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有丑闻,但

十月 6th, 2017

福柯

这本书(《伊甸,伊甸,伊甸》),您很清楚,会比《五十万士兵之墓》更不容易被人接受。它缺乏您的第一部小说得以被人理解的那种战争的噪音。人们希望战争只是一段题外话,一个破碎的世界;在此情况下,人们容许所有的极端都在那儿相汇。我寻思《五十万士兵之墓》的通过是否受惠于一种歪曲的戏剧化;有人说:这是阿尔及利亚,是占领,而这是整个军队的踏步,以及奴役的无限喧哗。有人说:这是我们身负罪恶的时代,是我们承认自己,我们因此清白的时代,而赤裸之躯上的这些打击,这些伤口,远不是一幅道德的影像,它们适用于政治的纯粹符号。在战争的巨大托辞的庇护下,您向我们讲述的东西变得像远方的歌声一样轻盈。您的三重《伊甸》采用了相同的话语,但也在调节的界限下面,拉开了可能最微小的距离。人们再也看不到、再也想象不到您在何处说话,而这些句子、这股鲜血又从哪里涌向我们:绝对切近的迷雾。

不管看似如何,《五十万士兵之墓》在编年史之外:当人们试图把一个日期刻入其中时,它已经遭到了误解。《伊甸,伊甸,伊甸》(按定义)在地点之外;但我想,虽然人们会试着还原它,从中找出一个产地:但这是身体(身体,在昨天的思想中,是用来拯救主体、自我、灵魂的“唯物主义”的华丽辞藻)。正是在身体这儿,您的文本靠近了我们:表面,炸裂,敞开——伤口,衣着,翻转的和颠倒的皮肤,白色的和红色的液体,“外部的永恒泉流”。

在我的印象里,您在书中再次回到了人们长久以来就知道的性态(sexualité)上,但对这样的性态,人们唯恐避之不及,以便更好地保护主体的至上地位,保持个体的统一和“性”的抽象:某种像“性”一样的东西并不在身体的界限上,它也不再是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的交流手段,它甚至不是个体根本的或原始的欲望,而是在欲望之前早就有了的进程之结构;个体,不过是其不稳定的、暂时的、转瞬即逝的一个延伸;它,说到底,只是一个苍白的形式,在某些时刻,从一个顽固的、反复的巨大根基中涌现。个体,就是性态匆忙收回的伪足。如果我们想要知道我们知道的东西,我们就必须抛弃我们对我们的个体性、对我们的自我、对我们的主体地位的想象。在您的文本里,个体和性态之间的种种关系也许第一次坚决地、毫不含糊地被颠覆了;不再是人物出于各种因素、结构、人称代词的缘故而遭到抹除,而是性态从个体的另一面经过并且不再“屈从”了。

从这一点看,您已被迫去除了那些让《五十万士兵之墓》显得易于接近的东西;您不得不让所有的形式和所有的身体爆炸,让性态的庞大机器加速运转,让它在时间的直线上反复不已。我相信(我会说:我希望,但涉及另一个东西时会过于轻易),您下定决心提出异议……会有丑闻,但那是另一回事。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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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肖之死

七月 6th, 2017

让-吕克·南希

对于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同样适合发出一种不仅仅是献给作家和思想家的敬意。这敬意转向了那使两者得以可能的东西,它给它们献上了其存在,它赋予了自身一个双重的使命:离开其位置,并把其力量赠予书写的操练或思想的劳作。

这,我们可以说,就是布朗肖那个人。但这并不因此就是我们想要的那个人,那个人,我们想要立刻仔细地查看其隐藏的、“私人的”面孔,其独一又脆弱、大胆又微不足道的人性。这不是我们的好奇心会喜欢的那个太人性的(或超人的)人。这个人把他的生命撤入了一种只找得到极少之典范的审慎,他也让他身上那能够自行地构成一个目的和一种绝对的人性,逃避了注意,人类学神学的人本主义的人性(正如他几乎写过了)。

这不是为了在其位置上树立思想家的庄严形象,也不是为了确立作家的自命不凡的姿态。把分析引入这个方向无疑是可能的,至少是诱人的,但最终,仍有必要跨越这一领域。有必要如此,因为目的或终点本身已如此地隐退,以至于它决不允许通过崇拜那顽固地幽居的生命来辩证化。

任何未来的荣耀都无法实现这样的翻转。在隐退中死着,布朗肖已在死亡中延长了其生命的隐退。他守护着简朴,而不再把它戏剧化,但也没有什么在其线的单纯性上(在其“生命之线”上)或在那由此邻近贫苦和无名的东西上让步。“形象”的这一消散能够拥有一切动力并被一切可想象的情感所穿越:这,恰恰,不是去想象。

这是要考虑一个事实,即布朗肖在其死亡(mort)中已经并且正在为我们紧紧地持守这个(mourir),这个词在他那里定义了书写和思想的无作之劳作:“死”,片刻不息地穿越可意指的意义的界限,同样让有限打破了界限,而不因此再度居有它。澄清人类学神学的人本主义是为了让它所命名的东西有朝一日听到“呼喊的人本主义”(呼喊,或者,确切地说,喃喃低语)。我们正试着再次聆听布朗肖在喃喃低语中发出的呼喊。

作家,思想家,既不持有什么权力,也不承担什么重要性,除非是在我们发出又打乱了的这声呼喊的转瞬即逝的指示中。但恰恰是我们,恰恰是我们所有人,不管是不是作家,在我们的日常生命里,呼喊着它,低语着它。这些生命被隐撤进了全然的神显,它们是平凡的——它们在双重的意义上共通(communes)。它们不是“意味深长的”,但它们也不是“毫无意义的”。每个人,唯一的人,以及所有的人,一起抑扬地发出这喃喃低语的呼喊。这是生命的呼喊,也是死亡的呼喊,这是总在抉择的生死的呼喊,这是一切抉择的界限和一切被假定之主体的界限,但也是那偶然地逃离了主体的东西的开始,我们所谓的欲望、梦幻或思想的开始。

今天,难道不是有必要重新思考它吗?这是布朗肖对我们的要求。但至少我们应该承认,布朗肖之死,已不止是和布朗肖所说的死亡相符相合了:一个人的死亡和这个人关于死亡的思考彼此嫁接了,它们是对彼此慷慨的。最终,既非死亡,亦非生命,而是意义的一束渺小黯淡的光芒:一片白(blanc)。

布朗肖写道:“如果你能够像一个确定其中心的圆一样封闭你自己,那么,你,作为一个自我,会同意把这个自我当作可疑的、虚构的,并因此无论如何更加必要的吗?那么,或许,在书写的时候,你会同意把这个符合遗忘的早早得出却姗姗来迟的结论,当作书写的秘密:他人在我的位置上,在这个作为我唯一身份的无人占据的位置上,书写;正是这让死亡一瞬间显得欢乐、偶然。”(《无尽的谈话》,第458页)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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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盗

六月 6th, 2017

瓦尔泽

一个漂亮的女人爱上了一个强盗。她富有,常办聚会。而他,据说住在一间小房子里。

她穿平跟船鞋和高跟鞋,她对他颇有好感,因为他胆大,以一敌百。多有趣的一段恋情。

她有一个笼子住满了狮子和老虎,还有一个浴盆装满了蛇。他有什么?他的良心负着无数的罪。但至少他不无聊。这就够了。

他的大衣破破烂烂,一点没错;而她无论到哪都时髦得难以置信。

他们有时在山里见面,有时在火车站相会。他把他的所有赃物换成银行汇票交给了她。

他偶尔拜访她,而那个情况下,他会身穿一套无可挑剔的西装。他的举止一直彬彬有礼。

他读司汤达,她读尼采。这里没法进行解释,哪怕一年到头总有人在要求。

她不允许亲密的举动。他们的关系始终是柏拉图式的,一点不假,因为不然的话他早就没心思干他的事业了。

他是一个拿破仑!而她呢?或许是一个凯瑟琳大帝?一点不像。

她是一家食品杂货店的店主,已有三个孩子了,而我们的强盗是一个正派讲理的年轻人,他爱上了这个小女人,不时地来她店里,与她闲聊。

狮子和老虎,擦得光亮的短靴,眼花缭乱的聚会,无可挑剔的西装,以一敌百的场面,充满牺牲精神的关系,口哨,暗号,蓬乱的头发,这些全是幻象。

这一切的创造者现在看了一眼时钟,心想是时候从书桌前起来,出去散会步了。

(1921年10月的日记)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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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 6th, 2017

布朗肖

亲爱的女士:

请原谅我以一封信的形式答复您。您在您的信中邀请我为一本美国大学(耶鲁)杂志的“文学和伦理问题”专辑写一篇文章,我读着您的信,感到恐惧,近乎绝望。“再一次,再一次”,我对我自己说。并非我假装自己已经穷尽了一个不可穷尽的主题,而是相反的,我确定这样一个主题回到了我身上,因为它无法应对。就连“文学”一词也突然对我变得陌异起来。

文学怎么了?文学“和”伦理之间的这个“和”怎么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阿多诺在一本论其导师和友人阿本·贝尔格(Alban Berg)的书中告诉我们,舒曼曾有一天谈到他对音乐的恐惧。[1]同样地,阿本·贝尔格(记得海顿的题为“告别”的,虽然或许简单的交响乐)试图通过音乐为音乐的消失赋形。而我记得一个论文学的文本,它说文学具有一个清楚的命运,那就是走向消失。那么,为什么还要谈论文学?如果一个人把它和伦理的问题联系起来,那是要提醒我们:书写的必要性(它的伦理)无非是它借以徒劳地召唤消失的无限之运动吗?

荷尔德林已经写道:

为何你竟唱如此短曲?莫非你不如从前
爱好颂歌?在豆蔻年华,
在充满希望的日子里,
你每每放割喉,不知何时休![2]

再一次,马拉美。

在一篇老旧的文本(一封出于狂放的自觉而写下的信)中,他把爱伦·坡的观点变成他自己的话[3]:“哲学、伦理和形而上学的任何剩余都不会显透出来;我补充道,它必须被包含并潜藏起来。”(但马拉美不是在这里恢复了伦理吗?它隐藏着,保留了它的权利。)“避免某种正在建造的现实,停留在这自发的、有魔力的建筑周围,并不暗示着强有力的微妙算计的一种缺失,但一个人并不知道它们,它们自己刻意让自己变得神秘。”文学的本质就是只在有意溜走的法则或结构中获得自由。

但马拉美随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肯定,我们察觉到这肯定的美,但这肯定也挑战他刚刚说过的东西。词语总是不可及:“歌声从先天的源头中涌现,那源头先于一个观念,如此纯粹,以至于它在外部反射了一千个意象的节奏。”

一种对先在性(antériorité)的迷恋。我们发现它有许多的形式:“先在的天空,美在那里绽放如花”(Au ciel antérieur où fleurit la Beauté)[4]以及别处(《海洛狄亚德》):“先在的,从不闪烁的/星子的晶莹钻石。”(Par le diamant pur de quelque etoile, mais / Anterieure, qui ne sçintilla jamais)[5]

那么,“显然”的事情难道不是:首要的东西,不就是伦理(道德的要求)吗?我们会不禁这么说,如果我们同样不得不说,对马拉美而言,“首要”是不充分,不合适的:先于首要之物,并且,在这里,我们陷入了一个无尽的运动。因此,在说出“歌声从先天的源头中涌现,那源头先于一个观念”后,马拉美返回来为自己设定界限:“诗歌的理智支架”与其说在于词语的组织(韵律或节奏),不如说在于孤立它们的空间。“对创作而言,重大的沉默和诗篇一样美妙。”

我希望,一个人会明白,如果我谈论矛盾,那是为了更好地体验它们的必要性。从源头处的纯粹涌现。无论如何还有只通过溜走来行动的算计。或构成自身,因此构成作品和技巧的理智支架(空间,空白,沉默)。无论如何要在它的综合中包含本能、纯粹生命、贞洁的照亮一切的闪电。先天的,为自身设定法则的;先于一切的原则,纯粹的生命,贞洁。无矛盾的矛盾:它不是辩证法的问题。

为了结结巴巴地回答你关于书写和伦理的问题,我将补充:自由地,在他者面前,做一个仆人。

这一切,一个谜?是的,荷尔德林的诗句已经唤起的一个谜:

清纯所起源者是一个谜。
撼动一切的深渊,白日的到来。

请再次原谅我如此突然地结束这封信,仿佛除了道歉就没有什么要说的了,但这也没有为一个人自己开脱。

[1] 我质疑这一引述。舒曼当然忍受着音乐的一种过度并因此在某些沮丧或得意的时刻说:“太多的音乐。”

[2] 荷尔德林,《短曲》,见《荷尔德林诗选》,顾正祥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1页。

[3] 引自《关于书的写作》(Éditions de l’éclat)。

[4] 马拉美,《窗》,参见《马拉美诗全集》,葛雷、梁栋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12页。

[5] 参见《马拉美诗全集》,第35页。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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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触摸我

四月 7th, 2017

基尼亚尔

读者要清楚地明白我采取的视角——我所说的一切都是谎言。一切神话都是纯粹的欺骗。相比于原始之物中心的未知,一切图像都是幻觉。我如此紧张地注视我周遭的空间,只是因为我正持续热切地寻找着某个失落了的东西。

*

上帝死了。他被钉上十字架并被埋葬。抹大拉的玛丽亚惊讶地看着空荡荡的坟墓,而某个她尚未见过的人,某个在她旁边的人,正开始对她说话。

“妇人,你为什么哭?”(Mulier quid ploras?)

但玛丽亚没有认出对她说话的人就是她来墓地寻找的人。

于是,一度死了的神重复了他的问题。她转向了他。她想:这是看园人。她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

但拿撒勒的耶稣说:“玛丽亚!”(Maria !)

听见自己的名字被人呼唤,抹大拉的玛丽亚恍然大悟。她不由自主地用希伯来语喊道:“夫子!”(Rabboni!)

曾经的娼妇冲向这复活的男性身体,但拿撒勒的耶稣在那一刻命令她:“不要触摸我。”(Noli me tangere.)

*

柯勒乔的《不要触摸我》是安尼巴莱·卡拉奇最喜欢的画。后者童年时在博洛尼亚见过它。因为当安尼巴莱是一个孩子时,柯勒乔的画就在博洛尼亚。柯勒乔的《不要触摸我》也是司汤达最喜欢的画。司汤达把《帕尔马修道院》中克莱莉娅的角色建立在看的禁忌之上。他在身边留着一张版画,也就是这幅图像的拙劣复制品。在提香的画中,抹大拉的玛丽亚不仅试图去看,不仅用双眼去接近,还伸出了她的手。耶稣被迫用右手借裹尸布挡住他的性器。在丢勒的版画里,抹大拉的玛丽亚视线中正是被钉上十字架的“看园人”被刺穿了的手。在布龙齐诺描绘的场景里,耶稣的性器像抹大拉的玛丽亚的乳头一样勃起。

*

在《旧约》前五卷里,罗得的女儿们揭开了诺亚的儿子们盖上的东西。在《新约》中,上帝对身为女子的抹大拉的玛丽亚说:“不要触摸我。”而对身为男人的使徒多马,他则说:“触摸我。”

*

如果原始场景指涉了身为果实的人绝不会见到的种子的播种,那么,它就不断地在心灵中催生新的图像。它不断地把自身生产为戏剧。这——深不可测的——起源之点,迎着一切忠实的期盼,幻变出它的奇观。但不仅如此,这奇观,每个个体所特有的一种无意识的幼年幻想的产物,在每个人身上不由自主,虽具有不可避免的欺骗性并调动了父母的裸体,却厌弃那个其心灵被它所穿越的人。

不得不说,这种图像的亏空就是反圣像的来源。

服饰,装饰,抽象艺术,身体绘画,划痕和衣物都利用了这种图像亏空。这“场景之场景的缺席”。

雕塑也是如此。如果我们活生生的身体是起初姿势的非知,那么,它无论如何是勃起的证据。只有一种人性的姿态——为了勃起而直立。直挺挺的站姿源于性的勃起。

就它缺乏图像而言,失落的场景摧毁了一切图像。它在一切欲望中向一切梦想提供了一个被它抹掉的图像。用希腊的话说,梦的透视法永远是“反圣像的”。它在一个并且是同一个运动里是“圣像破坏的”和“圣像制作的”。当这样的焦虑走到尽头的时候,场景就摧毁了兄弟般的、人猿同形同性的(动物的)面孔并代之以(人类的)面容(非形象的形象)。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形成了唯一不可定形的物种。在人类的中心,有一种对人类相似性的仇恨,因为我们在我们的特征中担负了对人猿同形同性的耀眼记忆。

不要看我!

不要触摸我!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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