年轻女子”(第18页)。我着重标出了我想要强调的话(此前的话要求读者,如果它们应向读者敞开的话,进一步探入这本书的深处——显然是所有书中最深的一本)。

正是这样的空无,“您身旁的些许空无”——但这一公式,在《最后之人》里,从来只有一种可疑的、临时的价值,而我努力引入其中的那一提要本身在我看来也只有一种可疑的价值——无论如何正是这样的空无,更改了生命固有的布置,宣告了记述的人物进入“我们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似乎,没有这样的空无,叙述者一日曾是的“我”就不会是“一个谁?”,独自一人,“无穷无尽的谁?”(第16页)。而“我”也不会被遗忘所取代,遗忘正是远远地构成了“我们死在其中的世界”的“我们”的原则。

一种晦暗的亲近在根本上把记述的各个人物结合起来。我们得到了“最后之人”的特定面貌、特定反应和特定活动。我们得到了其说话或咳嗽的声调,其在过道里走路的步调。他和这个叙述者、这个年轻女子住在同一栋建筑里,他们结合了一种相互吸引的关系。关于这栋“中央大建筑”(第55页),关于记述的这个地点,我们几乎一无所知:我们听见有人谈到电梯,谈到无止境的白色走廊,如同一家医院。疾病就像这房子的众多住户的联系,那儿有厨房,有一个可以打雪仗的庭院,还有一个游戏室,像是娱乐场里的那种。但,这些可以把握的现实,在那里是为了消失。仿佛消失,作为这本书所暗示的事件———哪怕它们,轮流地,逃避了清晰化的认知———为了发生,为了“到场”,需要消失的对象显现。不然,我们会过早地得到消失的根本方面。我们会过早地知道,这个事件,乃是事件的一种缺席。

年轻女子特别地逃离了其临近的消失。在她身旁,我们恢复了正常。“她所在之处,一切都是明亮的,呈现出一种透明的光彩,而且,当然,这光彩远远地扩散至她身之外。走出房间,依然是如此安静的明亮。走廊不至于在脚步下碎裂,墙壁仍旧坚实且白,活着的人不死,死者不复活,稍远之处亦同,也还是一样明亮,可能没那么安静,或是相反地具有一种更为深沉、更为广延的宁静,其差异无法感知。同样无法感知的,即是举步前行时那道影之帷幕,穿透着光线,却已有可疑的不规则处,某些地方在黑暗中现出皱褶,既无人之热度亦不可亲近,反观咫尺一旁且熠熠闪耀着欢悦的灿阳光面”(第55-56页)。纵然不可把握的空无已决定了“最后之人”的“偏好”,“年轻女子”事实上仍旧身处空无。或至少,她只有通过这“无法感知”的滑移才与生命分离,从“坚实且白的墙壁”所封闭的空间,走向这道“影之帷幕”,走向这道死亡的帷幕,在那里,被她称为“老师”的人自身也不知不觉地消失了。但只要空无是其存身之所,她在死者边上的在场就保持着死亡之消失的特点:若身旁没有什么东西继续出现,谁还能消失呢?

年轻女子是一场双重运动的所在。

她突然在光下出现。这光照着一个正在流逝的现实,后者无论如何不再真实。叙述者呼唤他所碰触并拥抱的这个女子。“我可以感受到,有那令人绝望的什么就含藏在令她跳出我碰触她的那一晚那一瞬之外的倏然恐怖里。我每每回想,总一再于我内中得见这股激情的奇巧风貌,那印象是欢悦的。我感觉就要再次抓住她,就要拥抱她的散乱,感受她的泪水,还有她做梦的躯体已不像是个形影,而是翻覆于啜泣之中的内心私密”(第80页)。

这泪水中现实的光彩恰好散发于空无之上。而透过泪水的现实,空无,蔓延着的遗忘,一下子就变得可以把握了。空无什么也不是,遗忘什么也不是:如果啜泣先于空无,如果啜泣先于遗忘,那么,空无,遗忘,就是啜泣的缺席。那曾令人着迷,如今更令人着迷或更加奇怪地令人着迷的东西,在这个地方消失:这就是正在形成并呈现的消失本身,它不断壮大,乃至于让人神迷并让为之神迷者变得渺小。

然而,探寻者在这双重的运动中迷失了其所遗漏之物,不再属于“我们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了,那里他从不缺乏自身肯定的可能性,说出“我”的可能性。他进入了“我们死在其中的世界”,那里“我”沉没,只剩下一个任何东西都无法加以化约的“我们”。“我”死了,被死亡所驱赶、所围捕,终将落入一阵沉默,坠入一片其承受不住的空无。但作为沉默的同谋,空无的帮凶,它被一个迷失了一切的世界所控。

当他抵达这个不可把握的世界,也就是消失的世界时,叙述者仍体会到一种感觉。再一次,他把这一感觉归于他自己,但没什么用,因为消失已吸收了他,或者,他已没入他的消失。“巨大的幸福之感,我无法将之排除;它是这些日子的永恒辐照,从最初的时刻就已开始,且让这时刻仍旧持续,永久持续。我们待在一块。我们活着,转向我们自身,如同面对一座晕人头地从一宇界拔高至另一宇界的山岭。永不停息,没有限制,一股永远更加沉醉而且更加沉静的醉意。‘我们’:这一词永受显耀,无穷高升,穿行于我们之间如一阴影,寓居眼皮之下如那永远明视一切之目光”(第94页)。

在这里,我们应停留于死亡的这一惊人的蕴意,它坚持那种把它和苦难分开的可能性。

记述的年轻女子让人听叙述者说出那在其运动中面对死亡的东西。

“‘死亡,我想我是可以的,但受苦,不,我做不到。’‘您害怕受苦?’她微微一颤。‘我不怕,只是做不到,我做不到。’当下我只从这个回答看到一股合理的忧惧之情,但也许她想传达的完全是另一个意思,也许这一刻她表达出了那无法承受的苦痛所呈现的真实,又也许她由此泄漏了她最为私密的其中一个想法:会不会她也是死去很久了呢——她周遭已有那么多人离去——如果,为了死去,不需穿越过那层层叠叠厚重的非致命痛苦,如果她并不害怕自己将永远迷失在那阴暗至极的痛苦空间中无从觅得出路”(第74-75页)。

一个事变——“当她死时”(第82页)——在第一部分的结尾告知,年轻女子的死亡实则继承了临近的空无。

叙述者本人无法谈论她的死亡,但,在这一部分终止之时,他谈起了“窄窄的走道上开着一扇又一扇的门,日夜流淌着同样的光,没有影子,没有景象,而且就像医院里的走道,无止境的低语碎响流涌不息”,并补充道:“我从中走过,感受着它那平静、深沉、淡漠的生命,了解到这里对我而言便是未来,且除了这洁白的孤独外,我将别无其他景致,而我的林木将在这儿生长。这儿将绵延出田野的广大窸窣,海洋,云朵变幻的天空,这儿,在这隧道里,我的邂逅以及我的欲望之永恒”(第83-84页)。

几句话过后,便开始了第二部分,也就是最后一部分,在那里,记述走上了一个崇高的进程。我用这个词,并无任何赞美的价值(在我看来,莫里斯·布朗肖的小书超出了、超越了一切赞美),而是在如下的确切意义上:这个缓慢的进程不再停止其向巅峰的攀升。

我已尽力,用一种提要的形式,给出了篇幅最长的第一部分的内容。至于第二部分,我不再试图这么做。我已用某种方式概述了第一部分,我担心给人留下一种捏造的感觉。然而,我已在概述的过程中表露了那无法概述的东西:唯有如此,唯有因其蜿蜒曲折而迷途,我们才真正地进入这本书。唯有错误地留下一个有可能不会迷失于其中的印象,我们才能够在那里找回正途。我说的话也许和作者的思想相差不远,并有可能成为走向该思想的一个引导,但思想并不允许自身被人抓住:它甚至挣脱了靠近它的人。概述所产生的捏造之表象从不符合其运动。从一头到另一头,就像在一场洪水中,慢慢加速的句子逃避了那种只能严格地用来指示其走向的提要:它们始终被一股支配它们的力量所驱动,那力量也支配着写下它们的人。力量因此受到克制。若没有一种平静超乎世外,至少是超乎“我们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之外,就不会有书。但这股力量带着一种如写书者一般的耐心将自身强加于那个有精力阅读它的人。受此力量激发者无法对之提出异议。他进入了“我们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进入了普遍之消失的这个世界,在那里,没有什么只是为了消失而显现,在那里,一切显现。

我从第二部分引述了这段话,它或许阐明了这个“我们”的意义,只有“我们”所环抱的那些人无限地消失了才会开启的一种意义:

“压靠着你,静止的思想,那于我们内中反映自所有人的一切就此成形、闪耀并消逝。我们因此拥有那最大的世界。因此,在我们每个人内中,所有人都在那无尽的镜照中被反射着,而从我们被投射出的辐光般的亲密里,人人回神转醒,被那仅是全体之反光所启明。而关于我们每个人只是那宇宙之反射这样一个思想,这个对于我们之轻盈的响应让我们沉醉于这样一种轻盈,使得我们永远更轻,比我们更轻,在那镜光闪烁之球体——其从表面到那独一的星火是我们自身恒久的往来——的无尽中”(第103-104页)。

如果我们从哲学的意义上理解这段话,我们就会让自己留在原地,围着词语的确切价值打转。但,我说过,《最后之人》所传达的思想没有什么哲学性。它无法在一个严格的链条中找到其位置。这样的思想拥有一种严格性(这是最大的严格性),但这种严格性并不以根基和结构的形式呈现。这样的思想不会成为阴郁顽固的哲学家通过转离一个终将坍塌的命运而搭建起来的脆弱不堪的建筑的根基。人的思想无法完全地投入劳作,它没法让自己担负一个使命,去证明那些被思想的持续进程揭示为虚假的东西。思想寻求其无法预见之物的显现,其预先从中脱离之物的显现。思想的游戏要求一种力量,一种严格,相比于建构所要求的力量和严格,它们给人留下了一种松弛的印象。空中的杂技演员要比脚不离地的瓦匠遵从更为精密的规则。瓦匠在生产,但在不可能性的极限处:杂技演员立刻松开了他已抓住的东西。他停止了。停止是他所否认的界限,如果他有力量去停止。停止意味着呼吸缺失,而回应思想之努力的那一思想正是我们所等候的思想,如果呼吸,最终,并未缺失。

“我们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里,一切都安排好了,一切都在安顿,在建构。但我们属于“我们死在其中的世界”。

在那里,一切悬而未决,在那里,一切更加真实,但我们只有通过死亡之窗才到了那里。

在死亡中,可预感到某种东西,它按照那些串连着稳定关系的静止固体的虚幻稳固性,还原了生命。但我们应让死亡脱离那由难以言表的痛苦所打开并被恶臭所封闭的阴森队列。我们应进入死亡所是的辐照之永恒:普遍的死亡是永恒的。《最后之人》揭示了一个我们只在眩晕的运动中抵达的世界。但这书本身就是运动,在那里,我们失去了一切根基,拥有,如果可以的话,看见一切的力量。

《最后之人》是难以谈论的,因为这本书逃避了绝大多数人想要停留在上面的那些界限。但同意阅读它的人发觉自己不禁要在一本书中把思想献给一个使之摆脱这些界限的运动。前提是敢于冒险。直面危险的勇气不只是对作者提出的要求:读者逃避了不可避免的考验吗?阅读说到底要求直面这个世界——以及我们在那里所过之生存——意味着的东西,直面它们意味着的东西,直面它们的无意义(只有通过疲劳,我们才与之分离)。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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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肖之死

七月 6th, 2017

让-吕克·南希

对于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同样适合发出一种不仅仅是献给作家和思想家的敬意。这敬意转向了那使两者得以可能的东西,它给它们献上了其存在,它赋予了自身一个双重的使命:离开其位置,并把其力量赠予书写的操练或思想的劳作。

这,我们可以说,就是布朗肖那个人。但这并不因此就是我们想要的那个人,那个人,我们想要立刻仔细地查看其隐藏的、“私人的”面孔,其独一又脆弱、大胆又微不足道的人性。这不是我们的好奇心会喜欢的那个太人性的(或超人的)人。这个人把他的生命撤入了一种只找得到极少之典范的审慎,他也让他身上那能够自行地构成一个目的和一种绝对的人性,逃避了注意,人类学神学的人本主义的人性(正如他几乎写过了)。

这不是为了在其位置上树立思想家的庄严形象,也不是为了确立作家的自命不凡的姿态。把分析引入这个方向无疑是可能的,至少是诱人的,但最终,仍有必要跨越这一领域。有必要如此,因为目的或终点本身已如此地隐退,以至于它决不允许通过崇拜那顽固地幽居的生命来辩证化。

任何未来的荣耀都无法实现这样的翻转。在隐退中死着,布朗肖已在死亡中延长了其生命的隐退。他守护着简朴,而不再把它戏剧化,但也没有什么在其线的单纯性上(在其“生命之线”上)或在那由此邻近贫苦和无名的东西上让步。“形象”的这一消散能够拥有一切动力并被一切可想象的情感所穿越:这,恰恰,不是去想象。

这是要考虑一个事实,即布朗肖在其死亡(mort)中已经并且正在为我们紧紧地持守这个(mourir),这个词在他那里定义了书写和思想的无作之劳作:“死”,片刻不息地穿越可意指的意义的界限,同样让有限打破了界限,而不因此再度居有它。澄清人类学神学的人本主义是为了让它所命名的东西有朝一日听到“呼喊的人本主义”(呼喊,或者,确切地说,喃喃低语)。我们正试着再次聆听布朗肖在喃喃低语中发出的呼喊。

作家,思想家,既不持有什么权力,也不承担什么重要性,除非是在我们发出又打乱了的这声呼喊的转瞬即逝的指示中。但恰恰是我们,恰恰是我们所有人,不管是不是作家,在我们的日常生命里,呼喊着它,低语着它。这些生命被隐撤进了全然的神显,它们是平凡的——它们在双重的意义上共通(communes)。它们不是“意味深长的”,但它们也不是“毫无意义的”。每个人,唯一的人,以及所有的人,一起抑扬地发出这喃喃低语的呼喊。这是生命的呼喊,也是死亡的呼喊,这是总在抉择的生死的呼喊,这是一切抉择的界限和一切被假定之主体的界限,但也是那偶然地逃离了主体的东西的开始,我们所谓的欲望、梦幻或思想的开始。

今天,难道不是有必要重新思考它吗?这是布朗肖对我们的要求。但至少我们应该承认,布朗肖之死,已不止是和布朗肖所说的死亡相符相合了:一个人的死亡和这个人关于死亡的思考彼此嫁接了,它们是对彼此慷慨的。最终,既非死亡,亦非生命,而是意义的一束渺小黯淡的光芒:一片白(blanc)。

布朗肖写道:“如果你能够像一个确定其中心的圆一样封闭你自己,那么,你,作为一个自我,会同意把这个自我当作可疑的、虚构的,并因此无论如何更加必要的吗?那么,或许,在书写的时候,你会同意把这个符合遗忘的早早得出却姗姗来迟的结论,当作书写的秘密:他人在我的位置上,在这个作为我唯一身份的无人占据的位置上,书写;正是这让死亡一瞬间显得欢乐、偶然。”(《无尽的谈话》,第458页)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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